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题记
一
上述题记转摘自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词，它的原创者是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莎翁的这句名言是在提醒我们，所有今天，皆可溯源。既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英两国人民都曾以各自创造的灿烂文明影响过对方，比如茶叶，中国是它的故乡，下午茶却在英国走向极致；那么，英伦民族向汉民族抛出的文明绣球，当然也不会在少数，尽管姿势不比饮茶那么温雅友善。
“一个英国人能长期呆在国外而不作设立跑马赛的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名叫H·朗的英国人，早在1874年就在他的《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一书中如此断言，并且言之凿凿地引史为证：“上海租界早期的记录表明这种英国传统消遣早就存在。”
的确，开埠刚刚五年，上海这片英伦“飞地”上就出现了第一家跑马场。
将一项游牧民族的生存技能擢升为竞技性的消遣，带着剥离于其中的速度和炫彩，走出荒原，驰别阔野，使之不仅成为城市族群臀下的娱乐方式，而且变异为牟利手段，是英国人的创造。
1848年，一些最早来到上海滩的英国人，以他们不可想象的低价——每亩不超过10两银子，租下了位于今天河南中路、南京东路、山西南路一带的80余亩土地。说是“租”，但只要他们不想退租，业主一方是不允许变卦的，而且不得“昂价”，也就是一不能不出租，二不能想涨价就涨价。这便是英国第一任驻沪领事巴富尔为他的子民创下的“杰作”——事实上的“永租”。
上海早期的跑马场
这些英国人拿这80余亩土地做成了一座运动场，在其四围内修建跑道，用来赛马。每到夕阳将落、余照熔金之时，男男女女的洋人们就联袂并辔而出，遛达驰骋于其间，或信“蹄”逍遥，或御风而翔，煞是潇洒。每到气候宜人的5月、11月间，他们还要举行赛马：让几匹或十几匹高头大马，伫立于同一道起跑线上，随着一声令下，临驾于马背上的他们，便驱策着、鞭打着、教唆着这些马儿，风驰电掣地闪过，以速度一决高下。
跑马场上准备入场的赛骑
跑马场上的赛况
跑马彩票牌
因为最初建立的这个跑马场面积偏小，据说场内的跑马道周长不足400米，跑起来实在难以尽兴，洋人们于是在跑马场的出口处修筑了一条东西向的直路，兼作遛马、赛马两用，以弥补场内面积的不足。这条路就被随口叫做了“马路”。不知汉语中的“马路”一词，是否就此滥觞，笔者没有作过考证，姑且存疑。
后来，租界又在“马路”的南侧，取相同的走向，陆续开辟了几条新路，这条最早开辟的“马路”辈分见涨，就变成了老大；为方便区别，洋人们干脆称其为“大马路”。依次往南，几条新辟的道路分别被称为“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这五条马路后来分别被命名为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
二
为什么一群四顾汪洋的岛国子民，一个点燃了全球工业文明曙光的民族，却酷爱在马背上挥霍他们的余暇？
谚云：“男人的天堂，一半在马背上，一半在女人的胸脯上。”
公平、速度、技能、竞争，以及玫瑰与佩剑，或许都是这个民族的固有之爱。曾经盛行于欧洲大陆的骑士文化为赛马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十字军东征的滴血箭镞更为奔腾的铁蹄谱写了摄人魂魄的旋律，激扬千年而永不陨落。
早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就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驰骋疆场、歃血搏命的武士的代名词，而成为一种等级的标志，散发出和皇族沾亲带故的上等人气味。借助于曾经骁勇的祖先的荫庇，骑士和骑兵的分野，开始在他们的子孙之间延续，层级分明，形同壁垒，并无可挽回地走向纨绔。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更是赋予了骑士以“基督之兵”的神圣光环，将骑士与教士并列，宣称教士对灵魂征伐，骑士则向罪恶宣战。从1066年威廉公爵率领诺曼骑兵最终击溃英国步兵、将英格兰土地踩在铁蹄之下的那一天起，骑士作为一种爵位，也作为一种荣耀和传统，便随着马裤、马刺和马靴，一同被英伦文化永久册封。
最早出现在上海的运动场，往往被时人称为“抛球场”，因为场内除了赛马，还设置了“滚木球场”、“英式墙手球球场”等。但这个抛球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蒯世勋写作《上海公共租界史稿》时，就被认为“抛球场名称犹存，已不可考”。
在西人眼中，球场往往就是一个花园，他们在其中种植了许多乔木、灌木和花卉、绿草，也因此，南京东路从外滩到河南中路的一段“马路”，又有了“派克弄”（从“Park Lane”音译而来，意为花园小道）之称。根据现有的史料可以得知，还在1850年，骑赛就已经隔三岔五地举行。那时，“一天的比赛总共有七个项目，最多时有七匹马比赛。由于场地狭小，须经三次预赛，胜利者方能进入决赛”。到第二个洋人跑马场设立，最早的那个跑马场就有了“老花园”之名。
“老花园”的传统赛马项目中，最简单、也是最经典的，就是比速度，在规定的距离之内，最先跑完者为胜。如此赛法，直到今天依然盛行。
