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康路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北部，北接华山路，南与淮海中路相交，中间和复兴西路、湖南路相交；与安福路、五原路、泰安路等相接，自西北趋西南呈新月形走向。根据《徐汇区地名志》中的记载，该路辟筑于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原名福开森路，以美国人福开森的姓氏命名；1943年10月改现名武康路，以浙江省旧县名命名。
关于福开森路名称的由来、以及它和福开森本人和上海法租界市政当局的关系，历史上曾有多种说法，其中以清末民初上海著名报人陈伯熙在他编著的《上海轶事大观》一书中的说法较为可信。陈伯熙在书中写道：“该路系美国福开森先生所建筑。先生于西历一八九七年游历中国，道经沪上，为南洋公学督办盛杏荪聘为该校监院。先生以南洋公学附近交通不便，乃独捐银筑马路一条，自姚主教路起至善钟路相近为止。造成后，初无确实名称，后经该处居民即以先生之名为路名，谓之曰福开森路，至今未之改云。”
福开森于1897～1902年担任南洋公学监院
上面引文中说的盛杏荪就是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他督办的南洋公学就是现在著名的交通大学的前身。当时盛宣怀受李鸿章之托在上海草创了南洋公学后，正苦于找不到有经验、谙熟管理现代大学的人才，恰巧福开森在上海逗留，遂被隆重礼聘为“监院”，即相当于总教务长的职位。想必盛宣怀对福开森是信任有加的，他的权力和责任也是很大的了。这暂且不说，只从这段文字上看，福开森确是个热心人，他为了改善学校的交通状况捐出银两来辟筑马路的举动，没点助人为乐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再说这也不是他当监院份内的事情，他完全可以不管这事的，但他却这么做了，所以后来该处居民为了感念他，将这条路以他的姓氏命名，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是，细心的人读完这段文字后会生出两点疑窦来。其一，这里说的福开森路是“自姚主教路起至善钟路相近为止”，姚主教路和善钟路都是在租界时代的旧名称，今天已分别称作天平路和常熟路了。记住这点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地图对照着看看：今天武康路的南端是淮海路，穿过淮海路就接上天平路了。天平路就是从前的姚主教路，这符合事实的。但其北端今天是连接华山路的，常熟路要远在它的东面约一公里开外呢，怎么也算不上“相近”呀！其二，根据《徐汇区地名志》的记载：“福开森路辟筑于1907年，为法公董局越界所筑。……初为泥土路，几经翻修，成为沥青表面处理路面。”问题这就又来了，如果《徐汇区地名志》记载无误的话，1907年时福开森离任南洋公学监院一职已经有5年了，难道他是在离任后才有的辟路之举？似乎有悖常理。显然，光凭陈伯熙和《徐汇区地名志》的记载尚不能弄清楚武康路早期全部变迁的历史，必须寻找更多的证据！
福开森主持建造的南洋公学上院、中院
为此笔者查阅了众多历史资料，参照多方面零碎的记述，慢慢才理清了100多年前武康路逐步形成的历史：
自1897年福开森出任南洋公学监院以后，他首先主持建造了公学的上院和中院两幢校舍，这是学校最早的两座建筑物，其中一幢现在还在；接着他又用自己的薪水作为开支，辟筑了从善钟马房到徐家汇南洋公学的一条土路，用以方便师生员工们出入。查善钟马房是上海租界里一家著名的马车行，开办的年头很早，初在泥城桥，后搬到静安寺。1901年法租界修筑了一条南北向的石子路（即今常熟路），就因善钟马房而得名。叙述到这儿就对了，原来福开森修筑的路东端是连着今天常熟路的！南洋公学聘请的教授们大多住在市区，他们来授课往往先雇一辆人力车到静安寺南面的善钟马房，然后在那里雇上一辆马车去尚位于郊区的南洋公学，上完课后再乘原车返回。其实那时候去南洋公学也不是没有路，只是走徐家汇路（今华山路）人多车多且较远，走福开森新辟的这条路就便捷多了，因此很受大家的欢迎。
善钟马房
到了1907年，走这条路的人渐行渐多，更主要是由于汽车时代的到来，上海原来的路面大多数均无法适应汽车行驶的要求，故法租界市政当局将这条已经颇为知名的福开森路修整取直、拓宽并铺成了煤屑路，还将它和西面的徐家汇路打通，大致上形成了今天的走向。关于这一点，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幅1913年老地图上标记得再清楚不过了。从图上看，福开森路东起善钟路，然后一路往西至徐家汇路相近处分出一条西北向的岔路与之接通，主干道则折向西南行，一直通到南洋公学的校门口。也就是说，今天的安福路全部和天平路的北段都曾经是武康路的一部分。这幅地图是由上海字林西报馆正式出版的，上面还印着测量员手写的签字，还特意注明所有标注的内容均得到了工部局的认可，是一件可以相信的史料。
1913年上海地图中的福开森路
