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时间段，自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梯航万里来华，为中国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和文化知识，也向中国输入了天主教的精神信仰。明末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纷纷开放胸怀，吸纳西学，裨补时世。而古老的中华文明则以其自身的内蕴折服了远来的西人，中西方文化精英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文化对话，我国文化亦在明末清初不断输入西方社会，双方的交流在康熙朝达到一时之盛。耶稣会士不断发回欧洲的中国报告被结集出版，康熙皇帝和罗马教廷的使者在哥伦布、达伽马等航海家们新开辟的航线上不绝于海，留着长辫的中国早期留学生们在王公们的朝廷上受到礼遇。从欧洲各国贵族到知识界乃至民间，对中国这个东方神奇国度的认识从《马克·波罗游记》中近似天方夜谭的奇闻异谈逐渐转变为赞美与渴慕，一切有关中国器物、习俗、政体和统治者等等的消息在当时的欧洲都能引起人们的兴趣，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甚至直接催生了法国思想界的启蒙运动。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下，第一本用西方语言写作并且在欧洲各国广泛传译的中国女性传记诞生了，主人公是一位小脚的中国老太太——徐光启的孙女徐甘第大 （1607～1680年）。
一、土山湾出版的三本许母徐太夫人译传
该书原名为Historia nobilis femina Candida Hiu（《许太夫人传略》），是1680年许老夫人过世后由其忏悔神父、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在返欧期间用拉丁文写成的。是作于1688年甫一问世就被译为法文，1691年又被译为西班牙语，1694年其德文本也出版了。
1882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了许釆白根据徐家汇藏书楼法文旧卷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de chine ou madame Candide Hiu节译的8开本文言《许太夫人传略》，1927年又由沈锦标转为白话文于土山湾再版。
鉴于两书对柏应理原作的内容改动颇多，1938年，徐光启的十世孙徐允希重新依据法文本重译了全书，名之为《一位中国奉教太太》，以图重现乃祖的“芳踪懿行”、“多多德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淞沪抗战”，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亡华的狼子野心彻底暴露，徐允希在己作的叙言中直陈说，希望借重译此书“将虔诚修省，乐善好施，传教救人的种种热诚，刻烙我们的心上” ，期待中国人都能如许太夫人那样慷慨解囊，不惜毁家纾难。
徐允希在此次土山湾的重版中为作品添加了章节目录，正文部分加注，于每节末标注。由于柏应理写作此书时人在欧洲，且已离开中国8年，唯恐其对史实记忆不确，徐于译竟后还专门与许太夫人之子许缵曾（1627～1700）所著《宝纶堂稿》相参照，印证了柏应理所言均有依据，仅仅是在许太夫人的入教、丧夫和逝世时的年庚记述上稍有一二出入，而大处则均切。
