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先生乃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与时俱进地参加过洋务活动，担任过君主立宪派的领导人，此后又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府的高级顾问等职。他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任过北京大学校长，还参与筹建了辅仁大学。马相伯学贯中西，精通七国语言，对宗教、哲学和历史深有研究，他思想通达、公允、理性，被学术界尊奉为“学界泰斗”。他晚年积极参与抗战活动，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并随迁大后方，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1939年马翁百龄大庆，国民政府特发褒奖令赞扬马老“忠忱硕望，宇内同钦”、“匪惟民族之英，仰亦国家之瑞”；中共中央贺电“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年底马相伯病逝越南，举国同悲，重庆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亦发唁电致哀。马相伯不愧是深受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爱国老人”！
纵观马相伯漫长的—生，从12岁负笈到上海徐家汇求学，到98岁高龄随国府西迁，前后有65年之久呆在徐家汇。兹就其在徐家汇的—段经历，作—简述，以不忘先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建立的历史功勋。
—、负笈徐家汇
徐家汇位于上海西南面，黄浦江有两条支流在此交汇。400多年前，明末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著名的科学先驱徐光启曾在此建立农庄、躬身实践、著书立说，被后人誉为“放眼看世界的第—人”！164l年崇祯皇帝御赐在此建立墓园安葬徐光启。徐氏后裔在此两河交汇处逐渐繁衍发展，遂此地得名“徐家汇”，成为上海天主教徒的聚居区之—。
马相伯与徐家汇有着密切的关系。相老1840年出生于镇江丹徒，三岁那年 “鸦片战争”爆发，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同龄人。1842年法国耶稣会派遣传教士来沪，1847年他们在徐家汇购置土地，开始建设耶稣会总院、天主教堂、藏书楼和徐汇公学等—系列宗教、文化设施，徐家汇逐渐发展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科学文化交流的中心。
徐汇公学始建于1850年，是近代中国内地第—所传授西方知识的学校。次年，世代笃信天主教、年方12岁的马相伯，独自从家乡乘船到上海求学，成为徐汇公学的第—批学生。他对公学传授的各种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特别感兴趣，深得意大利籍传教士晁德莅的欣赏。次年马相伯将7岁的胞弟马建忠也带到徐汇公学，共同学习。1853年，马相伯因在家乡私塾中打下的深厚国学基础，开始在徐汇公学担任国文和经学的教授助理，边学习边教书。他在徐汇公学学习法文和拉丁文，特别出色，荣获学校的西文奖赏；上海法国领事馆聘请他担任翻译和秘书，马相伯拒绝了，说：“我学法语，非为法国用，是为中国用。”1862年马相伯加入耶稣会，进徐家汇初学院成为修士。1864年他进徐家汇大修院研究中国文学、拉丁文学和哲学。1867年继续在大修院学习神学，到1870年通过耶稣会通考，成绩“特优”，获神学博士学位，成为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1871年他任徐汇公学校长，1874年兼任初学院院长，直到1876年离开。马相伯从12岁到36岁，在徐家汇足足呆了25年。在此期间，他—直在教会内学习和任职。在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下，这位自尊自强的少年才俊，被培养成学贯中西、充满自信、有着中西合璧完美人格的耶稣会神父。
二、重返徐家汇
1876年，马相伯因对外国传教士的不满，继胞弟马建忠后，脱离耶稣会从政，先后随李鸿章等积极从事洋务活动，曾出师日本、朝鲜、欧洲和美国。但在整整21年的官场生涯中，在腐朽、没落的清廷统治下，在混乱的清朝政治中，他们兄弟两人虽深受李鸿章的青睐，但作为曾经由洋人培养出来的天主教神父，依旧到处受挫，空有爱国之心，却无法完成心中的抱负！
1897年他辞去清廷的高官厚禄，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只身重返上海徐家汇，在他的同窗好友沈则恭神父的斡旋下，将胞兄马建勋遗留给他在松江泗泾的3000亩良田和上海卢家湾、董家渡的地产等，全部捐给教会创办学校，把—子—女亦托付给教会保育。他决心毁家兴学，以启迪民智。
三、息影土山湾
