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以高剑父、高奇峰、高剑僧三兄弟为首的“岭南画派”的创建者们登陆上海后，于1912年6月5日，在当时上海新闻、出版事业运作发达的福州路、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广东路）一带创办《真相画报》旬刊。高氏兄弟之一高奇峰在上海的情变惊鸿，委实令人惋惜。但是从粤籍南社成员蔡守致画家黄宾虹的函中进一步深究后发现，“闻高氏昆弟皆有所恋，恒尠在报社，如此，安能成事乎？可惜可惜”，这一说法针对的对象明显不止高奇峰一人，仿佛还涉及高剑父抑或高剑僧的沪上恋情。
先试说高剑僧的可能性。高剑僧当年随高剑父兄弟一行来沪创业，约1913年《真相画报》停刊后随兄高奇峰赴日留学，1916年结束留学生涯拟回国前夕不幸身染时疫去世，故传世画作最少；但香港艺术馆藏《三鹭图》（图1）显系他沪上作品，款曰：“少屏二兄先生雅属，癸丑（1913）秋高剑僧写。”此图当系贶赠位列南社第四位领导者朱葆康。
图1 高剑僧赠朱葆康《三鹭图》（香港艺术馆藏）
朱葆康（1882—1942），字少屏，以字行。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创建同盟会，其时东渡扶桑的朱少屏加入其列成为同盟会早期会员。归国后朱少屏协助柳亚子、于右任创办《复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等一系列报刊，特别是《民立报》，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发挥了正义舆论的喉舌作用，影响极其深远。朱少屏为人慷慨热忱，柳亚子曾戏称他为“交际家”，曾于1907年在《怀人诗十章》中这样描述朱的仗义行侠：“解衣推食寻常事，各有千秋志愿赊。莫道沪江轻薄地，市中还有鲁朱家。”后柳亚子又在诗中将两人之间的情谊比作唐代诗人李白与汪伦，所谓“春申江水深千尺，不及朱三送我情”。由于朱少屏筹备南社时已跟同道刘三熟稔，故而不排除三高与他在黄叶楼结识而一见如故成为好友。事实上三兄弟中高剑僧沪上生活时间最短，顶多一年左右；考虑到朱少屏擅长交际的乐观个性，高剑僧应他鼓励作《三鹭图》出于偶然成份居多。不过，从中我们进一步获得了三高跟沪上文化界特别是南社人士交游、互动的新凭证；因为此画尽管落款以高剑僧署名，但画面三只孤傲高洁的鹭鸶形象，象征意义却仿佛并不限于他个人，而是三兄弟在以鹭自况，可见他们均与朱少屏关系融洽。因而蔡守致黄宾虹手札中抱怨的应该不会是高剑僧。
图2 南社创始人朱少屏
至于说高剑父偕兄弟辈抵沪，不安于《真相画报》出版编务事宜而沉溺于花前月下谈情说爱，其实则冤枉他了。试想，对于一位1879年出生、为了推翻满清政权出生入死而一直推迟婚约的青年艺术家而言，1912年前后的他已卅好几岁，而这在百年前的旧观念里，已是属于超越踏入婚姻门槛的十足的超龄青年了。作为曾经领导岭南反清斗争，身任广州同盟会分会长、支那暗杀团成员、广州黄花岗之役支队长的岭南辛亥革命元老之一，高剑父在革命成功之后，跟曾经共同参加反清革命活动的女敢死队领导人宋铭黄（图3）因志同道合、患难与共而在上海互诉衷肠、谈婚论嫁，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和可以指责的。这就跟1913年为高、宋二人证婚的辛亥革命元老、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1874—1916）、徐宗汉伉俪一样，二人在广州共同参与反清革命活动，徐宗汉尽心照顾负伤的黄兴进而成就一段姻缘。所以，蔡守致黄宾虹函对高氏兄弟流连花下有所微词，估计主要还是就高剑父大弟、《真相画报》主要负责编辑、出版的主持人高奇峰而言，而并非针对跟他同岁而富有丰富阅历和传奇色彩的高剑父。
