去年初夏的一天，区委宣传部吕晓慧部长告诉我，永嘉路曾住有一户人家，父亲李珩，著名天文学家，也是新中国诞生后上海市的第一任天文台台长。母亲罗玉君，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他们虽已去世多年，但家中留有许多私人藏书、个人著作及不少手稿。女儿李晓玉，一位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老人，但仍在太原路上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是《中国药理学报（英文版）》常务副主编。《中国药理学报（英文版）》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也是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之一。吕部长想请我抽空去一下和老人见见面，如果李老师愿意捐献这些书籍，可考虑一下如何处置比较合适。吕部长明确表示希望我也参与进来帮助推进这项工作。

　　几天以后，我约了区委宣传部、区文管办，还有区图书馆的几位人员一起来到太原路上的上海药物研究所。

　　进入研究所大院，李老师的办公室是在院内北面一幢两层楼建筑的二楼内，80多岁高龄的李老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她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在交谈中，她告诉我们，因为年纪大了，所里非常照顾她，现在是半天上班半天休息，主要工作是负责《中国药理学报（英文版）》的编辑工作。陪同李老师接待我们的是大唐电信旗下联芯科技有限公司的任慧女士，就是任女士向吕部长介绍了李老师和她父母亲的情况。

　　坐下后，我把我们一行向李老师一一做了介绍，李老师似乎对我很熟悉，她猜想我应该是她母亲的学生，因为她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我写过她父母亲的文章。李老师说：“不是学生，不会了解的这么详细。”当我告诉她我不是她母亲的学生时，她哦了一声，显得有点失望。我说：“前几年在进行全区文物普查工作时，我们是从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了解到您父母的情况，也查阅到了许多相关的刊物和资料，对您父母我们有了一点了解。您父母人格高尚、学识渊博和奉献社会的精神以及在自己的领域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一切都使我们深受感动。”交谈中，李老师也非常自豪地介绍了她自己的父母双亲。

　　李老师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尤其是记忆力超强。她回忆说，母亲罗玉君（1907—1987），是四川岳池人。法国文学翻译家，法国名著《红与黑》的翻译者。1927年，母亲在上海私立大厦大学毕业后考入法国巴黎大学文学系。在法留学期间，母亲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雨果、巴尔扎克等法国文豪的文学名著。在巴黎，母亲邂逅了自己在重庆念书时期就非常敬仰的老师李珩，也就是自己的父亲。异国他乡，即是师生又是同乡，碰巧相遇倍感亲切。当时父亲也在法国巴黎学习数学、天文，并取得了天文学博士学位。自此以后，两人你来我往，交往十分密切。从相识到相爱，几年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父亲与母亲结为伉俪。随后，她也在巴黎出生。

　　交谈中，我也引用了她母亲去世后有一篇纪念文章中的一个小故事，其中讲到他父母住在永嘉路上时，有次老朋友来访，大家谈到年轻时代的生活，李珩告诉朋友说：“罗玉君年青时长的可苗条呢，我们谈恋爱时，她是出名的美人哪！”罗玉君也调侃李珩说：“那时在法国，逢周日我去看望他。同住的几个留学生知道我来了，总是手忙脚乱的把房门先关起来，要等好一会才开门迎客。原来是把他们几个人到处堆放的脏衣服、臭袜子塞到床底下去。”老夫妇俩之间的幽默、善意和心灵的交融，常常使屋内充满着欢声笑语。

　　随后，话题一转，李老师回忆起了她的父亲，她说，父亲李珩(1898—1989年)，也是出生在四川，成都人，天文学家。父亲从小聪明好学，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祖父是商人，本想让父亲继承衣钵，专攻商业，但父亲却选择了自己非常感兴趣的数学和物理。无奈中父亲只能改变自己的想法，让他到城里念书。当时，天文学是个冷门学科，国内所有的大学都还没有天文学专业，而数学和物理是天文学的基础，父亲只得采取过渡的办法，先考数理系。1918年，父亲进入华西大学数学系，获得了学士学位。1925年，父亲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公费留学资格，赴法国巴黎求学。在巴黎，拿到硕士学位后，父亲即在巴黎大学天文台及里昂天文台任实习研究员。1933年，他拿到理科博士学位后开始在里昂天文台正式工作。

　　这一年，母亲也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博士中的一员。还是在这一年，父母亲放弃了法国优越的生活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带着幼小的我毅然返回自己的国家，他们立志要用自己的知识为自己祖国服务。回国后，父母亲都在山东大学教书，母亲在中文系教学，成为该系最年轻的女教授。之后又在四川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学系、省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授，主讲外国文学。父亲在山东大学教书的同时还兼任山东青岛观象台的研究员。

　　李老师继续回忆说，1948年，父亲受国民党政府委派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天文学。当时正值全国解放前夕，解放军势如破竹，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大陆之前，精心策划、动员知名学者和教授迁居台湾，父亲当时也在被胁迫名单之内。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学也重金聘请父亲留美任教。也恰恰在此时刻，我们全家迁居美国的手续也正在申请办理之中。但当父亲从报纸上得知北京、南京和上海相继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父亲对劝他留在美国的朋友说：“我为什么不回去呢？新中国需要我，我的知识可以在祖国建设中发挥作用。而在美国，我的工作只是为别人锦上添花。”当时，父亲返回祖国的信念十分坚定。