1914年，上海法租界扩展到徐家汇一带，福开森路所经过的区域被全部纳入了租界范围，公董局旋即对这一大片新划入的区域进行市政规划和路网布局。于是在1915年，福开森路的东段被重新命名为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法租界的中央大道——宝昌路也在那年改名为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而霞飞路以南部分的福开森路并入了姚主教路（今天平路）。至此，原先福开森路两侧的乡村风光已经不再，其长度也已经大约缩短了一半。此时福开森本人正好携全家在美国探亲，对正在经历着快速城市化过程的这一切毫无知晓。等到1919年重返中国时，他的人生活动舞台，已经转移到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在上海，只有一份属于他名下的《新闻报》仍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从1899年至1929年，福开森作为《新闻报》的老板长达30年
二
现在的福开森路叫武康路，已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但依旧保留着上海别处少见的幽静，就算用步行把它从头走到尾都不会嫌累，因为倘佯在历史的记忆里，你会沉浸在那种感受之中。如果你熟悉张爱玲，你便会知道张爱玲非常喜欢让福开森路成为外遇的温床。《色•戒》原小说中，王佳芝与易先生的幽会都是在福开森路的小公馆里，在这里，儒雅的易先生露出了本来面目：阴郁的心理、暴力的举动……在她的另一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原著里，娇蕊和振保爱欲纠缠的地方也是在福开森路上一家没有指明的公寓里……
张爱玲小说中许多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都是在1938到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那时的福开森路确曾被蒙上一层政治谋杀的血腥恐怖。1938年9月30日，福开森路18号的一栋小洋房里，曾任民国第一内阁总理的唐绍仪被乔装成古董商人的杀手用斧头砍死。虽然那时唐绍仪已经退出政坛，但以他民国元老的显赫身份，他的死在当时引发了许多猜测和争议。唐绍仪是这栋房屋主人诸昌年的岳父，当时寓居于此。诸昌年1929年曾出任中国驻瑞典和挪威公使，1936年任上海江海关监督。唐绍仪系广东香山人，1874年留美幼童，清末新政时期担任过天津海关道、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务；及民国成立，参加同盟会，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因推行“内阁制”与袁世凯有隙，愤而辞职，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他以两朝勋臣、一朝元老出任广东中山县县长，曾获得“布衣县长”的口碑，1934年因得罪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被迫离职。他本志不在此，索性寓居上海，不问政事，以玩赏古董消遣晚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需要腾出兵力去侵占中国其它地区，所以极欲拉拢一些过去的军政界名流充当他们的傀儡，以此实行“以华制华”的战略图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都是他们拉拢的对象。但上述三人均义正词严拒绝当汉奸。1938年春季，日本专使土肥原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向唐绍仪游说，想让他出山，利用过去的声望来维持日军占领地区的局面；于是唐绍仪出任伪职之说通过各种渠道在流传散播。此外，英、美等国也想让唐绍仪组织一个中立政府。无论是汉奸政府或中立政府，蒋介石都觉得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因而，必须让唐绍仪离开上海。
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测，而置自身于险境。此时国民党方面也派人来动员他离沪赴港，以免被日本人利用，唐绍仪答应料理好家务就去香港。可巧这时候，住在唐绍仪隔壁福开森路20号的一户人家搬走，腾出一所花园洋房廉价出售。唐绍仪见价钱便宜，又带有花园，于是便买了下来，还打通了两院之间的界墙，以便把女儿一家接来同住。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侦知这一情况，便断定唐绍仪不肯离沪，是想留下来为日本人服务。于是9月30日上午九点左右，一辆牌照为6312的黑色福特轿车来到了福开森路18号大门前，戴笠手下的谢志磐带着伪装成古董商人的军统人员来到这里，假装与唐绍仪品评古玩，讨价还价，伺机用藏在宋代瓷瓶中的小钢斧在唐绍仪后脑猛砍数下。唐绍仪一时血肉模糊，被送往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抢救，痛苦不堪，至当日下午4时才气绝。
