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戏剧研究五十年感言
沈鸿鑫
2014年8月20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由该报首席记者邵岭撰写的报道，题为《沈鸿鑫作品研讨会在沪举行》，报道说：
“知名戏剧评论家沈鸿鑫作品研讨会日前举行，其新作《沈鸿鑫戏剧论集》在上海书展进行了首发。
沈鸿鑫是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从事戏剧、曲艺研究50多年，著有《周信芳评传》、《梅兰芳周信芳和京剧世界》、《京剧在上海》等专著，对上海戏曲的发展历史、各剧种，对海派戏剧的成因、特征等都有深入研究。《海派戏剧研究的时代印记—沈鸿鑫戏剧论集》收集了沈鸿鑫50多年来的戏剧论述近百万字，由戏剧耆宿刘厚生作序。”
《海派戏剧研究的时代印记—沈鸿鑫戏剧论集》书影
确实，光阴倏忽，岁月如梭，不知不觉，我从事戏剧、戏曲研究已经五十个年头了。回首往昔，不禁五味杂陈，感慨系之。
我是从古城苏州的小巷深处走出来的一名年少学子，新中国成立后成长的学者。我在高中时就喜爱文学，195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1年7月毕业。当时上海宣传文化领导部门为了充实戏曲创作和研究的力量，特地从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遴选了28名本科毕业生，在上海戏剧学院办了一个戏曲创作研究班，本人就是其中之一。这样我从文学转到了戏剧领域。在华师大和上戏，我受到了程俊英、徐中玉、万云骏、钱谷融、余上沅、周贻白、顾仲彝、陈汝衡、龙榆生等诸位教授、名师的悉心传授和教诲。1963年7月，我从研究班毕业，被分配至上海市文化局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戏剧研究生涯。
我在戏剧研究领域守望、跋涉之旅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我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先后担任局剧目工作室干事、局创作评论组负责人、《上海文化艺术报》编辑等职，主要负责策划和组织创作等，本职工作是艺术行政、编辑等工作；进行戏剧研究及评论写作，则大多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的内容除了评论当前的创作和演出外，还比较系统地对戏剧理论、古典曲论和中外戏剧名家名作等进行研究，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发表于上海和全国各地的戏剧杂志。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含合作）有《戏剧创作漫谈》、《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中外戏剧名篇赏析》等。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这一时期，正逢戏曲研究的黄金时代，文化部组织全国各地文化部门编纂“十大集成”。1987年2月，我调至上海艺术研究所，开始专门从事戏剧史论的研究，有幸参加了多项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的编纂工作，并成为学科带头人。我分别担任《中国京剧史》下卷主编，《中国曲艺志 ·上海卷》编辑部副主任，《上海艺术史》常务编委、编辑部主任，《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上海卷》、《西夏艺术研究》主要撰稿人。这一时期我的研究逐步聚焦到了上海剧种、上海曲种等上海作品，以及上海艺术家、海派文化、海派戏剧方面，究其原因，一是研究工作的需要，二是我认识上的变化。通过这些项目的研究，我觉得上海、上海艺术和海派艺术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这对上海的戏剧研究学者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也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围绕“上海”这个中心，深入研究上海戏曲、曲艺艺术的发展历史、现状与艺术规律，研究各种在上海流行的剧种、曲种（如昆剧、京剧、越剧、淮剧、评弹、苏滩等）和上海本土的剧种、曲种（如沪剧、滑稽戏、独脚戏、上海说唱、浦东说书等）的发展沿革和艺术形态，探讨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对这些剧种、曲种的影响，深入探讨海派戏剧的形成原因及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以及对今日戏剧发展的借鉴作用。我还把京剧与海派京剧的杰出代表——周信芳作为个案研究。我参加撰著了《中国京剧史》、《上海艺术史》、《上海百年文化史》、《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曲艺志·上海卷》等大型著作，撰写出版了《京剧在上海》、《周信芳评传》、《周信芳传》、《海上滑稽名家》、《上海曲艺史》等专著，从而逐渐形成了以上海艺术和海派戏剧为主的学术研究体系和特色。