　　随后的李珩、罗玉君夫妇的情况，我在收集资料撰写他们的文章时，也了解到了不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和佘山观象台，并归属于中国科学院。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亲自向李珩发出邀请，1951年初，李珩全家迁到了上海。李珩担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并先后担任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和佘山观象台的负责人。当年交通不便，佘山为上海郊区，离上海的路程虽仅有40多里，然而却必须从上海坐车到松江，再坐上小船，船夫摇上半天才能到佘山，再徒步上山，用在路上的时间就需要大半天。李珩周一离家，周六沿原路返回，周复一周，转眼就是十年。1962年，上海市天文台成立，李珩被中科院任命为第一任台长，同时还兼任了中国天文学会的副理事长和上海分会的理事长。

　　我们在相关资料中还了解到，在历任的台长中，他是出版论文和著作最多的一位。李珩曾主编《宇宙》、《天文学报》等刊物；著有《造文变星统计研究》、《天文简史》、《宇宙体系论》、《理论力学纲要》等著作；尤其是翻译，更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翻译的《大众天文学》，这部百万字的书籍是世界天文科普巨著，先后被十多个国家翻译并且出版，中译本分3册出版，是我国最近数十年来内容最全、篇幅最大、插图最多的经典性科普图书。此外，李珩还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科普文章，这些文章深深影响着中国几代莘莘学子，激励着青少年天文爱好者的步步成长。

　　当年，罗玉君到上海后是被安排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在此期间，罗玉君也是中国作家协会及翻译家协会会员，同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世纪的法国文学，曾经伴随着中国的几代读书人，罗玉君在法国文学翻译成中文书籍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以擅长翻译心理分析见长的作品，翻译的法国名著多达二十多部，其中不少译本多次被选入大学教材，诸如都德的《阿里女郎》、聂芳的《母爱与妻爱》、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海上劳工》、大仲马的《红屋骑士》、莫泊桑的《我们的心》以及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的《魔沼》和《安吉堡的磨工》等世界名著。当时，社会上曾掀起一股看名著的热浪，无论是年长读者，还是青年朋友，他们手捧名著，交谈体会，引用内容，真是欲罢而不能。

　　罗玉君翻译法国文学名著的中译本笔调从容流畅、遣词精确优美，读者在喜爱之余，也牢牢记住了翻译者的名字。翻译界在评论司汤达《红与黑》译本时说：“她的译文不仅保留了原作人物的语言个性，而且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鲜明节奏。此书的翻译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学翻译上的地位。”

　　李老师接着告诉我们，母亲不仅在翻译界享有盛誉，她自己还撰写有《论海涅》、《论雨果》和《论司汤达的<红与黑>》等多本论著。母亲在大学讲授现代小说、现代戏剧和西洋文学等课程。她授课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声调悦耳、识多见广、外语流利，深受学生欢迎。只要是母亲授课，学生教室座无虚席，就是窗台外面也常常围满人群驻足旁听，时而是掌声和笑声从室内到室外连成一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李珩、罗玉君全家居住在永嘉路555号，住宅是砖木结构假三层，红瓦坡顶，立面外墙采用鹅卵石贴面，墙面有长形木窗，木窗外是活百叶窗帘。南立面顶层设有圆弧形小阳台，主入口设有红瓦三坡顶的木架门廊，门厅铺设彩色马赛克地面。关于这幢建筑的建筑风格和特征，我们专门请教了同济大学的钱宗灏教授。钱教授告诉我们，建筑建于1932年，典型的法式花园住宅的风格。真的，没有想到，建筑的风格和李珩全家的法国经历竟然如此吻合。

　　李老师说，当时我们全家住在二楼，父母的书房中有两张写字台对面相接，他们相对而坐。父母亲经常为讨论某一个问题时，互为请教、互相探讨。父亲时常说：“我是玉君的得力助手。”母亲也一再告诉朋友：“我的翻译著作中，离不开李珩的帮助。”他们合作的方法是母亲按照法文原著翻译，父亲另外找一本英文译本帮她逐字逐句校对。校对中经常发生讨论，有时还会为语法、语句翻译是否准确产生争执。此时，李老师噙着泪水，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她说：“父母亲相敬相爱数十年如一日，那种相敬如宾的场面温馨而又真切，至今回想起还令人羡慕呀！”

　　最后我们和李老师之间商量了书籍捐赠的一些想法和前期应该做的准备工作。

　　离开李老师处后，李珩、罗玉君夫妇的故事犹如数码影片，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四川的童年、法国巴黎的街头、山东的学校、上海的永嘉路、法国文学、天文研究……突然之间，我恍然大悟，吕部长请我和李老师接触，是有她深刻含义的，实际上是要告诉我：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后代人的保护，也是当代人的责任。当代人不仅要保护历史上的文化遗产，也要保护当代的文化资源，只有这样长年累月的积累，当代的文化资源才会源源不断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才能代代相传，永不中断。至此，我才感受到自己目光的短浅、思路的狭窄和从未有过的羞愧。当代文化资源的保护，也应该是现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我们却忽视了。

　　居住在徐汇区的当代文化名人、领域尖子、知名学者、功臣模范等非常之多，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延续，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现阶段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和社会资源，我们要拓展工作思路，增强保护意识，从现在开始就要加强收集，开展研究，认真落实当代社会资源的保护工作。我们还要认真收集他们的著作、作品和证书以及功绩的具体事例，甚至是他们使用的相关物品，建成徐汇的名人名家展示厅。在展示厅中，宣传先进典型、优秀人物和他们的成长轨迹、感人事迹以及对社会的重要贡献，增加正能量，抵御负能量，以此推进社会的文明建设和营造良好向上的社会环境。

（作者系徐家汇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