鉴于作者和译者均属劭德之士，关于此书中涉及的，读者大体可以读“信史”的态度来观照这本记载早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状况的小传。柏应理在书中曾说：“如今就给夫人将她的行实，略略叙述一过，待后更详细地将她一生的芳迹懿行写出来，给教中妇女大家观摩仿效。” 可惜斯人在返华途中不幸殁于印度果阿的船次，许老夫人的更多事迹只得湮没无闻。而他此段中所言的“夫人”则指法国Lomellini夫人，盖其献作此书的目的是劝诫那位巴黎贵妇和其他善人效法徐甘第大慷慨捐赠之举，为耶稣会在华的活动提供资助。所以他在文末直言：“余作此篇，并无别意，只是要欧洲女士稍稍认识这位夫人的大功大德，仿效遗范，慨然相助中国传教事务。”
读者在阅读中也会发现，出于此略带功利色彩的动机，柏应理在文中的叙述有时会报喜不报忧，竭力美化中国社会，但这是可以理解且并不妨碍我们回顾那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原貌的。毕竟，西方人从异质的文化视角解读中国，总能看到一些国人所习惯并无视的吾国真实。
上述许太夫人译传的三种版本中，前二者因年代久远已难得一见，唯徐允希译本在1965年又由光启出版社重版，偶能获之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也能看到电子版，也算是互联网时代带给读者的福利。
二、许太夫人行迹
徐光启作为一位虔诚的信徒，严格恪守一夫一妻的天主教教规，只得独子徐骥。徐骥子息旺盛，其妻为徐家生养了5男4女，率皆入教。由徐氏家族衍生出的姻亲网络使得上海城厢和徐家汇成为天主教重镇，辐射松江、嘉定、青浦、川沙地区。除去徐文定公的开山之力，徐甘第大的多方扶持也居功至伟。以至于柏应理说，在全国，恐无一圣堂、祈祷所、教区、善会，不曾沾夫人之恩，教士们尊称她为“我们的母亲”。
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意，在天主教传入上海的同年（1607），徐甘第大出生，16岁上嫁给许乐善之孙、松江监生许远度。夫妇俩育有8个子女，全家也都奉教，其长子许缵曾更是在1岁时由徐光启亲自抱送到教堂受洗。
缵曾于顺治六年（1649）中进士，累官至云南按察使。初官江西，徐甘第大随往，在南昌购屋改造建堂；迁官鄂、豫，许母虽未能亲随，但是叮嘱儿子要在各地建堂；爱子调任湖广后，徐甘第大还专请穆迪我（Gocotus Mote，1618～1692）神父前往设堂。除在他省开教之外，许太夫人也尽力设法使在明清易代时涂炭于战火的彼地旧有教堂纷纷恢复起来。在松江本地则献地百亩，集资建邱家湾耶稣圣心堂。
除建堂外，她还经常捐助经费以助传教士生活。夫人和女儿们一起终日刺绣，数十年不辍，集为金瓜子5000枚（折银5500两），分赠给全国各地的25位耶稣会传教士。1664年，反教文人杨光先掀起“历狱”，传教士们集体迁徙广州，许夫人送去800两银子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北京的东堂坍废，西堂为杨光先所霸，传教士墓地也年久失修，甘第大又拿出纹银2000多两来完成这些事工。另将昔年传教士为交结徐光启所赠的西洋礼物还给他们，让他们再去赠与朝中大员，以利传教。
此外，各种扶贫济困的善事，只要能想到的，她也极力成全之。如见到道旁弃婴日多，便命子呈请苏州抚台准予带头觅佣乳，办弃婴院，培养女教徒和稳婆找寻、付洗并抚养或安葬弃婴5000余名；寿诞之日，她将御赐彰表其德行的锦袍上的银片与凤冠上的珍珠全摘下来分赠贫民；家中专辟一后门，常年救济衣食予人又不张扬。如此诸般，不胜枚举。
她还继承祖父的事业，请耶稣会士们译著各类西方书籍486卷，出资刊印后分发，并曾托柏应理神父带去欧洲400册作为赠礼，至今还在梵蒂冈图书馆中留存。
徐甘第大去世前后，全球的耶稣会士两次为她分别举行三台祈祷和追思弥撒，罗马教廷一度几乎将其封为圣人。
三、书中所载的轶闻趣事
柏应理在许太夫人的传记中也间接记录了中国清代社会习俗、传教士在华的入乡随俗和一众初期信徒们的虔诚热心和各种良善品行，为后人提供了难得的史料。而因为他面对的受众主要是欧洲贵妇，为了满足她们的好奇，他也记载了一些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趣闻”。