唐绍仪之死，系军统特务所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便断定唐绍仪有投敌企图，并施以暗杀，令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大为震怒，纷纷向蒋介石提出要惩办凶手。后来蒋介石于10月5日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孔祥熙之名义下令褒奖唐绍仪，并拨治丧费5000元。但是案件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唐绍仪寓居于此，罹杀身之祸，给这幢花园住宅抹上了一层政治残杀的血腥，更映射出抗战时期各种势力交织斗争的复杂和惨烈。民国时代，唐绍仪和他的三个女婿（另两位是顾维钧和岑德广）都是被卷入政治漩涡欲自拔而不能的卒子，岑德广后出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彻底堕落成民族罪人，而顾维钧和诸昌年则始终为国家效力。
福开森路18号，现已改为武康路40弄1号，建于1922年，建成时是比利时商义品放款银行的产业。1933年成为诸昌年的寓所，凶案发生以后空置。1944年卖给招素晖所有，招素晖是位女士，其夫杨姓，生平已不可考。1959年招素晖在英国去世，其子女共五人，上海解放时尚未全部成人。房产现为普通民居，属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及徐汇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三
现在武康路的沿路两旁都种植着高大的悬铃木，各式花园住宅、公寓和新式里弄掩映其间，尤其到了夏天，环境显得格外幽静。其实在传统的中国城市里并无栽种行道树的习惯，上海开埠后早期英、美租界里也不种行道树。所以讲，上海的行道树种植还是法国人引进的呢！在1878年，公董局公共工程处开始在徐家汇路两旁新栽树木，这是上海最早有规模地种植行道树。1902年起，公共工程处又在今淮海中路、东湖路等处也相继种植了行道树。人们看它的叶子象梧桐，又是法国人在推广，于是就叫它“法国梧桐”了。其实“法国梧桐”的学名应该叫悬铃木，这种树木并非产自法国。17世纪在英国的牛津，人们用原产美洲的一球悬铃木（果序柄只有1个果球）和原产欧洲的三球悬铃木作亲本，杂交成了二球悬铃木，这种杂交树适应性强，又耐修剪整形，因而成了优良的行道树种，在欧洲广泛栽培后，法国人把它带到上海。1903年，公董局种植培养处开办了福开森路苗圃和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苗圃，大量培养种苗，然后推广应用于城市绿化。只是法国人似乎并不像我们的市政绿化部门那样热衷于修剪，行道树都长得高高的，夏日形成一条条绿色甬道。
关于行道树悬铃木名称的讹误前几年还有一则说法比较流行。大致是这样的：说是在国内的很多城市里，街道两旁都栽种着一种高大疏朗的梧桐树，这种美丽的树有一个听起来有些高贵的名字“法国梧桐”，许多人都一直以为这树是从法国运来的。后来有一位植物学家详加考证后得出了结论，原来这种树产自云南的西双版纳，20世纪初由一个法国传教士引入上海法租界栽种成活，然后开始推广到全国各地和欧洲的很多城市。如今法国巴黎也有很多这种梧桐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人把这种树叫做“中国梧桐”云云。这些当然都是带有美好的臆想成分了。
至于真正植物学上的梧桐原产地确实在中国和日本。它喜光，喜深厚湿润土壤，生长快，果实分为5个分果，分果成熟前裂开呈小艇状，种子生在边缘。在我国古代就将其用于庭园美化，文人多有吟诵之句，著名的如南唐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已流传千年。我国产有两种梧桐，一是梧桐，一是云南梧桐；云南梧桐树皮粗糙，呈灰黑色，叶缘一般三裂，和悬铃木还是有明显不同的。
四
在本区域城市化的历史上，福开森路从未全线行驶过有轨电车或公共汽车，这让它长久地保持着一份安静，但这绝不意味着这里的交通不便！1908年5月，法商2路有轨电车首次通到善钟路，同年7月沿着今淮海中路、天平路延伸到了徐家汇，仍具有可达性。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外富商、显贵们先后涌入本区域，大兴土木，建造大批花园住宅、公寓大楼，给此地带来了繁荣，反映了一个时代丰富的人文历史发展状况。
今天的武康路虽然只是上海西区连接着华山路和淮海中路的一条小路，但即便在豪宅众多的今天，它仍以优雅著称。1000多米长的马路有着好几个漂亮的弯道，不到400号的门牌里面，却有着100多幢20世纪20、30年代的经典花园洋房，且多为名人故居，如巴金、黄兴、陈果夫、陈立夫、贺子珍等都曾居住于此。蔷薇丛丛，香樟扶苏，静静的街角俯拾皆是可触摸的历史，这里的很多建筑被上海市和徐汇区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倘佯在武康路上，让人感觉到这里有的是沧桑，它安详、低调又从容，它的余韵流淌在绿树掩映的街墙上、缠绕的青藤里。现在这里依然是上海的高级住宅区，仍在浅吟低唱地续写着今天的故事，而那些渐行渐远的往事，仍一代一代地在这座城市的民间流传……
（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