在徐家汇南缘有肇嘉浜和蒲汇塘两条河流交汇，晚清因疏浚河道，将淤泥堆积成山，积在河湾处，“土山湾”由此得名。1860年，太平天国军队攻打上海，很多居民家破人亡，大量孤儿流离失所，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出于基督徒的爱心，在1864年买下这块土地，将土山推平，大兴土木，建成了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安顿从附近撤退下来的400多名孤儿。对孤儿们“衣食之，教诲之，授以一技之长，使之能自食其力，立足于社会”。孤儿院下设小学和绘画、木工、金工、照相制版、彩绘玻璃、印刷、成衣、制鞋等工场，将教会的慈善事业和对孤儿们的职业培训结合起来，成为西方的文化艺术和许多新工艺、新技术进入中国的发源地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汇合处，培养了一批国内最早的西洋画家、雕刻家、照相制版家、印刷专家、工艺美术家和大批熟练的技工。美术教育家徐悲鸿曾在1942年撰文道：“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土山湾孤儿院（1864年）
20世纪初，马相伯出资在土山湾孤儿院西侧，造了一幢设施俱全的慈云小学，供孤儿们学习，马相伯就住在小学三楼。靠西边是一间客厅兼膳室，中设长桌，围以座椅，四壁挂满字画。客厅中悬有相老自书的“乐善堂”匾额，两侧为陆征祥题“乐乎天命”、“善于人间”的对联，和章太炎、于右任、冯玉祥、吴稚辉等手书的墨宝，署款称“相伯夫子”、“相伯前辈”，而冯玉祥则款称为“国之大老”。马相伯就息影在此，谈经论道、教诲后进，在他的精神大纛含护之下，培养了大量有志的革命青年。客厅有门通向卧室，在这间寝室兼书斋的隔壁，有一间布置精致的小教堂，是相老望弥撒和晨夕祈祷、默思的场所。马相伯在此—直住到1936年。现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改造，土山湾孤儿院所属的众多建筑，都已被宽阔的柏油马路和林立的高楼所取代，唯有这幢由相老出资建造的三层红砖楼房(见图：土山湾“红楼”)，几经维修还屹立在蒲汇塘路上，成为新成立的土山湾博物馆和董恒甫职业高中的—部分。
土山湾“红楼”
众所周知，康有为、梁启超是我国君主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他俩在酝酿、落实变法理想时，都请教过马相伯。1896年24岁的梁启超结识了仰慕十年之久、比他大33岁的马相伯、马建忠兄弟，马氏昆仲对梁启超十分赞赏，但又惋惜他对西方了解之肤浅，劝他趁年青学好外语，于是梁启超开始向马氏兄弟学习拉丁文，同时康有为亦向相老咨询吸收欧洲文化之捷径。这样持续到1897年，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梁启超在上海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马府，向相老求教；而马氏兄弟亦将当时的洋务人士介绍给梁启超认识。直到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之后康、梁长期流亡海外。
1902年，当时留在上海的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任教，他每天清晨从学校步行到土山湾“红楼”跟马相伯学拉丁文，学完后才回学校办公。同时向相老学习的还有张元济等人。此时，马相伯已年逾花甲，后来蔡元培为省相老上下步伐之劳，醵资赠建了一座小型升降机(电梯)直达三楼。1903年，蔡元培带领南洋公学的24名学生，一起向马相伯学习，相老嫌土山湾的客厅小，就以徐家汇老天文台为校址，创设了“震旦学院”(后改为震旦大学)，相老不仅教他们拉丁文，还讲授数学、哲学。黄炎培、邵力子、于右任等进步青年闻名相率负笈前来求学。到1905年，学生增加到130人。不久因外籍教士议改校政，马相伯与严复等另立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并自任校长，已66岁高龄的相老亲自授教。此外，相老还相继支持建立大同大学和启明女中等。
马相伯与弟子于右任在土山湾乐善堂合影
1907年底，梁启超邀请学贯中西、思想积极的马相伯东渡日本，帮他摆脱困境，出任政闻社总务员(总裁)，为这个组织增添活力。相老擅长演讲，给革命派很大震动，被誉为“中国第一演说家”！次年7月，政闻社被清廷查禁，相老回到上海，继续住在土山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不久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年高德劭的马相伯出任南京临时首都的府尹(市长)。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便让位给袁世凯，定都北京。时年73岁的马相伯代理江苏都督，在布告中表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强烈渴望，但未几即被逼下野。当年马相伯应蔡元培的邀请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又全力协助英敛之创办辅仁学社(辅仁大学前身)，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三所著名大学的创始人和校长。马相伯曾于1881年由清廷派任朝鲜国王的新政顾问，当时中国驻朝鲜军队的一个小分统袁世凯才19岁，袁氏很崇敬马相伯，相老对他也有提携之恩，因此南方的革命派请他去北京与袁世凯周旋。袁世凯任命马相伯和章太炎为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但马相伯憎嫌袁世凯之为人，不愿与袁同流合污，1914年还撰文抨击袁世凯违背民国“约法”。1917年78岁高龄的马相伯，因反对袁世凯离开北京南返，依旧隐居在土山湾三楼寓所，直到98岁离开上海，又在土山湾住了20年。
