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曾经在崇祯朝时担任经筵讲官和日讲官。他的儿子徐骥在《文定公行实》一文中记载：“戊戌今上（崇祯帝）即位，诏起原官，侍日讲，补经筵讲官。” 遴选讲官的标准是要“学问贯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识达大体”，“学术纯正，持己端方，谋虑深远，才智超卓，通达古今，明练治体者”，即不仅看其人的学问才智，更注重受选者的道德修养。 徐光启正是由于他的博学通识以及品行端方，而被大臣们推选担任讲官一职的。
徐光启像（原画由土山湾绘画馆于1905年为参加巴拿马博览会而作，现存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
王重民先生辑校的《徐光启集》中存有一篇《经筵讲义》 。经筵，是为帝王研读经史、学习治国平天下之术而特为开设的御前讲席。史载汉宣帝曾命儒臣讲五经于石渠阁，唐玄宗置集贤院日讲经史。到了宋代，始有“经筵”之正式称谓，并置学士，规定时日入侍讲读。但是，上述经筵之事始终未能制度化，把经筵建成国家经制中的一项崇高制度，是明代中叶之初才确立的。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经筵官职主要有知经筵事、同知经筵事、经筵讲官、日讲官、侍经筵宫、展书官和执事官等官职 。徐光启任职的就是经筵讲官和日讲官。
经筵官(讲官)负责经筵讲读，由兼有翰林院修撰以上职衔的各衙门高级官员、国子监祭酒等担任，额无定员，视讲读需要增减。日讲官负责日讲，上至大学士，下到翰林院侍讲、侍读均可担任，一般由翰林院各官进讲，额无定员。
经筵讲读可分为经筵与日讲。经筵，又名月讲，规定在一年的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十月中的逢二(初二、十二、二十二)日中举行，地点在宫内文华殿。经筵有一套铺陈的繁文缛节，实际上是明朝帝王“缉熙圣学”的一种仪式。真正供明代帝王学习知识的是日讲，一年中不受季节限制，随时举行，地点同样在文华殿。 《徐光启集》中所载《经筵讲义》自《徐氏宗谱》卷四迻录，原标《日讲官徐光启》 。有据于此，这篇文章应当是徐光启为崇祯皇帝作日讲时准备的讲义，或许改名为《日讲讲义》更加确切。
这天徐光启为皇帝讲解的是《大学》中的一句：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徐光启阐述说：
这章是释经文的物有本末。曾子先引孔子之言说道：若论听断词讼，使他曲直分明，则凡明哲之官，忠信之长，皆可能之。我也与人一般，不足为难。必是使那百姓每相爱相敬，自然无有争讼，乃可贵耳。孔子之言如此，曾子又申解之，说：那争讼的人诈伪不实，他的言词多有虚诞，圣人能使那无实的人不得尽其虚诞之辞，此岂刑法以制之哉！盖因盛德在上，大能畏服民之心志故也。如何谓之大畏？书曰：“德威惟畏”，又曰：“惟天明畏”，圣人使人畏德，从心志上发出来，与畏天一般，岂不是大畏所以能化诈伪为诚实，自然无有颠倒曲直，以虚辞相争讼者矣。夫无讼是民德之新，所以使民无讼是己德之明，必己德明了，然后能使民无讼。可见明德为本，在所当先；新民为末，在所当后矣。所以说，此谓知本，而经文所谓物有本末者盖以此。……
明代学者非常崇尚宋学。明初胡广等人编辑的《五经四书大全》，全采用宋元学者的说法。而且明代通过八股文选拔读书人，考试的标准答案也参考《大全》、《四书集注》等书。《大学》中这段话引用的“子曰”，是《论语·颜渊》里的话，《论语集注》已有阐释。此处朱熹只对《大学》“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作了解释：
犹人，不异于人也。情，实也。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
徐光启的讲解正是围绕着集注展开：“物有本末”四字源于“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圣人能使那无实的人不得尽其虚诞之辞”源于“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因盛德在上，大能畏服民之心志故也”源于“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朱熹强调要用“德”来畏服民众的心志，徐光启也以“德”字为中心，“夫无讼是民德之新，所以使民无讼是己德之明，必己德明了，然后能使民无讼”。但是仔细分析这两条解释，会发现徐光启还多说了一句：“大畏所以能化诈伪为诚实，自然无有颠倒曲直，以虚辞相争讼者矣。”朱熹并没有提到“诚实”这一说法，那么这种见解是徐光启发明的吗？
