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区是展示上海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张亮眼名片，也是孕育上海历史文化资源的一片深厚沃土。在现今区域面积54.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徐汇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棉纺文化，同时也开创过中外科技交流的先声。徐汇区也曾经是宗教文化与名人文化的荟萃之地，这里集聚了徐家汇天主堂、圣母院、耶稣会神学院等各种西方宗教文化的典范建筑，留下了宋庆龄、黄兴、盛宣怀等诸多社会名人的寓所故居。徐汇区数量众多、形式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上海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上海本土文化与各种异域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具体结果。
不容忘却的是，在徐汇区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库存中，还有一类以往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然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简单地说来就是指一定社区范围内的民众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以口头、行为、形体等“非物态”的形式进行传承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创造，这是一种与以往传统意义上具有物态性特点的文化遗产，如遗址、文物、建筑等有着很大差异的文化遗产类型。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5个方面：1.口头传统与表现形式；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5.传统手工艺。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完全突破了以往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狭隘理解，把文化遗产的对象，由物态的遗存扩展到了在各个社区中世代传承的大量民间文化与民俗生活的领域。
徐汇区作为上海中心城区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与该区留存的诸多实物性文化遗产，如寺庙、教堂、名人故居一样，映证着上海文化的发展历史，体现着上海文化的自身个性。10年来，徐汇区经过深入的普查，已经先后挖掘整理并申报了20多项较有影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一个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上海中心城区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这着实令人感到十分振奋。
徐汇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发展，与该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唐宋以前，该区境内主要以种植水稻、小麦为主，但是由于地处沿海，土壤贫瘠，水稻难以生长，所以当地农民大都田产微薄，难以承担税赋。宋末元初，上海始从闽广传入棉种，并试种成功，其最初试种的地区就是现今徐汇区华泾镇的乌泥泾一带。褚华《木棉谱》载：“邑种棉花，自海峤来，初于邑之乌泥泾种之，今遍地皆是。农家赖其利，与稻麦等。”在逐渐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的基础上，该地产生了一项具有“棉花革命”意义的重大生产技术成果，那就是黄道婆的手工棉纺技艺。黄道婆的成就，在棉纺生产技艺的各个环节，如去籽、弹花、纺纱、织布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在去籽方面，她发明了“搅车”（脚踏轧车），代替了原来手工剥籽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去籽的效率；在弹花方面，她用四尺左右的大竹弓代替了原来一尺多长的小竹弓，更能起到开松花衣、清除杂质的作用；在纺纱方面，她创制了一种可以一手同时纺三根纱的脚踏纺车器具——三锭纺车，改变了过去只能单纺一根纱的落后状况；在织布方面，经黄道婆改革后的织布技艺主要采用提花技术，通过错纱和配色，织出各种形态美丽的布纹图案，具有图案明丽、“粲然若写”的美感效果。尤其是三锭纺车的发明，对于提高棉纺生产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黄道婆棉纺技术的出现与推广，致使元明时期包括上海县在内的整个松江府，乃至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当地民众的经济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正如王韬《瀛堧杂志》中所云：“自黄姑归后，织纴器具大备，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濒海百里，数十万赋税，实半赖之。昔完正课之外，尚有余布，是以人民称殷实焉。”如今，虽然传统的手工棉纺技艺已被工业化的机器生产所代替，但是这些由古代先哲们创造的生产技艺却并没有完全失去其价值，它们是当今社会中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体现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与文化事业上的才能与智慧。
非遗传承人指导“非遗小传人”学习乌泥泾棉纺技艺