如“始助传教”一章中，柏应理向那位法国贵妇介绍说，中国女教徒奉教虔诚，但是寡居的妇女往往比伉俪时更为方便。这体现在信仰不一、女性没有经济独立的情况下，中国妇女无法如欧洲女子一般得到世俗或者家庭的广泛支持去为教会行善，而当她们有机会能全面执掌家政，则能为信仰做出更多贡献。
西方人来到中国，即便是文雅博学、好走上层路线的耶稣会士，对“礼仪之邦”的繁文缛节也感到吃不消。柏应理在书中曾不失风趣地写道，夫人和女眷每次去堂中望毕弥撒都要对圣像和神父行大礼，而神父也礼貌地一一还礼，你跪罢，我叩首，没有几十个来回不能了结。但本堂神父从不适应到习以为常后，不得不由衷感佩中国人的礼节。
柏应理时时不忘向欧洲人解释耶稣会在中国采取的适应政策和中国礼仪中的细节原委，以及传教士和教徒们为了兼顾中西礼仪所作出的努力，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国人的礼仪并非不可理喻，而只是两种异质文化碰撞时激起的小小火花，需要假以时日去慢慢融合。如他几次提到，教徒家中逢有白喜事会极力从丰，以免让教外人误会他们不敬父母、菲薄待之。
在柏应理的笔下还原出清初江南天主教会男女分堂礼拜的原貌，男性专去远堂，而女教徒都集中在许府附近的圣堂。即便是为男堂捐赠无数的许太夫人，欲入其内也是特例，要先行邀约相熟的女眷一同前去，而本堂神父则早早领人回避到郊外的传教士墓地。
中国人看重宗法礼仪、男女大防，作者提到，有其他修会的神父曾经鲁莽地要照西方传统为行礼仪的中国女教徒以油抹胸，几乎招致大祸；而许太夫人在弥留之际坦然地请神父傅油，并问腰间为何不抹油，得知在西方也会顾及女性的羞耻心而不抹腰后才放心。
他也详细记述了中国人在父母去世之前就早早尽力预备上等寿材以让他们身后无忧，这在欧洲人看来是无法想象的。
柏应理在书中还追记了明崇祯帝时期，后宫中信教者有50多人。他还言道有一老僧在被人问询耶佛孰佳时，开诚布公说天主教廉洁神圣是真教而和尚是哄骗世人。许太夫人更常巧劝算命的瞎子入教，然后四处宣讲迷信的谬妄。
在对欧洲贵妇介绍中国人的习俗时，柏应理也尽量美化中国人的形象，说中国的寡妇都不再嫁。当然，这点也不虚妄，因为明清之际确实有许多女子终生守望门寡，而教中女教徒很多也是早早失去丈夫后一心抚育后代成人。
他还提到了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一条捷径：利用中国人的“孝道”借“扶灵”、“守陵”为名进入中国，并且继承已故传教士所负责的教区，使当地教务不至中断，有力地向西方世界证明在中国采取“适应政策”的必要性和有利性。同时，他还详述了大秦景教流行的中国碑在中国的发现经过和上面的希腊罗马式装饰图案，驳斥了欧洲有人质疑此碑系耶稣会士伪造以博人入教的谬论。
夫人之子缵曾一度曾与吴三桂书信往来，似有匡复前朝之意。而信件在被驿吏截获并告发后，居然能为地方官员庇护而有惊无险地避过祸灾，可见清初确有江南士绅团结一致暗中抵制清廷的情况存在。而柏应理和许太夫人将其归为天主的庇佑也是自然。缵曾在妻妾问题上未能免俗，其《宝纶堂集》中多处透露出其与妻子李氏之外的女子有往来的信息。为亲者讳故，这点柏应理未曾当然也无必要提及。况且这些终属细枝末节，柏应理也未必都知之甚详，此处不多赘笔。
至于书中追记徐光启事迹时提到，徐骥娶妻顾氏，出自一“姓顾的富家”，很多研究资料中都指其为“前明上海首富顾昌祚”，并有人称这两家姻亲为上海的“顾半城，徐一角”，而《四库全书总目》中明载顾昌祚为清康熙八年（1669）进士。而清朝的江南望族顾昌祚还写了一本《衍范》的天文学著作，又似乎有几分徐光启的风范。此事闲谈，且留待他日考证。
柏应理在欧洲盘桓的10年中，先后完成的《许氏家谱》载：“徐太夫人妇德兼备，学贯中西，信宗教，曾出资在苏省建造教堂一百三十余所，对于教务，颇著功绩。”
柏应理在欧洲所刻的徐甘第大像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