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前，徐悲鸿先生在《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回顾了中国西画东渐的历史，对徐家汇和土山湾作了如下评价：“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其中陶冶出之人物：如周湘，乃上海最早设立美术学校之人；而张聿光、徐咏青诸先生俱有名于社会。”
一、西洋画的传入
西洋画是随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的足迹传入中国的，远的可追溯到距今432年前，明朝晚期(1583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神父（Matteo Ricci，1552—1610）。利玛窦在广东开教时，便以西方科学和西洋画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他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并从中西画法差异的角度，向国人阐述了几何学在西洋画中的运用，注意光线明暗的投影原理和“远小近大，由大及小”的透视知识。利玛窦精于绘事，他用油画绘制的《野墅平林图》至今还珍藏在辽宁博物馆中。
延续至132年后的清朝康熙五十四年（1715），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朗世宁（Gui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来华，他长期担任宫廷画师，并向国人介绍西洋画的焦点透视等技法；相隔23年后，另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随后抵华，他和朗世宁一起在清廷绘画。乾隆皇帝很欣赏王致诚的画，尝谕工部曰：“水彩画意趣深长，处处皆宜。王致诚虽工油画，惜水彩画未惬朕意；苟习其法，定能拔萃超群也。”看来乾隆皇帝更喜欢水彩画，希望擅长油画的王致诚，能在水彩画方面有所改进。
这些传教士在清朝宫廷中留下了许多传世杰作，为中国美术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当时引进的素描、水彩画和油画等，均属于西洋画范畴。
西洋画是从西方引进的外来画种，它凸现的是西方的绘画体系和理念，比较重视描写光与色的变化，用强烈的明暗对比和明确的焦点透视法所绘制的画偏重写实；而中国画历来强调“以形写神”、“随类赋彩”、“气韵生动”，不专尚形似而尚神似，以散点透视取景，讲究的是意境和神韵。两者因绘画体系、视觉观念等基本理念的差异，加上绘画工具、颜料、纸张、材质等的不同，其表现技法和表现形式有着明显的区别，是两种各有千秋的独立的画种。
西洋画传入我国后，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画的强大影响下，为适应国人的审美观念，只能在两种不同要求之间折衷调和，糅合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画风。所以严格地讲，在晚明到清初传入的西洋画以及18、19世纪活跃于香港、澳门和广东沿海地区的外销画家所作的外销画，还不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纯正成熟的西洋画。
二、徐家汇——土山湾，我国西洋画的摇篮
1.徐家汇美术学校
1847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范廷佐修士(Jean Ferrer，1817—1856)抵达上海。范廷佐出生于西班牙艺术世家，曾在罗马的艺术学校学习，在绘画和雕塑等方面造诣颇深。1852年为了建造徐家汇教堂，他把在董家渡天主教堂的绘画雕塑工作室迁到了徐家汇，扩展成“美术学校”(L'Ecole de Beaux-Arts)，自任校长；并邀请了意大利传教士马义谷神父(Nicolas Massa，1815—1876)共同任教。马神父也曾在罗马的艺术学校学过绘画，他和范廷佐继承和发展了由利玛窦等开启的“西画东渐”事业，是最早向中国学生系统传授西方的绘画和雕塑艺术的外国传教士。而这所徐家汇美术学校虽然规模很小，只有几名学生兼作助手，却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西洋美术传授机构。学校起始招收的几位中国学生中，有位叫陆伯都(1836—1880，浦东川沙人)，他16岁进徐家汇美术学校学画，是范修士和马神父最得意的大弟子。1856年范廷佐修士英年早逝，由马义谷神父负责教学工作，而陆伯都修士则负责整个学校的日常工作。后来有位从徐汇公学毕业的刘德斋(1843—1912)来到徐家汇美术学校，还有他的同学、擅长书法的夏鼎彝和生平不详的王安德（静斋），以及其他几位未能留下姓名的学生，一起在此学习西洋画。1860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艾而梅神父(Faustin Laime，1825—1862)接替调到外地传教的马义谷神父，负责徐家汇美术学校。