图3 高剑父夫人、上海启秀幼稚园老师宋铭黄及其女儿高励华
曾经在广州同一条战壕里协同战斗的高剑父、宋铭黄夫妇跟黄兴、徐宗汉夫妇，于民国初年都来到了上海，由后者为前者证婚来看，高氏伉俪很可能曾是始建于1912年的武康路393号黄兴公馆（图4）的座上宾，甚至还可能是黄府常客呢。至少从黄兴1916年夏讨袁成功回沪，到10月积劳成疾去世期间，高剑父夫妇应该有登门拜会、慰问之行。总之，民国初期的武康路上，一定曾经留下过岭南高氏夫妇既充满欢快又不乏沉重的步伐。虽然目前没有确凿证据直接验证高剑父夫妇往来武康路黄兴公馆的确切时间，不过，确实有证据可以证实高剑父到过今属徐汇副中心地带的龙华地区，既有他的相关作品印证，还有他曾在龙华捡到过的一枚陪伴他此后诸多重要画作的古代肖形印章为证。
图4 武康路393号黄兴旧居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高剑父《画法与画材》讲稿谈及他“在沪时，辄于野外写生，于龙华寺畔，拾得一铁章，内刻一兽似狗非狗的东西，归擦而视之，见头上一小角，就当作麒麟，喜而用之，以其原名麟。后再仿此类，但多以意为之，谓印章不过符号、哩头、商标之类，不必斤斤根据六书、说文，是为我国艺坛用泥封与‘鈢’字之始”。这段记载传递了两条相关信息：其一是高剑父在沪时曾去市区西南郊龙华寺写生；二是他在龙华寺拾得一枚古印。
案，龙华寺、龙华塔是近代以来上海市民赶庙会、赏桃花、进香、登高的郊游去处之一。1912年上海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图画馆中国画师刘德斋七十寿辰，就和新老学生徐咏青等远足龙华，并于百步桥畔集体合影。几乎与此同时，南社成员也曾去龙华踏青，故见诸游览诗文甚夥，如黄节的《九日登龙华塔同诸贞壮、邓秋枚》。甚至日本著名画家竹内栖凤1921年4月到中国旅行，也曾赴上海龙华写生作画，有《江南春寺静（龙华春色）》（图5）传世。至于高剑父的龙华写生稿，见诸广州艺术博物院藏、编《高剑父画稿》之“写生稿·国内写生”部分，纸本铅笔画中江南风格建筑飞檐翘角一侧记曰：“沪浜龙华寺前茶馆。”（图6）
图5 日本画家竹内栖凤笔下的龙华景致
图6 高剑父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龙华古刹附近的写生画稿
常见于高剑父画作所钤动物肖形印有二，一为白文肖形圆印，一为白文肖形方印。据已知钤押情况统计，肖形圆印见诸1916年沪作《鹡鸰图》、1918年沪作《鸡声茅店月图》、1919年《花鸟图》、1919年《秋蔬图》、1920年沪作《秋树老猿图》以及1928年《萱花图》等；肖形方印见于1917年沪作《野趣图》、1919年沪作《松鸟黄昏月图》、1924年作《梅石图》等，不一而足。鉴于高剑父1913年前后为避袁世凯当局迫害，常赴上海西南郊外刘三华泾别业黄叶楼，而龙华乃必经之地；故当年偶得肖形铁章，当以肖形圆印（图7）为是，因为这与上述其沪上作品钤押情况大体吻合。而其龙华寺前写生，似乎也应属同一时期，未必如《高剑父画稿》判断的“20世纪30年代”；因为卅年代高剑父已无长居沪上生活经历，特别是其虹口区北四川路大德里弄的寓所在“一·二八事变”的战火中毁灭后，他几乎再也没有从容于沪上郊游写生的机遇了。更令人扼腕痛惜的是，高剑父的大弟高奇峰，竟也于一年之后的1933年秋在由广州经香港乘船到上海准备去德国举办画展前夕，因患肺病猝然去世于今徐汇地界的一爿医院里。
