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徐汇区康平路1号（高安路转角处）一幢二层洋房里的一楼，自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初期至2002年，一直居住着一位从1940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走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周抗（1914—2002），迄今已成为上海西区的一道人文历史风景。笔者小周抗21岁，却在特殊的1957年与他相识、相知，结成忘年交数十年，在此记叙他的若干故事，亦是对他的一种怀念。
上海美专毕业后投身抗日宣传活动
周抗，原名周鸣韶，字子闻，浙江省诸暨人，1914年2月26日出生于诸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祖上曾出过几个举人。父亲周莲润为参加辛亥革命的爱国军人，周抗自幼便受到父亲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1930年在诸暨中学毕业后，因酷爱绘画，周抗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入学后的1931年，正值日本关东军发动入侵我国东北领土的“九·一八”事件发生，周抗满腔怒火，立即在美专所在地（今上海黄浦区顺昌路）一幢建筑物上绘制了《还我河山》抗日壁画，并在壁画前摄影留念。1934年上海美专毕业后，周抗返乡任小学教师，一度出任民众教育馆馆长。他运用绘画特长，在县城绘制了许多宣传抗日的壁画，并组织成立苎萝剧社，身兼导演与舞台美术设计，亦当演员参与剧中演出。1937年“七·七”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周抗即排演《卢沟桥》、《汉奸的子孙》、《察北的风》等宣传抗日的话剧，结识了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流动剧团团长刘保罗、编剧兼导演邵荃麟等共产党员，由此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而萌发奔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革命红都陕北延安的想法。
周抗作抗日壁画《还我河山》并留影（1931年）
携弟弟妹妹奔赴延安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火亦烧到了周抗的家乡浙江诸暨，于是，周抗与家人逃难到湖南长沙的亲戚家中。一天，正好遇见在诸暨结识的共产党员刘保罗（湖南人）来访，周抗就把准备携五弟周鸣競和小妹周琦春同赴延安的设想告诉了刘保罗，请刘保罗设法帮助实现这一愿望。几天后，刘保罗就带着周抗及其弟弟妹妹同到新四军长沙办事处找负责人龙潜。此时周抗24岁，周鸣競只有15岁，周琦春也只有14岁，龙潜同志见周抗的弟弟妹妹年龄太小，长途跋涉赴延安困难重重，怕他们支持不了，便劝说周抗不要去延安。但是，周抗及弟弟妹妹一再恳求，坚持要去延安，龙潜同志只好开了介绍信，将周抗兄妹介绍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张涛同志。于是，周抗兄妹三人回家便打包好行李，等候通知准备随时出发。几天后，他们便接到新四军办事处的集中通知，通知中的计划是先乘船到汉口，再乘火车到西安。此行同赴延安者共近10人，他们同上船后又得到通知，因战事变化，去西安的火车已不通，于是大家又背着行李回家。
周抗携弟弟妹妹赴延安已是铁定的决心，火车不通转而决定步行到西安再转延安。于是，他们买了几块油布包扎好行李，又买了步行穿的麻草鞋，周抗还对着地图计算合理路线的路程。
日本侵略军进攻长沙前，周抗与母亲及弟弟妹妹又逃难到湖南津市镇。之后，周抗及五弟、小妹与母亲在津市镇分别，三人各自背上行李，开始了遥远的延安之行。他们第一天步行达60华里，夜宿公安县，之后走枝江，直奔宜昌，然后沿长江乘船而上，到达四川万县，途中经过著名的三峡天险。
抵达万县后，周抗打算从西乡入汉中，向当地老乡一打听，听说此路难走，土匪也多，很不安全，于是在旅馆暂停，稍候上路。一天，周抗在街头报摊上见到中共创办的《新华日报》上登载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护士大队正在重庆招生的消息，他想着不妨去重庆应招八路军护士大队，这是赴延安的好机会。于是，他们又买了去重庆的船票，乘船前往重庆。在重庆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后，他们出示了新四军长沙办事处开的介绍信，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回绝说信是介绍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重庆不能办理赴延安的手续。一连几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说因介绍信不对路，不能办理赴延安手续。后来周抗遇见周恩来同志在办公室，就将介绍信出示给周恩来，周恩来阅后指示工作人员可以办理赴延安手续。于是，周抗及弟弟妹妹三人，每人填写了一张登记表，其中有一项“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们均填写：八路军是抗日最有力的部队，所以要参加八路军。接着他们每人接到一张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通行证，于1938年12月24日由重庆踏上赴革命红都延安之路。
同时赴延安者共百余人，都是决心参加八路军抗日的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其中还有不少为抗日而从国外归来的华侨青年。队伍一路途径武胜、南充、阆中、广元、汉中、宝鸡等地，行军月余而抵达陕北延安。途中周抗十分活跃，他嗓子好，善歌唱，懂乐理，几乎天天指挥大家唱抗日歌曲，尤其是领唱《八路军护士大队队歌》：
健壮的行列，钢铁的队伍，
我们来自南北西东。
我们抛弃父母弟兄，
沸腾的血，热烈的心，
灌溉着新的生命。
不怕云封栈道、雪横秦岭，