继“老花园”之后，赛场一再迁建扩张，直至19世纪末期形成占地近500亩，将今天的人民公园、原上海美术馆和人民广场地块一并圈入的庞大的跑马厅。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跑马厅以博彩相号召，吸引成千上万嗜赌的中外客，为它的执业者创造了不计其数的财富。（如果展开，那将是一篇长长的故事）直到今天，仍有一幢地标式的建筑，可以牵引着我们的视线，穿越历史的重重屏障，具体地一窥当年跑马厅主人的富有——上海陕西南路30号，矗立着一幢占地5000余平方米、花园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北欧风格建筑——马勒别墅。这幢有着“梦幻城堡”之誉的建筑物的主人，就是曾任跑马厅大班的英籍犹太人爱立克·马勒。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和跑马厅
三
还有一种赛马活动，叫做“撒纸赛马”，又称“跳半涉”、“猎纸”等，租界时期曾风行于上海西部的徐家汇一带。这种活动据说脱胎于英格兰原始的猎狐活动。早年间，一群狩猎者骑马在伦敦以外的荒郊野地搜踪寻迹，追猎狐狸。为了方便这项原始的狩猎活动进入城市，使之成为更适合城市有闲阶层的全天候游戏，英国人对之进行了改造。改造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以人代狐，由一名骑士扮演狐狸，佩以特定的服饰标志，以强化虚拟的“狐狸”感，然后放马先跑。假狐狸在逃跑过程中，须一路撒下五颜六色的各种纸片，以表示“狐过留痕”。待“人狐”离远后，成群的猎狐者方可根据发令者的号令出发。他们根据五色彩纸留下的痕迹，一路寻寻觅觅，拍马紧追，凡判断准确，不迷失目标，最先追上“人狐”的骑手，即获得胜利。
洋人来到上海以后，玩心未泯，也带来了这项传统游戏。1888年刊行的《游沪笔记》说：“跑纸：春秋佳日，西人谴细崽马夫，囊携碎纸，乘马至远郊随意抛弃。次日，西人乘骑觅，能尊原路而先到纸尽处者为胜。”《游沪笔记》所说比赛的时间是“春秋佳日”，可能指的是最早期的情况，后来的情况略有变动。约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比赛大多安排在冬季举行。每年12月至次年2月底，每逢星期六下午举行一次，除非雨雪天，盖莫例外。其间如果正逢圣诞和元旦两大节庆日，通常也以举行猎纸活动志庆助兴。如果偶有不便，不能如期在郊外举行，游戏便会转而安排到跑马厅，时间通常在3月。
初期，猎纸游戏的运动路线，起点大多安排在福州路东端，终点为跑马厅（今人民公园）。由此可见，当时这片地区尚属郊野，阡陌农舍，一派乡村面貌。然而开埠之后未及几年，这片区域已不复桑梓旧颜，变得日趋繁荣，显然不再适合进行狩猎之类的活动，哪怕假狩猎也不行，没那个感觉了。猎纸活动于是改从徐家汇出发，循虹桥路，一路西驰，以今上海动物园东面的一条小河为终点。
猎纸比赛的具体路线并不固定。虽然固定的线路可以方便赛者，但日复一日的因循必然会败坏胃口，新鲜感、刺激感荡然无存，因此必须常作变动。一般而言，初赛时由理事会会长或其指派的人规划线路；决赛时则改由初赛的获胜者选择线路。线路安排妥定后，即提前一日派出5名马夫，携五色碎纸，沿途抛撒，或沟或坎，或田或野，间隔距离并不一律，以增加比赛难度。到正式比赛时，其实已不再采用“人狐”制，所谓的“人狐”，已被前一日派出的马夫所替代。
参赛者以最先到彩色纸片抛撒完毕的地界为胜。要赢得这份荣誉，光凭速度显然不够，还须辅以必要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要善于寻觅彩纸的踪迹，以防误入歧途，那是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比赛通常会设立两座奖杯，分别奖给轻量级和重量级的优胜者，但是后者必须在整个比赛中获得第6名或6名以前的名次才能有效。优胜者除了获得奖杯、奖金外，还被授予穿红色茄克的权利。这种将亮眼的色彩与人体组合的方式，可能比单纯的奖金、奖杯更具诱惑力。因为奖金、奖杯是不能随时携带、经常亮相的，而茄克可以，它可以作为一件日常用品，随时随地彰显人前，标榜你的成就，炫耀你的能力，满足你的虚荣。
为体现更广泛的激励作用，规则还规定，优胜者在下两轮比赛中，即使再次获胜，也不再颁给奖杯、奖金。也就是说，在以后两轮比赛中，上一轮的优胜者可以参加，但不计名次。这是一种防范强者垄断的公平之策，可以刺激相对较弱者的竞争信心，提携后进。
由于猎纸比赛大多在乡间举行，竞赛者往往策马群奔，行踪飘忽散漫，所选季节又多为春秋，风和日丽，正是乡村农人春种秋获之时，群马疾奔，践踏农田势所必然，还会干扰正常耕作的乡村农民，因而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有时甚至相当激烈。有人据此而想当然地以为：“由于跑马总会的担心，于是想搞一个固定的跑马场所，从而产生了第一个跑马场。”可是实际上，“撒纸赛马”活动并非由跑马总会主办，而是由“猎纸会”主办。并且，第一次正规“撒纸赛马”的举行时间是1863年，此后，从1864年开始被作为常设项目，每年举行。即使算上此前从1855年开始的一些小规模自发比赛，它的设立时间仍然稍晚于“老花园”跑马场。然而，尽管跑马、猎纸曾经风靡了大半个世纪的上海滩，最终却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没能像电灯、煤气、自来水等等工业文明的种子那样，在它的输出地扎下根来。
呵呵，今天的上海人已完全不可想象，在当年原生态的徐家汇策马扬鞭撒野狂奔该是何等拉风的景象。
（作者系《档案春秋》杂志原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