艾而梅曾长期在罗马和巴黎著名的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塑，是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他执教后，十分重视对学生基础理论的培训，主张所有的课程都应向欧洲的艺术院校靠拢，他想把徐家汇美术学校办成在中国普及西方美术教育的窗口，他希望这所学校培养出的学生，能够成为第一批系统掌握西洋画技法的中国画家，从而促使学校的教学水平有了进一步地提高。1861年夏，艾而梅神父在太平天国军攻打上海的战乱中二次落入太平军之手，次年病逝。1862年开始，陆伯都修士正式担任校长。徐家汇美术学校从1852年开办到1867年正式并入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之久，为土山湾画馆培养了中国最早的西洋画家和西画教育家。
徐家汇美术学校
2.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1849年江南水灾，天主教会开展赈灾活动，意大利传教士柏保禄神父(Paolo Pacelli，1812—1850)收容了400名流离失所的孤儿，在青浦建立起孤儿院。次年柏神父因服侍病儿染病亡故，孤儿院并入蔡家湾孤儿院，由夏显德神父(Francisco Giacquito，1818—1864)负责。夏神父在此服务六年，护理病孩儿，教育孤儿，还创建了成衣、制鞋、木工、印刷等作坊，培养孤儿们有一技之长。此后夏神父调往东北，改由马理师神父(Louis Massa，1827—1860)负责孤儿院。1857－1862 年太平天国军队攻战江南时，沿途烧杀，焚毁了孤儿院，杀死了保护孤儿的马神父。孤儿们不得不撤退到上海董家渡，夏显德神父调回来继续为孤儿们服务。1864年孤儿中暴发伤寒症，夏神父因照顾病孩儿，不幸染病而亡，成为15年中第三位殉职于孤儿院事业的外国传教士！天主教会为了使孤儿们有个安定的家园，于1864年购下了徐家汇南缘土山湾一带土地，将土山推平，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安顿从董家渡迁来的孤儿们。传教士们传承夏显德神父的做法，对孤儿们“衣之、食之、教诲之，授以一技之长，使之能自食其力，立足于社会”。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规模宏大，下设学校、绘画、雕刻、金工、本工、彩绘玻璃、照相制版、印刷、成衣、制鞋等工场部门，由一位神父和七位辅理修士分工负责传艺和管理。孤儿们先在孤儿院附设的小学学习基础知识，小学毕业后，继以两年的半工半读式的初步训练，培养的“孤儿们于学业上具有初中程度，工艺上获得灵巧之手腕”。学生们每天上午上课二小时，学习国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外语等课程；下午上课一个半小时，学习修身、打样等课程；其余时间都在孤儿工艺院各工场实习绘画、雕刻、木工、铁工、机械、印刷、成衣等工艺。经过二年的初步训练后，负责管理的修士按照各孤儿的天赋、才能及性情、爱好，将他们分配到各个工场学习专门技艺。这样再经过4—6年的专业培训，孤儿们长到20岁左右，已有一技之长，满师后能自食其力，这时即可自行外出谋生，如上海商务印书馆早期主要的美工、印刷等技术人员，很多出身于土山湾。但也有不少孤儿看到出外谋生不易而自愿留在院内工作，则按工作性质及表现，由院方按月付给他们报酬；到达婚配年龄的孤儿们，由院方安排在孤儿院河对岸的“五埭头”，专供成家用的住房一套，使他们能安居乐业，长期为工艺院工作。这种养教结合、半工半读、类似职业教育的办院模式，从1864年到1958年这94年间，累计先后培养了近万名孤儿和贫困幼童！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将天主教会的慈善事业和对孤儿的职业教育结合起来，使这里成为西方文化艺术和许多新工艺、新技术进入中国的发源地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汇合点，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最早的西洋画家、雕塑家、工艺美术家、印刷专家和大批熟练的技工，创造了中国近代文艺和工艺史上的多个第一，在连续参加的七届国际博览会中夺得诸多奖牌，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上海近代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土山湾画馆
土山湾画馆是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一个部门，也是我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授机构。1867年陆伯都修士奉命将徐家汇美术学校迁往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扩大成为圣路加图画馆，简称土山湾画馆。陆修士任首任主持，刘德斋修士教水彩画，王安德教油画，李德和教素描，温桂生教构图、放样，姚子珊教书法。1869年法国传教士范世熙神父(Aduiphus Vasseur，1828—1899)到画馆传授版画技艺，他是艾而梅神父在罗马学画时的同学，也是土山湾画馆中首先运用中国画的白描线条造型技法表现宗教题材的外国传教士。1871年范神父奉召回欧洲后，还不断募捐汇到土山湾，尽力为画馆谋发展。