查找《礼记·大学》篇较早的解释，汉末郑玄说：“情犹实也。无实者多虚诞之辞，圣人之听讼与人同耳，必使民无实者不敢尽其辞，大畏其心志，使诚其意不敢讼。”朱熹其实并不像后世盲目推奉自己那样一味以义理解读经书，他所作的集注在很多地方参考了汉学对经籍的解释。这一条的注释便是参考了郑注，比如“情，实也”就信从郑玄“情犹实也”的见解，只是他在其中增加了一个“德”，作为释读文本的核心。不过，郑玄“使诚其意”的说法朱熹并没有采用，因为朱熹注重的是“畏服”。此外，再查找宋儒黎立武的《大学本旨》，其中说：
自篇首“大学之道”句，而释之以序，则格物、致知、诚意三条当着于此。……详于前而略于后，故此不复条释。独掲“此谓知本”一语，而引“听讼无讼”，明之三条之义融贯无遗矣。自“明而诚言之则物格知”至“而后意诚”，自“诚而明言之则”至“诚为能尽人物之性”。夫听讼而得其情者，诚求之也；民不敢矫情饰辞，以欺其上，心悦诚服而至无讼者，诚应之也。上以诚求，下以诚应。曾子尝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诚之至也。夫修身，本也；诚者，又修身之本也，知之至者，莫尚乎此。故曰：此谓知本。
这段话涉及到了“诚意”，但也是从郑注中化出来的。只不过黎立武的“诚”作副词用，意思是以诚恳的态度；而郑玄“使诚其意”就是“使其意诚”，和徐光启同样把“诚”当作名词来用，都是“诚实”的意思。因此徐光启的“化诈伪为诚实”一语很可能根据郑注而来。
徐光启纪念邮票
虽然明代中叶有学者研究汉学，开启清代朴学的先河。但综观有明一代，宋学仍是主流，“甚至在个别人引用《注疏》时群起惊讶” 。徐光启此处的解释与汉学正宗郑玄的注释相同，或许是暗合，但更可能的是他在准备讲义时参考了郑注。徐光启的博学在当时“名噪南北” ，曾应顺天府乡试，高中榜首。他的学识不限八股宋学，政论兵策等也多有研读。甚至在朝廷面对时，当着崇祯皇帝的面说：“若今之时文，直是无用。” 因此，凭着他广阔的视界，汉学和宋学兼收并蓄是很可能的。
再看对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解读。朱熹并未对此句解释，只是引了范、杨二家的说法。范氏曰：“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杨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而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故又记孔子之言，以见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这两条都只是抽象地解释了听讼与无讼的关系，而徐光启则更为明了地提出：若论听断词讼，使他曲直分明，则凡明哲之官，忠信之长，皆可能之。我也与人一般，不足为难。必是使那百姓每相爱相敬，自然无有争讼，乃可贵耳。
何晏《论语集解》引王弼注：“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是化之在前也。”徐光启的说法与之也大相径庭，可见他是结合了自己的思考后，进行了独立的阐述和发明的。
徐光启根据《大学》里的这句话还作了引申：
新民的条件甚多，这里只说个听讼是为何？讼者争也，天下本无事，其有事者皆起于人心之争，争之端还是讼，争到那极处就是乱了。所以一家不争便是家齐，一国不争便是国治，天下多不争便是天下平。……说个睦，说个平，说个和，总来也只是个不争。
崇祯帝即位后罢黜魏忠贤，但“阉党”并未铲尽，内阁党派又纷争不断。徐光启从《大学》的“无讼”引申到“不争”，完全是他有感于时事而作的发挥。
以上的一段讲义在卷帙浩瀚的《徐光启集》中并不起眼，相对那些算学、历法、政论、兵策而言或许不足一道。但从这篇短小的文字中也能发现，徐光启在给皇帝讲课时敢于不囿于当时风气，破除宋学门户之见，结合时政，讲究经世致用的见解——这完全是他的性格和远见卓识造成的。崇祯元年九月初二，徐光启上奏《敬陈讲筵事宜以裨圣学政事疏》，直陈“所讲经书及通鉴宝训数条，一览可劲，而自辰及申，殆将半日，恐裨益少而光阴多矣”，认为日讲经籍于时事无补。他提出建议，“事体不同，或有一览可决，或有屯田、盐法、河漕、水利等事，中多古今沿革，利弊因缘，必须备细考求，精加参酌” ，就是希望崇祯帝能多留意于实用之学，拯救王朝于危难之际。
徐光启半身雕像
正因为徐光启这样的性格和卓识，才能够坦然接受西学的历法天文知识，从事农学研究和火器建造。明清时期传教士有很多，但是只诞生了一位徐光启，这不光是时代造就了他，更与他一贯的学风是分不开的。
（作者系徐汇区文物文化管理办公室主任、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