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人生是成功的，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这点。他的成功原因可以归纳出若干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将从钱学森人生的五次选择讲起，展示他为了报效祖国而奉献的历程，或许能为当今年轻人提供一点启迪和参考。
钱学森一生胸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为着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献出了他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一般人认为，这奉献过程是从国家研制火箭、导弹的战略决策开始的；其实不然，这奉献的过程早在这些科技人员求学时就开始了。否则，当我们回顾中国航天发展史的时候，就会像说故事似的：当国家决策要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火箭时，就有现成的一批大科学家来实现。怎么就这么凑巧呢？事实上为了这报效祖国时刻的到来，他们的准备过程长达几十年，有的人甚至花费了整整一生！在这奉献的人群中，就包括钱学森。
钱学森在报考大学时，做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学铁道工程，将来给中国造铁路。那时候，谁家的孩子要上大学，可是全家的大事。钱学森的父亲颇有“民主”作风，叫钱学森先听听各方面的看法。他就读的中学的数学老师希望他将来成为一名数学家，叫他报考数学系；而国文老师认为钱学森的文章做得很好，希望他报考中文系，将来去当作家；而钱学森的母亲还是希望钱学森搞教育，子承父业；还有一些老师认为钱学森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去学画画、作曲。而这时的钱学森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听老师讲到孙中山和他提出的《建国方略》。如何让一个衰败的中国迅速地复兴？孙中山给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设想，其中在建设方面，孙中山提出要发展交通，尤其要发展铁路交通，让我们国家的铁路像人体的血管一样通向四面八方。那时中国的铁路多是外国人铺设的，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钱学森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再加上当时交通大学是这方面全国最好的大学，所以钱学森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当时叫铁道门。
钱学森在交通大学的本科毕业证书
正当他憧憬着立志做詹天佑式的工程师的时候，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突袭了上海，当时上海地区的第19路军英勇抗击日军的侵略。日本人为了击退第19路军，不惜动用空军进行狂轰滥炸。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军队没有多少飞机，所以中国军队伤亡非常大。在校园里怒视着空中的日本飞机，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学铁道机械工程对国家用处不大，所以要学习能打下日本飞机的本事。为此他利用业余的时间把校区图书馆里所有的航空方面的书都读完了。钱学森从交大毕业后投考国家第二届“庚款留学”公费生，报的就是航空工程专业，当时叫航空门，就是飞机设计。他以当年“庚款留学”公费生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开始了涉足航空工程的历程。
钱学森经过一年的预备班式的培训才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读研究生，一年后获航空工程硕士文凭。此时年轻的钱学森为了能在美国找到一份航空方面的工作，必须要拿到航空工程师的证书，按照今天的话讲你得持证上岗，没有证就不能找工作。当时要拿到这个航空工程师的证书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你要有航空工程的硕士学位，这个钱学森已经有了；还有一个必须要有曾在一家航空工厂实习至少一年的证明，钱学森当时没有拿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到工厂里实习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拿不到实习证明就拿不到航空工程师的证书，在美国就不能找到航空方面的工作。这时，摆在钱学森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改行干别的，不改行就要想办法找另外一条出路。此时，昔日的想法重现脑中：在学习航空工程的过程中，他感到航空工程的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主意一定，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钱学森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同时向当时航空理论研究的最高学府加州理工学院提出申请，并且只身一人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敲开了后来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办公室的门，经过一番口试，冯·卡门教授非常满意这个年轻人，于是录取了他。
1938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的钱学森
钱学森的父亲得知儿子要改学航空理论后坚决反对。钱学森的父亲是20世纪初中国赴日本留学的学生，回国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也算是那个年代的“海归”。他认为过去的读书人只动嘴不动手，这是人才培养上的失误，他对儿子的培养就是要让他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以彻底改变读书人那种只动嘴不动手的毛病。从这点出发，他反对自己的儿子改学航空理论。这个时候的钱学森也就25、26岁左右，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他很困惑。这时候一个好心人来到了钱学森的身边，他就是钱学森后来的岳父、我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蒋百里受国民政府委派，于1936年赴欧美考察军工发展状况，在美国考察时顺便来到了洛杉矶看望老朋友的孩子。钱学森把心中的困惑向这位军事理论家倾诉，没想到蒋百里非常支持钱学森，他对钱学森说：“现代军事发展空军非常重要，中国早晚要有自己航空方面的专家，你学航空理论我非常赞同。至于你爸爸的想法你不用忧虑，我回去会做通他的工作的。”有了这么一位长辈的支持，钱学森的第三次选择成功地实现了。以后就不用我说了，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在导师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很快就成为航空理论方面杰出的科学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钱学森在导师指导下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为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同盟国战胜法西斯轴心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钱学森要回国了。回国的曲折经历大家也都知道，我就不说了。回到祖国以后，国家作出要研制中国自己的火箭、导弹的战略决策，有关方面询问钱学森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的答复非常肯定，但是他没有料到国家会把研制导弹、火箭的任务交给他，并且让他来负责、领军，做技术方面的“头儿”。国家的需要使得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那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受国力所限国家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但是钱学森既然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选择，就义无反顾地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大国之列，弹（导弹）、箭（火箭）、星（人造卫星）、船（飞船）、器（深空探测器）全面发展，钱学森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赋予他的责任和交给他的任务。
1966年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在航天基地视察
1982年，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年已70岁了，为国家作出了这么大贡献，他完全可以休息了，写写回忆录，做做报告，……但是钱学森又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此时国家刚刚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全国上下都憋着一股劲，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钱学森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他以独到的研究角度，从70岁到85岁，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进行了不懈地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钱学森本人对他晚年的工作又怎么看呢？他曾经对他的堂妹、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教授讲：“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多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
一个有大作为、成大器的人，就要时时把握国家和社会的脉搏，进而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社会的命运相结合。共和国的科学元勋们，做的都是整个民族、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学问和工作，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学森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