土山湾画馆的素描课程
土山湾画馆的绘画教育，采用西方画室中师徒传承的教学模式培养学徒；但是从1880年刘德斋修士掌管画馆开始，则采用中西绘画融合的教育方法。孤儿们初进画馆时，先捏着小狼毫笔在透明纸上，照着《芥子园画谱》上描下来的纸样，白描出花卉、人物等；这样勾勒了几十张稿子后，老师看见学生们小狼毫笔已捏得中锋，稿纸上的线条也逐渐画得挺了，就叫学生扔了透明纸，开始在白纸上临摹，先打下中国画的初步基础。这样临摹了几十张图画后，再改学西洋画。最初从铅笔画线条着手，从平行的直线、弯线、交叉线，从粗细、深浅、疏密不一的线条画起，由简单到复杂，由平面到立体，逐步过渡到临摹法国阿尔芒·加什涅(Armand Cassagne)的铅笔画集。这套铅笔画集内容浩繁，人物、走兽、风景、花卉等图案，分门别类，足足有60册之多！临摹结束大概需时二年时间。接着开始学习木炭画，先是对着石膏像画素描，一年后，相公再教他们用铅笔或木炭条写生静物、风景和人物；打好素描基础，至少要花三年多的时间。随后再转到水彩画，学习色彩、光线、取景、构图等，从临摹画稿开始，逐步过渡到写生。水彩画基础打好后，再转学油画，从做油画布、钉画框、起稿、调油画颜料开始，先画些简单的静物，再逐步过渡到临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绘制的有关宗教题材的圣像，直到能独立承担工作，成为一个合格的画工，需要6年时间的磨砺。对于一些特别有天赋的学徒，由于老师都是独身的修士，他们终身不婚，特别爱惜有才华的青年，往往会额外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因材施教”，加以个别辅导与栽培，如教他们临摹法国维涅尔的水彩画和达·芬奇、拉斐尔的油画，甚至范廷佐和米开朗基罗等的雕塑等，千方百计地帮他们成才。在土山湾画馆，从辅理修士到一些学有所成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癖好——热衷于收藏西方的明信片。当时欧洲的明信片背面大都有印刷精良的世界名画或者风景名胜，不仅可供绘画时参考，也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所以学生们在劳作余暇互相展示和交流收藏的名信片，也成为土山湾画馆的一个特色。
土山湾画馆中供临摹的维涅尔水彩画
1.我国西洋画教育的开拓者刘德斋
陆伯都体弱多病，从1869年起，他的学生和助手刘德斋修士代理主持土山湾画馆的日常工作，并分管素描和水彩画的教学。1880年陆伯都因肺病逝世，刘德斋正式上任主持馆务，直到1912年；而这43年，也是土山湾画馆发展成熟、人才辈出、最辉煌的时期。刘德斋亲自编写了一套国内最早和比较完整的美术教科书，内容包括《绘事浅说》二卷和《铅笔习画帖》三卷，供画馆基础教学之用。他还率领画馆师生绘制和出版了：《道原精萃》(1887年)、《古史像解》(1892年)和《新史像解》(1894年)等画册，内收录有关宗教题材的图像510幅，展示了当时画馆师生所达到的艺术水平。
刘德斋和土山湾画馆的新老学生于龙华百步桥合影（1912年）
土山湾画馆原来传授的是西方早期的水彩画技艺，后来刘修士在法国著名的《插图杂志》(L'Illustration)中发现了法国人维涅尔(Pierre Vignal，1855—1925)的水彩画作品，看到了维涅尔的画风对西方水彩画产生的巨大影响，就与时俱进地将杂志上陆续发表的维涅尔水彩画汇集起来，供学习和临摹，迅速地提升了画馆师生的水彩画水平。刘修士在学习西洋画前，在徐汇公学曾师从国画名家学过中国画，所以在画西画时，很自然地保持了中国水墨画的传统技法和艺术情趣，他画的水彩风景画在上海曾名重一时。刘德斋和海上画派的开创者任伯年(1840—1896)过从甚密，任伯年通过刘德斋接触到西洋绘画艺术，学习素描，掌握西洋画的明暗、透视等技法，使用的3B铅笔也是刘氏所赠，任伯年因此养成了铅笔画速写、构图的习惯；而刘修士也带领画馆学生走访任伯年，学习中国画的绘画技艺，这样土山湾画馆在传承西洋画的同时，也着重中西艺术的交流和融合。刘德斋认为中国画源远流长，西方传来的水彩画和中国的彩墨画，特别是没骨画法十分接近，他把中国画的笔墨情趣融入水彩画的技法，被他的学生们代代相传，将源自西方的水彩画逐渐发展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水彩画。
土山湾画馆参加1915年世博会的早期水彩画
刘修士是我国西洋画艺术教育的开拓者。他不仅栽培孤儿，对有志绘画的青年才俊，同样倾囊相授。刘德斋培养的第一位大弟子是爱尔兰人安敬斋修士(1865—1937)。安修士三岁进土山湾孤儿院，在绘画和照相制版方面造诣极深，培养出了名闻世界的张充仁大师。刘修士还培养了清朝末期沪上一批著名的西洋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如刘海粟、徐悲鸿、丁悚、陈抱一和张眉荪等的老师周湘(1871—1933)，被誉为“中国水彩画第一人”的徐咏青(1880—1953)，以及张聿光(1885—1968)、郑曼陀(1885—1968)和丁悚(1891—1972)等大师，为我国初期的现代美术教育奠定了基础。