图7 高剑父在龙华古刹附近发现的古代肖型圆印印文
值得关注和厘正的是，虽然高奇峰1933年秋取道上海遽然长辞于徐汇的具体时间距今尚不足百年，但令人疑惑的是，目前有关他卒年确切月、日，至少有如下若干截然不同的口径。
譬如1995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的《岭南三高画艺》认为高奇峰“1933年10月11日病逝于上海”；为此，广州艺术博物院翁泽文先生等编著《“二高一陈”艺术年表》也主张高奇峰10月11日在沪病逝。甚至今广州艺术博物院《岭南画派经典回顾展》所陈《高奇峰艺术年表》，还为之（10月11日）补充并确定为农历八月廿二日，几言之凿凿。但1968年高为素、高励节先生出版《三高遗画合集》，则说高奇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时零五分在大华医院逝世”，仿佛也证据确凿，甚至明确到了去世当天的具体时刻；因而2002年底李伟铭先生主编《岭南画派大事年表》沿袭此说。但2004年底广东省博物馆成洪燕女士编著的《高奇峰及“天风七子”艺术活动年表》，认为高奇峰上海之行是“十月十一日抵上海，不幸于十二月旧病发作，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朵云》第59集《岭南画派研究·岭南画派活动年表》也持此说，谓“10月11日抵上海，因肺病复发，于12月病逝于上海大华医院”。此外，旅美美术史论家蔡星仪先生著《中国名画家全集·高剑父》提到1933年高剑父的二弟高奇峰病逝另有一说：“在11月11日从南京出发到达上海时，不料突然发病，送入医院抢救无效而逝世。”而王坚先生的《认识岭南画派》还有一说：“1933年秋，国民政府推派高奇峰为赴德国筹办中德美术展览会代表，不幸旧病复发，于1933年11月1日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上海近代美术史学者潘耀昌先生的《民国初年到抗战前上海与岭南的美术交流》，系涉及高奇峰沪上去世时间最晚者，他援引1933年12月8日《申报》报道说：“1933年12月7日：高奇峰在上海逝世，本日在中国殡仪馆设灵公祭，前往致祭者，有蔡元培、陈树人、叶恭绰、吴铁城等暨高氏亲友及艺术界人士，致送挽联、祭文诗词甚夥，并陈列高氏遗作多幅。9日上午，由其义女张坤仪扶柩乘‘庇阿斯总统’轮运回广东。”以上诸说，似乎都有一定的根据和权威性，但究竟哪一说更有道理，令人莫衷一是，无从取舍。
顷读《高奇峰先生遗画集》之《高奇峰先生行述》，开门见山载“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日番禺高奇峰先生疾终上海大华医院”。并说“今秋中德美术展览会推先生代表赴德，先生欣然至沪有所商榷，乃十月十六日至十七日遂病，医者谓以感冒劳顿，食滞触发肺疾，诊治经旬，迄不见效，遂卒。病中神识尚清，先电属（汪）兆铭等以所居‘天风楼’屋地为奇峰画院，永为育成艺术专家之用；平生作品，分赠国内外各艺术馆。又属亲友所负债务，概销其券不取偿。呜呼！足以观其志也矣！先生卒年方四十五……”。又据广州艺术博物院藏高奇峰档案，进一步以双重史料担保，证实其去世确切时日为11月2日。叶恭绰先生记录《高奇峰先生遗嘱》载：廿二年十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在上海宝建路大华医院（今徐汇区宝庆路19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五号室立高奇峰先生遗嘱。据此，有足够证据表明高奇峰卒月探讨可结案为11月2日。