大踏步走向斗争的最前线，
消灭民族共同的敌人。
把我们的旗帜高高地插在长白山顶！
高高地插在长白山顶！
入抗大，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
1940年初周抗到达延安后，服从组织安排入学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著名哲学家。其同道抵达延安的五弟周鸣競和小妹周琦春，则留在八路军总部护士大队，专攻医学，后来周鸣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80医院院长，周琦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59医院妇产科主任。
周抗于1940年末在抗大毕业后留校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员，又在抗日根据地山东大学、渤海干部学校担任理论教员，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六大队队长兼政委进入上海接管文教工作，参与筹建华东师范大学，出任华师大第一任党委书记，后又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中共中央第三中级党校、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并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上海哲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辞海》编委兼哲学分科主编、《哲学大辞典》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委、《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主编等。其主要著作有《关于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求是论集》、《社会主义民主论》，主要论文有《论集体领导》、《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再论客观真理没有阶级性》、《论主观与客观》、《略论各阶级共同的美》、《也论发展哲学的问题》等，其中《毛泽东的辩证法有什么特色》、《揭林彪一类偷换原则和另立标准的骗局》等论著，曾多次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奖。特别是1978年，周抗同志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先后作了120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演讲，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运用唯物辩证法严厉批判了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无耻谰言，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为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时的周抗
周抗同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的道路上，亲授培育了不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有建树的学生，例如李君如（上海松江人）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多年，直至退休后依然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受命重涉美术界
笔者与周抗同志相识、相知，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大量遭难的1957年，当时，周抗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派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工作组组长（亦是上海美术界反“右派”领导小组组长），奉命改组美协党组（即美协领导机构），并任党组书记，由原美协党组成员沈柔坚、吕蒙出任党组副书记，同时改组美协机关党支部，由工作组副组长张治民（原《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任支部书记，笔者作为美协工作人员和另一位美协工作人员沈凡出任支部副书记，工作组成员、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沈之瑜负责领导小组下属的材料组。
周抗因毕业于上海美专，被委派来美协工作，我们彼此都感到亲切。我们对他说：“周抗同志，你被派来美术界，就是归队，回娘家。”他笑呵呵地乐开了。
我们问周抗：“作为上海美专西画系的毕业生，到了延安，怎么不进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而进了抗日军政大学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回答：这是一种将错就错的结果。