2.“我国最早的职业西洋画家和美术学校”创办人周湘
周湘青年时代移居上海，在土山湾画馆师从刘德斋修士学习西洋画，不到二十岁已在上海画坛崭露头角，后赴北京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结为知己。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接着他又在法国、比利时、瑞士和美国学习西画和考察美术，历时10年之久。归国后，1908年春，周湘在上海创办了国人最早的美术学校“布景画传习所”，教授素描、水彩、油画、雕塑等技艺，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开了由师承到学校教学的先河，刘海粟、乌始光、张聿光、丁悚、陈抱一、汪亚尘、张眉荪等名家，均出自该所。1911年周湘又创办了“上海油画院”，徐悲鸿就是该院的学生。周湘从事美术教育17年，先后办过四所美术学校，培养学生数千，其中不少成为著名的画家，他对国内早期的西画教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3.“中国水彩画第一人” 徐咏青
徐咏青幼年父母双亡，9岁进土山湾孤儿院，刘德斋见他很有天赋，亲自向他传授素描和水彩画，并于1897年安排他向王安德老师学习油画技艺。徐咏青聪明好学，肯钻研，有创造性，他十分崇拜维涅尔，不但从维涅尔的水彩画中汲取营养，还和任伯年、吴昌硕等画家密切交流，因而他的水彩画也受到中国画技法的巨大影响。张充仁曾说过：“中国的水彩画起步比英国晚了近一个世纪，但从临摹维涅尔的水彩画开始，它的起点却是极高的。”徐咏青画水彩画时，一点一划、中锋偏锋，都用得比欧洲的水彩画家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与当时国际上水彩画的水平不相上下，也可以说一开始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水彩画的先进水平。所以本世纪初，也就是在1909年，在我国早期的西洋画家中跳出一个有真正世界水平的较高成就的水彩画家，不是偶然的。其后不久，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1880—1942)回国，他也画水彩画，但作品不多，不如徐咏青以水彩画为主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徐被公认为“中国水彩画第一人”。徐咏青曾和同在土山湾画馆学习过的周湘、张聿光、丁悚等组织“加西法画室”，研究推广西洋美术理论和技法；后又独自在上海开设“水彩画馆”，专门教授水彩画；此后他还在香港和青岛等地办班，传授绘画技艺，培养了不少水彩画家。他的一些著名的学生如杭穉英、金梅生、李慕白、何逸梅、戈湘岚等，开始时也学水彩画，后来因市场需要将水彩画用于商业广告，效益较好，于是就走了另一条路，改画月份牌广告画了。
4.潘国磐和那彦英时期的土山湾画馆
刘修士去世后，1913年法国传教士潘国磐(Xavier Coupe，1886—1971)接任画馆主任直到1936年。潘修士毕业于巴黎工艺美术学校，他懂机械，擅长工业绘图，十分重视提高学生们的文化理论水平。在土山湾画馆，他传承了刘德斋遗留下来的一套教学模式和中西融合的画风，在此期间画馆虽无重大突破，但潘修士为人谦逊和善，深得学徒们的爱戴。1936年画馆与印书馆分家，画馆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潘相公专职印书馆主任工作；而画馆主任则由曾在西班牙学过绘画和雕塑的传教士那彦英修士(Marianus Navascues，1910—1979)继任。那修士性格内向，精于雕塑，他和潘国磐一起培养了7岁进入土山湾孤儿院的徐宝庆，帮助他成长为我国“海派黄杨木雕的祖师爷”。
潘国磐在教授徐宝庆木雕技艺
5.土山湾画馆的尾声
1951年那彦英、潘国磐等外籍修士先后离开上海，余凯修士(1892—1984)接任土山湾画馆的末任主任。余修士11岁进土山湾孤儿院学画，是刘德斋的“关门弟子”，擅长水彩画，他艰辛地维持着画馆，直到1958年画馆并入五华伞厂后，还在守护着画馆最后那几间平房。余修士保存着一套完整的铅笔画和水彩画教材，继续向一些有志青年教画，并和海上的一些艺术家们交流绘画的心得，直到1966年“文革”时才离开，而原保留的一些教材都已被毁。
余凯（前排左二）和颜文梁（前排左三）在吴湖帆梅景书屋师生书画展合影（1981年）
余凯（左）和张充仁（右）交流绘画心得
徐家汇美术学校发展到土山湾画馆，从建立到撤消，前后历时一个多世纪。他们把西洋画引进中国，培养了国内最早的一批西洋画家、美术教育家、艺术大师和大量的美术工作者，在促进中西绘画的交流和融合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所以徐悲鸿称土山湾画馆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并不为过。
（作者系上海土山湾博物馆名誉馆长，徐家汇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张充仁艺术研究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