刘天韵、蒋月泉演出评弹《义责王魁》
先说说我对海派戏剧的一些看法。
关于海派戏剧形成的原因。海派是与京派相对而言的，海派最早见称于绘画和京剧方面，之后延伸到文学及其他戏剧和曲艺等方面。最初海派的“海”字，并不专指上海。徐珂《清稗类钞》中说：“京伶呼外省之剧为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非专指上海也。京师轿车之不按站口者，谓之跑海。海派以唱做力投时好，节外生枝，度越规矩，为京派所非笑。京派即以善于剪裁干净老当自命，此诚京剧之优点，然往往勘破太过，流弊亦多。”后来因为海派京剧、海派绘画主要在上海活动，慢慢的海派越来越指归于上海。海派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地域原因，“江南为橘，江北为枳”（《尔雅》），文化与其所处的地域有很大的关系。北京地处北方燕赵之地，是一个内陆城市，又是五朝古都，其城市设计结构对称，方正典重的宫殿街衢和规整严实的四合院民居，具有皇气逼人和方正、稳健、凝重的城市气质。上海地处江南水乡，乃是一个沿海的港口城市，它面向海洋，又有长江向内陆广阔的腹地辐射；上海又是一个移民城市，是对外开放的商埠，五方汇集，华洋杂居，城市建筑多元化、洋气，具有开放、交融、便捷、时尚的城市性格。二是社会方面的原因。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花边文学》）鲁迅对京派、海派一概采取贬抑的态度，这是可以商榷的，但鲁迅对京派、海派的社会本质的分析是很深刻的，正因为其社会原因，所以，京派有一派官气，海派则有浓重的商业气息。三是文化的原因，包括文化环境，人的衣食住行、行为方式、思维取向等。北京是历代科举会试的所在地，它当然是经院式的，作为首善之区，流荡着一种闲适和隐逸的韵味以及古典主义的情调。上海是商埠、繁华的都市，华洋杂居，人口密集，商业发达，生活节奏快，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带有一种时尚的冒险色彩。上海的文化环境，中西文化交汇，演出场所林立，报纸、电台、唱片等传媒发达，等等。综合起来，京派偏于官正、经典、古板；海派偏于时尚、灵便、洒脱。
海派京剧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印证上述的观点。京剧自1867年传入上海后，入乡随俗，逐步适应上海市民的审美需要，与在上海的徽班、梆子班合流，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形成了与京派风格相异的京剧，人们称之为“南派京剧”。后又经过京剧改良运动等实践，南派京剧发展成海派京剧。如果说南派京剧，主要偏重于地域方面的特点，那么京剧改良运动催生的海派京剧，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性质方面含有了近代性的特质。这一时期的京剧，内容上贴近时代风云和现实生活，形式上大胆改革，吸收了新剧的写实手法等，又引进了外国题材。
海派京剧虽然脱胎于传统的京剧，然而它是在上海这一特殊的经济、文化土壤里生长的一朵奇葩，也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海派京剧的特点，一是贴近生活，追求新奇、时尚。在剧目题材方面，除了传统剧目外，编演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戏，如《枪毙阎瑞生》、《黄慧如与陆根荣》等都是根据发生在上海的实事编写的。海派京剧从内容到形式，都紧跟潮流，布景、服装都很时尚，机关、布景更是运用现代科技，变幻莫测，引人眼球。二是突破规范，大胆创新，兼收并蓄。它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广泛吸收各种艺术营养来丰富自己，包括外来的电影、话剧、舞蹈等因素。海派京剧虽也重视纵向继承，讲究四功五法、表演程式，然而它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功法和程式，往往根据剧情和人物的需要，而加以灵活运用或突破创新，有时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而跨越原有的行当。三是表演风格通俗易懂、强烈火爆。海派京剧把广大市民作为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为适应市民的审美需求，力求格调通俗、强烈火爆。海派京剧突破了只注重听的倾向，注重做工，有些戏采取“文戏武唱”的方法，因此海派京剧不仅可听，而且好看；它还追求舞台的整体效果，首创了京剧界的导演制及市场化的运作模式。