图8 高奇峰先生遗像速写
此外，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南京东瓜市9号辞典馆内奇峰图书馆编印《高奇峰先生荣哀录》第一辑中，高奇峰来沪、病逝始末见证人叶恭绰先生撰写《高奇峰先生示疾记》，对高奇峰来沪原因、发病症候、病危始末披露甚详，特此摘要如下，以供研究之需，并足资证明高奇峰来沪始于10月13日从香港乘海船16日抵沪，绝非蔡星仪先生所谓“11月11日从南京出发到达上海”。而潘耀昌先生引述1933年12月8日《申报》报道内容，乃高奇峰卒后近一月的沪上悼念活动，事关之前11月2 日他去世的具体时间有误。
吾国名画家高奇峰先生今以疾弃此世界而去矣。……
奇峰先生之来沪也，实缘柏林美术事。始，余去岁还乡，寓天风楼，谈及柏林吾国美术展览会事，尚未组织。奇峰先生意颇赞成，商余设法进行。余……乃为划策，以商于汪精卫先生，汪先生以为然。遂在行政会议提出通过，并聘先生为筹委。余意其体弱，未必果行。嗣知其去志甚坚，因约其来沪商一切手续，遂欣然就道，此其至沪之原因也。
先生于十月十三日由香港乘昃臣总统号船北行，十六午至沪，余迎之于新闸码头。把握欣然，同至滃州饭店。是行也，实与张坤仪女士同来。女士为先生高弟，从学十余年，为粤中艺苑白眉。女士少孤，先生恩勤教养，女士亦于先生致敬尽礼。先生乃抚之为女，实以师弟而兼父女者也。
女士因告余，途中苦晕船不可以兴，而先生精神乃极饱满，进食逾恒；且在船中应乘客之请，曾将其师弟诸人赴德作品开展览会一次，虑感辛苦。又在船舷曾小倾跌，不知有伤损否？先生欲即面汪先生，余赞其即夕行，女士尼之，谓须少息，余亦谓然，遂别。不意其是夕即感头痛不适也。
十七日先生头痛胃逆，精神疲困，进粤中柯道医生所予常服之药未效。十八日乃约费纳煦医生珍视，病稍好而吐仍时作。乃命女士代表入京见汪先生，旋为先生电促归沪，则病势颇重。余思旅馆诸多不便，乃迎至舍下。越三日，病势有增无减，胃纳益少。张女士乃招先生之侄为素、为绚，至一同商酌看护。延德医米霭礼至，一诊即断为危险。越二日，因舍间珍视不便，乃征得先生同意，迁寓大华医院。医言先生旧有肺疾，虽因加以护膜而暂愈，兹因劳顿感冒，食积将致触发，一发恐不可收拾。余连电先生诸兄，促其来沪，一面与医商救急之策，使用接血、注射强心针种种方法，乃迄不能挽救。至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时五分，遂逝世。先二日，余睹其疾不可为，遂商之为素、为绚、坤仪三女士，为备后事，故逝后即时迁至中国殡仪馆装殓。逮五日，先生兄冠天至，始行入棺。入棺时，冠天主行基督教仪式，因招谢牧师来致祷焉。
……
十一月二日，先生复命坤仪女士将遗嘱逐字向其覆述，先生点头称是。……先是一日下午，医生抽去脑脊髓水少许，精神复振，先生乃命坤仪女士将遗嘱逐字重读，意极欣然。同人佥意可有转机，惟医言无把握。至二日晨，仍极明瞭。不料过午即忽转变也。
……
最后值得介绍的是，高奇峰与义女张坤仪（1895—1969）（图9）到沪下榻的滃洲饭店也位于法租界内今徐汇区永嘉路（原西爱咸斯路）上，而当年去码头迎接他们的张坤仪亲戚叶恭绰先生（1881—1968），既是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又是粤籍知名学者、书画家和鉴藏家，建国后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画院院长。叶先生早年旅居上海的私邸“懿园”（图10），就位于永嘉路附近的建国西路506弄14号，与后来赴港旅美书画收藏家王南屏互为邻居，王府在该弄2号。显然，高、张下榻饭店当为叶相帮联系，之所以选在永嘉路上的滃洲饭店，一是利于暂时静心休养和就近关照，另外也便于稍后重新由上海出发远赴德国出席中德美术交流展览活动。