徐汇地区悠久发达的宗教文化，也使该区留下了许多具有宗教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依托于龙华寺而产生的龙华庙会。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三国赤乌年间，康居国僧人康僧会就曾来到这里的龙华荡一带传教，并于赤乌五年（242年）在此建立了龙华寺。到了赤乌十年（247年），吴王孙权又听从康僧会的意见在这里建造了龙华塔。从此以后，龙华一带便成为一个佛教文化的圣地。尤其是到了明代时期，龙华寺被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封为天台宗十刹之一，致使龙华地区的佛教文化一时大盛。佛教的兴盛，致使龙华地区逐渐孕育出了一项重要的宗教民俗文化活动——龙华庙会。据有关史料证实，龙华庙会活动至迟在明代就已形成，其最初的举行时间是在弥勒佛涅槃之日——三月初三。届时龙华寺中要进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做众姓水陆道场，超度祖先亡灵。后来由于龙华庙会香火日益兴旺，活动内容日趋丰富，以及三月初春时节前往龙华冶游踏青的民众日益增多，龙华庙会的时间改成从三月初三起一直延续到了三月十五。每逢此段时日，大量来自乡村的农民都要摇着小船，带着儿女，成群结队地涌入龙华寺烧香，祈求佛祖佑助农作丰收、蚕花兴旺；大量来自城区的市民也纷纷坐着车马，穿着盛装前往龙华寺烧香拜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龙华香讯”。清秦荣光竹枝词云：“车如流水马如龙，轮船帆船白浪中，香讯赶齐三月半，龙华塔顶结烟浓。”“古刹巍峨建自唐，人间浩劫历沧桑。年年佛诞逢三月，香火场中大会忙。”这些正是当时龙华庙会隆盛兴旺景象的反映。
清末龙华庙会上的商摊
明清时期，徐汇地区加快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随着植棉技艺的广泛推广以及棉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区境内的商业经济逐渐繁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一批重要的市镇，例如乌泥泾镇、龙华镇、漕河泾镇等。市镇经济的繁荣，激发了当地民间文化活动的兴盛，大量具有城镇娱乐特点的民间文艺活动，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出来，其中如皮影戏、龙狮舞、江南丝竹、荡湖船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清代，地处现今徐汇区康健、漕河泾、凌云、长桥一带的桂林地区人口相对密集，交通、商贸比较发达，茶馆、书场等公共场所较多，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为皮影戏在当地的兴盛与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1900年，由毛耕渔创办的“鸿绪堂”皮影班在当地巡回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受到当地民众广泛的欢迎。从此，皮影戏活动便在桂林地区十分活跃，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北方皮影风格粗犷、色彩浓重的特点相比，桂林皮影的造型则主要吸取南方年画的精华，线条圆转自由，色彩艳丽明亮，为上海民众所喜闻乐见。龙华地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其文化风格带有鲜明的传统农业文明色彩。清代乾隆年间，每逢庙会、节日或其他喜庆时刻，当地民间都要举行盛大的龙狮舞表演以示庆贺。形形色色、丰富多样的民间文艺娱乐活动，为徐汇地区文化形象的塑造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徐汇地区文化资源的积累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桂林皮影艺术队在演出
步入近代，徐汇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其最为鲜明的标志，就是以徐家汇为中心的西方宗教势力的渗透扩张以及文化形态上中西文化的不断融合。地处现今徐汇区北部的徐家汇一带，本是一个以粮棉生产为主的农村地区。明末时任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在这里建立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逝世后归葬于此，其部分后裔在此定居并繁衍成族，此地因此得名“徐家汇”。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法国天主教江南教区选择徐家汇这个交通便捷、世代笃信天主教的教友居住地建造耶稣会会院。此后，一批专事以文传道、以学证道的耶稣会会士相率入境，在这里兴建教堂、创办学校、著书立说，致使西方宗教势力在徐家汇一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清宣统二年（1910年），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建立了徐家汇天主堂，更使该地区逐步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天主教活动的中心。
西方宗教势力在徐家汇地区的渗透与扩张，致使该地区的文化形态在近代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具有西方科技与历史文化特点的文化形式，如建筑、园艺、雕刻、编织、绘画、照相、印刷等纷纷被引进，并与当地传统的文化产生了多方位的碰撞与融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实例之一便是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工艺美术创作。土山湾原址在徐家汇南面的肇嘉浜沿岸一带，因疏浚河道堆泥成阜，积在湾处，故名“土山湾”。19世纪中叶，西方天主教在这里建起了一所孤儿院，专门收留6-10岁的孤儿，并让他们在这里学习一些可以为宗教事业服务的工艺美术技艺，如雕刻、刺绣、编织、绘画、印刷、彩绘玻璃等等。《徐汇纪略》云：“土山湾者，前肇嘉浜时堆泥成阜，积在湾处，因以得名。同治三年（1864年）削为平地，建工厂于上，土山故道，不复可寻矣……土山湾之育婴堂，专收外教孤儿，自六岁至十岁不等。衣之食之，教以工艺美术，其经费由中西教民捐助。”为了让孤儿们学习各种技艺，土山湾孤儿院还专门创办了工艺场，设立一些培训教育的部门，如木工部（主要制造各种中西式木器，雕刻人物写真，金银彩绘等）、五金部（主要制造各种圣堂用品如大钟，修造五金杂货，镀金镀表）、图画馆（主要绘制水彩画、铅笔画、油画等，后来又增加了彩绘玻璃制作）、印刷所（主要运用铅印、彩印等技术印制各种中西书籍）等。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培养下，徐汇地区逐渐产生了像张充仁、刘德斋、徐宝庆等一批掌握西方工艺美术技艺的大师，同时也逐渐形成了月份牌绘画、泥塑、木雕、绒绣、钩针编织、彩绘玻璃诸多具有中西文化融合特点的工艺美术技艺。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这些兼融中西文化特点的工艺美术技艺已经与徐汇地区许多物态文化形式，如教堂、名人故居一样，载入了该地历史文化遗产的史册。