在上海，除了海派京剧外，有些剧种虽然不称以海派什么剧，却带有明显的海派戏剧的印记。如越剧，它最早是浙江嵊县传来上海的“的笃班”，后在上海立足，20世纪40年代越剧进行改革，从昆曲、话剧中吸取营养，后发展成典雅时尚的越剧，解放后更成为全国第二大剧种。又如上海本土戏剧沪剧贴近都市生活，吸收文明戏、电影等艺术营养，逐步以西装、旗袍戏为其特征，在全国300多种剧种中独树一帜。上海另一本土剧种滑稽戏，用上海及其他方言，杂糅南腔北调，专演喜剧、闹剧。还有从苏北传入上海的农村香火戏，经过整合改造，逐渐发展成为都市淮剧。这些剧种都带有鲜明的海派风格。
王盘声、王雅琴合演沪剧《碧落黄泉》
在上海，也不是所有的艺术，都是海派的。上海是全国南北戏剧、戏曲演出的集散中心，上海舞台有极大的包容性，既有海派艺术，也有京派和其他流派的艺术，乃至外国艺术。就京剧舞台看，上海因海派京剧较为开放，致力于破格和创新，注重情节曲折、情趣丰富、娱乐性强而盛行；同时，属于京派的谭鑫培、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在上海也都演得大红大紫，因为京派的正宗严谨、规范圆融、火候适中、韵味古朴，也深受观众的赞赏。京派与海派是流派之别，从现实生活的多样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人们审美需求的多样性来看，各种流派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合理性。各种流派也都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可能包含着长处与短处，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流派与流派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又有互补性，互相借鉴，互相渗透。因此我们看待流派要有一种宽广的艺术胸怀，不应持偏狭的态度而厚此薄彼，以宫笑角，以白诋黒。有一次周信芳与马连良在天津合作演出《十道本》，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台下观众中有一批马迷推崇马连良、专捧马连良；另一批则是麒迷，专门来捧周信芳的。开始时马迷对周信芳不理不睬，麒迷对马连良也十分冷淡，但是随着戏往下演，周、马二位的演艺使全场观众折服，这时原来捧马的也连连给周喝彩，而捧周的也频频为马叫好。这件事对我们不是很有启迪意义吗？
通过对戏剧史的研究，我深深体会到文化主要依靠积累和积淀，正是经过一代一代的艺术家的艰苦卓绝的艺术劳动、实践、创造、积累，才有了后来戏剧的辉煌。我们看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地层的横断面很清楚，最下层是旧石器时代的古物，往上是新石器时代的，再往上是夏商、周秦、汉等等，如此一层一层积累、叠加，没有下面的一层，就没有上面的一层。文艺史、京剧史也是如此，每一个时代有它的杰出代表人物，正是通过一代一代不断地继承、创造、积累，青出于蓝，或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实现其发展；而决不是靠这一代人打倒前一代人、前一代人再打倒更前一代的人来实现的。每个时代的杰出人物，都汲取了前代人的智慧和经验，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升、前进，同时他又有自己特殊的创造、贡献和作用。历史是由英雄和群众共同创造的。比如京剧的辉煌正是几代艺术家共同努力营造起来的，这里既包括那些大师、杰出艺术家、流派创始人，同时还包括那些不大出名的人物，而且还要包括广大观众的支持和参与，没有他们的共同努力，只靠几个人是撑不起京剧这座巍巍大厦的。
至于如何进行戏剧研究，我有几点心得。
一是必须有知识的准备与积累。戏剧、戏曲是综合艺术，涉及多个艺术门类，所以需要做很多的知识积累，主要有文学根底、历史知识、戏剧艺术的专业知识。戏剧艺术的专业知识，又涵盖了文学、表演、音乐、美术等多个方面，因此研究戏曲必须掌握戏曲文学、戏曲表演、戏曲音乐、戏曲舞美等方面专业知识，以及写作能力。
二是戏剧理论研究必须与戏剧创作、演出实践紧密结合。戏剧、戏曲艺术的奥妙就在于舞台，戏剧作品的最终完成乃是舞台上的表演。如果戏剧研究只是从文字到文字、书本到书本，那很可能只是隔靴搔痒。戏剧研究者往往分成学院派和实践派，其实不管什么派，都要理论与实践结合。我是从上海戏剧学院出来的，在学院里学到了不少理论的东西，但我学到更多的关于戏剧、戏曲的知识，还是在实践当中。对戏剧研究者来说，看戏是学习戏剧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我从戏剧学院出来，到市文化局工作，使我有机会观看各种各样的戏剧演出，又有机会接触到各个戏曲团体。我觉得作为研究者，要从多个角度去看戏，不仅要在观众席里看戏，还要到后台，在侧幕看戏，甚至在打灯光的地方去看戏，这样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戏剧艺术产生的过程，可以了解舞台上以及幕后的状况，可以了解演出过程中演员与观众交流互动的情况，这对理解戏剧的本质和真谛是十分有利的。