图9 高奇峰女弟子、画家张坤仪
图10 建国西路500～506弄懿园主入口
涉及高奇峰跟上海徐汇令人纠结的不解之谜，除了以上有关其卒年月日经铺陈史料迎刃而解，另有两幅款署作于黄叶楼的绘画作品真伪也有待鉴定。
其一系笔者2009年12月18日赴日本京都出席“中国近代绘画研究者国际交流集会”后随与会代表去滋贺县东近江市日本习字教育财团“观峰馆”参观提看的馆藏高奇峰作品，其中一幅设色狮子立轴款署“甲子（1924）六月奇峰画于黄叶楼”（图11）。如上所考，高奇峰黄叶楼作画有案可查是民国二年（1913）除夕与高剑父、高剑僧兄弟所作的《三高合作图》，和次年秋天自日本潜回上海藏身黄叶楼作《禾堆双鸡图》；而且按理即便有其他新发现作于黄叶楼的作品，从他沪上生活、创作可能的时间段判断，也只有1912到1920年之间才有机会，舍此几别无选择。因为高氏兄弟早在二十世纪廿年代前已结束上海审美书馆业务陆续南返，高奇峰甚至先于高剑父回归岭南，此后再无北上沪渎记录；直到1933年秋为筹备赴德国柏林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他才又重新踏上了这块就其个人感情而言的伤心之地，并因鞍马劳顿而肺病复发，终于沉疴难起，与世长辞于大华医院。因此，观峰馆藏高奇峰这幅《猛狮》很可能是模仿自高奇峰另一幅画作《威力震大千》（亦狮子图）；另从该图高奇峰款署“黄叶楼”的“楼”字书法差异性，似已显现破绽所在。
图11 日本京都观峰馆藏高奇峰作于黄叶楼《猛狮》图轴
同样的质疑还出现在高奇峰去世后的1935年1月，主要由高奇峰义女和女门生张坤仪主持编辑、上海华侨图书印刷有限公司出版的《高奇峰先生遗画集》（第一辑）（图12）中的一幅作品。这幅款署同为1924年夏天作于黄叶楼的设色《不寐性常在图》（图13），今为台湾挹翠山堂所藏，画面一袒腹赤足老僧面含微笑，右手轻掐佛珠，从梁悬木鱼柱础后款款步出，款作：“不寐性常在，人天息息通；法心时时扣，扰扰劫尘空。甲子六月奇峰画并题於黄叶楼。”
图12 1935年上海华侨图书印刷有限公司出版的《高奇峰先生遗画集》（第一辑）
图13 款署1924年夏高奇峰作于黄叶楼的《不寐性常在图》
且说黄叶楼主刘三1924年清明确曾接待过章太炎、于右任、章士钊、李印泉、张继等一行前来祭扫黄叶楼侧邹容墓，《黄叶楼遗稿》有诗题曰：《清明日，太炎偕同溥泉、行严、右任、君武、梓琴、铁桥、铎民诸兄祭扫威丹将军之墓，携其祭余，过黄叶楼聚饮赋诗，亦成一绝》。但是这一年刘三出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6月是否在黄叶楼尚有待作进一步取证。而既然跟高奇峰熟稔的刘三未必在黄叶楼，高奇峰是否会于本年夏天去黄叶楼呢？而且为什么上述两幅高奇峰的作品创作时地如此相同？另外，《不寐性常在图》笔致工细，迥异于常见高奇峰绘画风格。但既然此图出现在他去世后的纪念画集中，当不存在真伪界定问题。看来有关此图的本事始末，同样属于今后可持续研究的议题。
图14 本文作者陪同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嫡传弟子、87岁港澳著名画家黎明和黄咏贤夫妇在迁建后的黄叶楼暨邹容陈列室侧留影
图15 刘三的女儿刘缙（1908—2002）；刘缙晚年与女儿在邹容墓前合影
图16 高奇峰《九如图》（广东省博物馆藏）和“黄叶楼”印鉴
后记：刘三家属、夏记海上老照片馆主夏文宗先生慷慨提供史料，谨此深致谢忱！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