据周抗回忆，当年去延安，本想进鲁艺，亦在抵达延安后填写《入伍登记表》时写下了要求入鲁艺的志愿。可出乎意料的是，在去分配人员的组织部门报到时，工作人员无意中将一名要求上抗大的学员登记表与自己要求入鲁艺的登记表混错对调了。周抗说：“当时心里想，抗日军政大学就是培育抗日军政干部，不是更好吗？于是我将错就错去抗大报到入学，并且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周抗’，表示决心要抗战到底。”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自1912年创办以来，坚持办学40年，前后招收5000余名学生，1952年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址设于江苏无锡，后迁址南京，改名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长期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对该校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所以对1952年上海美专被合并有不满情绪，因此在1957年5月16日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和5月30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说：“上海美专有优良传统，有经验，而不该连根拔。”他还提出：合并后的“华东艺专应迁回上海，免得将来需要时另起炉灶”。同时，刘海粟对当时美术创作倾向苏联的写实主义模式有异议，认为其缺少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是“千篇一律”的“照相主义”。他说：“世界上绘画最好的当然不是苏联俄罗斯。即使是列宾、苏里科夫，在世界美术史上亦只是二三流的角色。”刘海粟还对当时不懂艺术的南下干部和部队转业干部担任艺术院校的领导有意见。
上海美专被合并后，刘海粟担任华东艺专校长，编制和工资关系在江苏，但他仍居住在上海，不常上班，学校业务由常务副校长谢海燕代理，所以是否批判刘海粟划取决于上海和江苏相关领导部门作出的决定。中共上海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兼宣传部长石西民亲自参加美协党组会议，讨论后认为：艺术上的问题可以允许有不同见解，刘海粟不喜欢苏联俄罗斯绘画，以及对某些领导有意见不等于反革命。所以石西民不主张批判刘海粟。于是，上海美协党组又把讨论情况向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柯认为刘海粟出任校长的华东艺专属江苏省，应征求江苏省有关方面的意见。根据江苏省的意见，上海美协党组也不得不准备对刘海粟进行批判。
然而如何批判刘海粟？给周抗留下了难题。
刘海粟是周抗母校上海美专的校长，周抗作为学生，要对自己的老校长进行批判，着实尴尬。在周抗心里，对老校长还有一层尊师的情面难却。周抗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终于巧妙地选择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一般原理的角度，对刘海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在文艺问题上的思想分歧作说理分析，从而避开了简单化的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不过分伤害刘海粟。周抗点名公开批判刘海粟的文章有4000余字，在当时的《文汇报》分两天连载。后来，于九江路人民大舞台举行的批判刘海粟的大会，亦按上述文章的调子进行，既不失批判的理论深度，又在场面上有一定的气势。
笔者与周抗在美协相处的半年多时间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们请他在美协工作人员中作了一次题为《辩证法与美术创作》的讲座。他就新中国诞生之后的美术创作现状作了分析：美术创作的题材、体裁、风格、形式不够多样的状况应该改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是发展的观点、创新的观点、多样化的观点，如果美术创作和其他文艺创作不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多样化，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美协作为美术界主管美术创作的国家专业团体，应把握好这个“度”。
此后，我们征求周抗同志的意见：“是否愿意留在美协工作？”他说：“对原先学的油画是有感情的，亦有向美术界归队的想法，但是如果放弃从事多年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倒亦舍不得。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吧。”后来，他还是奉命返回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之后又长期出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并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期间，我们请他加入美术家协会。笔者与他时有联系，并将一些重要美术作品展览的请柬寄给他，请他来观赏。他在撰写论文《略论各阶级共同的美》时，亦曾征求笔者的意见。他主编的《社会主义民主论》一书问世后，还特地登门美协办公室将该书签赠给笔者，留作永远的纪念。
周抗将主编的《社会主义民主论》一书签赠笔者
周抗在业余时间，兴趣来时偶有绘画创作，例如1958年作的油画《康平路的家》、《萝卜》，以及为其夫人作的《牟韵文肖像》等，连同保存下来的1930年代作的油画《瓶花》，这些油画色彩明丽，笔法在写实与写意之间，以清新而富抒情为特色。此外，他于1958年作的《小女儿》素描，亦颇传神，少女的灵气和美，毕现画面。
周抗画作：《康平路的家》、《萝卜》、《牟韵文肖像》、《小女儿》
在周抗心里，他一直对批判老校长刘海粟有一种历史的负疚感。当刘海粟先生被平反后，其南京艺术学院院长等一切职务和名誉得到恢复，并增补全国政协委员，当选全国文联委员，被聘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名誉主席等职。1982年，上海美专在沪校友集会庆祝刘海粟从事艺术和美术教育70周年时，周抗当众向老校长深鞠躬，接着双膝跪地，检讨对老校长的批判是一种历史错误。刘海粟则以长者的大度气魄，反而不断宽慰周抗。对此情境，在场者都深为感动。
周抗同志在2002年2月15日谢世于上海华东医院。
（作者系美术学科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