解放以后，徐汇区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该区经济产业的重心由农业向工业转型，除了轻纺、食品等一些传统工业以外，国家一些重要的新兴工业门类，如仪表、电子、机械、航天等也在此建立生产基地。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变化，该区的文化形态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反映在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就是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工商业特点的民俗技艺，尤其是各种加工制作技艺形式。例如石刻本是我国一种传统的雕刻艺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城市的飞速发展，大量的大理石和花岗石材料被运用于现实生活的领域。上海大理石厂为了不浪费大量的建材边角料，开发了大理石刻工艺品，并引进了大理石浊刻工艺，刻字雕画均以阴刻为主。后来，当地的石刻艺人又在大理石刻的基础上，创造了留墨石刻的形式。其材料选用灵壁石、墨品石等墨色大理石，在继承汉代画像遗风和上海嘉定竹刻的留青刻技法基础上，采用以阳刻为主的雕刻技法，其手工艺品可以凸现甲骨、金文、古币、瓦当、汉石画像，以及碑、印等中国传统书画的神韵墨彩和拓片的金石刀味。这一原来由建材加工工业所引发的留墨石刻工艺，现已成为徐汇地区一种独特的非物质文化技艺形式。龙华寺素斋、乔家栅点心等饮食制作工艺，也是该区现代商业性饮食民俗文化的典型形式。大致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龙华寺素斋，在继承传统素斋的基础上融入了一定的现代饮食元素，创制出了鸭素火腿、净素香鸡、净素牛肉、八宝饭、八宝鸭、四鲜烤夫、素蟹粉等许多色香味俱全的素斋特色品种，深得上海民众的垂青。乔家栅的点心早在20世纪40年代时就享有盛名，至五六十年代，汤圆、面点、八宝饭、饺子等点心产品广受顾客欢迎，其技艺特点是用料考究、制作精致、造型美观，因此成为上海现代点心行业中一家颇负盛名的“老字号”。
留墨石刻工艺品：“寒山钟”
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使徐汇地区的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特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传统社会中，徐汇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村，因此其所具有的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形式也大都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与原生态性。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徐汇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上海城市中一个商业与文化的中心，其文化的集聚与辐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在现代徐汇地区所拥有的各种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形态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在本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态文化，而是一种由外域植入的“再生态”文化。例如黄杨木雕本是在浙江乐清一带广泛流传的民间工艺，最早渊源于当地民间在举行元宵节“龙灯会”时雕刻的龙船、佛像等一些民俗工艺品。后来，浙江的黄杨木雕技艺逐渐传入徐汇境内，当地的一些木雕艺人在充分吸收浙江黄杨木雕技艺特点的基础上，又结合自身的地域文化特点，创造出了一种具有上海特色的“海派黄杨木雕”。这种木雕技艺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将西方的一些素描技法、解剖知识和雕塑技巧与中国传统的雕刻技法互相结合，使其产生出一种“中西合璧”的美学效果，也正是这一特色技艺的运用，致使海派黄杨木雕的作品在艺术上更具表现力。与此类似的还有海派剪纸、盘扣工艺等等。这些技艺或工艺形式最初都不是发源于本地的，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地区城市化程度的加快以及文化集聚能力的提高，它们逐渐被“植入”到徐汇的土壤之中，并成为徐汇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徐宝庆黄杨木雕作品：“三英战吕布”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徐汇区作为上海城市中一个既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充分地体现了现代上海城市特点的区域，拥有着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它们形成于不同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背景下。时至21世纪的今天，徐汇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自觉的时代，经过人们精心的呵护与保养，该区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焕发出自身的光彩，并为徐汇文化的未来发展平添一份瑰丽的亮色。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