要特别重视把戏剧研究与当前的戏剧艺术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一是要重视研究当下的戏剧创作、演出实践；二是要研究历史，也要关照今天的现实，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有条件的话，要参与剧目的创作、演出活动，了解剧目的创作、排演、加工的过程，这样才能发现当下戏剧创作和演出中研究有哪些问题值得研究，你也才能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
要与剧作家、导演、演员、音乐、舞美创作人员交朋友，向他们请教，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了解他们的文艺观点、创作思想及各种想法。
三是关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我们比较多地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但是也可以有选择地吸收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来丰富自己。20世纪80年代，西方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涌入中国，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比较文学、接受美学、模糊美学等等，我觉得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有选择地加以吸收。我自己曾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写了《梁祝与罗密欧和朱丽叶比较说》、《奥塞罗与碧玉簪》、《鬼魂与预言——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之一》等；用系统论的方法写了《临川四梦的剧诗系统》；在撰写《周信芳评传》时，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文艺社会学、美学等方法，构建了纵横交错、评传结合的架构，形成了一定的特色。我认为掌握的研究方法越多、越丰富，对开拓研究课题的深度和广度，越会有好处；关键是要用得得当，不要为了赶时髦而去乱套新方法。如果说，戏剧研究也有派别，那么，那种兼收并蓄、交叉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研究，也可称作海派气派或海派风格。
四是要耐得寂寞。首先要克服浮躁、急功近利的心理。因为戏剧研究基本上不是急就章，它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琢磨。戏剧研究也不是赶集，研究者不要凑热闹，不要赶浪头，要沉得下心思，耐得住寂寞，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我记得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写过一副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特别适合作为座右铭。其次，搞戏剧研究，和别的科学一样，治学态度要认真、严谨、扎实，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做学问要从最基础的资料工作做起，我在写《中国京剧史》、《周信芳评传》时，翻阅了几十年的《申报》，在徐家汇藏书楼，翻阅了几十种戏剧报刊。有时为了弄清楚某位演员什么时间演什么戏目，你得仔细查阅报纸的广告，而且有时预告的戏目与当天实际演出的戏目还有不同，所以要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才能确认。这几年，我搞了好几个大事年表，周信芳的年谱，梅兰芳、周信芳的年表，《京剧文化辞典》里的《京剧大事年表》，还有《中国曲艺志·上海卷》中的大事记，这些都是非常吃功夫的，都要一点一滴去收集，还要多方考据、甄别；但做这些工作，绝对是有价值的，这是很重要的积累。
周信芳《斩经堂》剧照
收集、积累、运用资料是戏剧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进行戏剧研究的基础。关于收集资料，有几点须要注意：1.要特别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挖掘和蒐集，不要满足于第二手乃至第三手资料；2.对资料要细心地分析、甄别、考据，确定其真实性和正确性；3.经验告诉我，收集资料还不能假手于人，最好自己亲自动手。
这次我有机会把五十年来戏剧论文、评论及文章结集出版，感到非常高兴。我自知我的戏剧研究还很肤浅，我愿意把《沈鸿鑫戏剧论集》的出版看作是我的戏剧研究之旅的新的出发。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心和参与戏剧研究，使戏剧研究更加繁荣，从而推动整个戏剧事业的兴盛和发展！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