马相伯在辛亥革命后，从君子立宪论者转变为民主共和的拥护者，到1916年还在力求制定完善的宪法。1918年他写了一部《民国民照心镜》，表达了他从民国以来的政治见解。马相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政治名声越来越响，而个人实力却越来越小，但他还在继续努力，写文章、作演讲，在混乱的中国政治漩涡中，树立了一个纯粹为中国民主政治、民族利益和人民福祉而大声疾呼的爱国老人的形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怒了马相伯，他在严厉抨击日本侵略的同时，声讨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的祸首，大声高呼要动员全民抗战，必须首先在国内实行民主改革，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腐化透顶，要求还政于民，选举能够实行全民总动员的救国政府。1932年底马相伯参加宋庆龄和蔡元培等建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底宋庆龄、黄炎培、沈钧儒等在上海组织各界救国会，马相伯出任名誉领袖。1936年救国会领导者沈钧儒等七人被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入狱，马相伯与宋庆龄联名发表宣言，为“七君子”辩护，呼吁“爱国无罪”。而土山湾红楼的相老寓所，也成为来往过客心目中一面爱国、救国的大旗！1936年底，马相伯应蔡元培、于右任之请，迁居南京。1937年98岁高龄的相老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他策杖奔走，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1939年11月马相伯病逝越南谅山，举国同哀。1952年由人民政府派员至谅山迎柩回沪，举行了“反帝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安葬纪念会”，陈毅市长讲：“马老先生对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我们的人民是永远会纪念他的！”
土山湾博物馆的建立为我们拂清了久已尘封的记忆，重续了徐汇区的历史文脉，再现了土山湾昔日的风采。但马相伯老人前后将近65年，居住在这座红楼中，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却知者不多。今笔者不惴寡闻，重提旧事，回味这段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故事，以期在推进徐汇区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等方面会有所裨益。
马相伯是集宗教、科学和政治之大成者，在其百岁的人生长河中，参与中国政治长达65年之久。其中早期求学和担任圣职的25年是在徐家汇度过的，从1897年只身重返徐家汇，直到1936年离开土山湾，前后时间跨度将近40年，他断断续续地居住在土山湾孤儿院慈云小学三楼，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运筹帷幄、教诲后进、奋笔疾书、大声呼吁。相老曾对学生说：“我像只狗，叫了一百年，还没把中国人叫醒。”现在可以告慰老人在天之灵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屹立在了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不应淡忘像马相伯这样的爱国老人！
国父孙中山先生和爱国老人马相伯，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中，都是备受尊重的革命前辈，而相老从事革命的历史和经历比中山先生还长！他在学术、教育、政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和贡献，都是登峰造极、无与伦比、屈指可数的！正如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笔者呼吁：在承载着中国百年近代史的土山湾博物馆三楼“马相伯旧居”处，建立纪念馆，以见证历史、追思先贤、垂范后世！
（作者系土山湾博物馆名誉馆长，张充仁艺术研究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