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锦，是丝织品中最美丽华贵、精巧复杂的品种之一，代表了我国古代丝织加工技术和艺术含量的最高水平，诸如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等，其结构之巧妙、工艺之精湛、生产技艺之高超，当今程序控制的提花织机都很难达到。土布提花织毯，又称土锦或织花，其特点是以五彩棉纱为原料，在木机上直接织成明暗相间的带立体花纹的色织土布。如今上海崇明岛与江苏启（东）、海（门）地区的提花织毯技艺是崇（明）海（门）人独擅的织艺绝活，它与邻近的通州土布的根本差异，在于其精美的提花图案和亮丽和谐的色彩。较之南方少数民族以手工挑织为特征的黎锦、傣锦、侗锦、苗锦、土家锦、布依锦等土布织锦，崇海提花土布与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复杂高超的多蹑多综提花技艺。崇海土布的提花织毯技艺与我国古代丝织加工技术一脉相承，追溯其历史源头，我们首先必须提到一位生活在800年前的著名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以及她开创的乌泥泾被。
从黄道婆开创的“番布”到崇海人沿袭的提花织毯
黄道婆出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公元1245 年），松江府乌泥泾人。南宋末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年少的黄道婆被迫流落至海南崖州（今三亚市）。崖州是盛产吉贝之乡，不仅植棉远早于江南，那里的黎族人在汉代已能织造棉布，唐宋时期手工棉织技艺已达很高水平，能在原始踞织机上进行提花挑织，织出五色立体花纹的棉织品，色彩斑斓多姿，图案复杂生动，俗称“崖州锦”，又称黎锦，代表了黎族棉纺织技术的最高水平，在元代驰名四方，被奉为贡品。黄道婆流落崖州达30余年，直至老年才返回阔别已久的故乡。她将从海南黎族姐妹那里学到的棉纺织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故乡人民，并且结合当地丝麻加工技术和机具，对棉花从轧籽、弹花、纺纱到织布各工序进行全面改革。经由黄道婆改进后的棉纺织技术在生产实践中显现出强大的生产力，此前生计艰困的乌泥泾乡民“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岁既就殷”，长江下游棉纺织业迅速得到发展。黄道婆教习的手工棉纺织技艺改变了上千年来以丝、麻为主要衣料的传统，催生出一个新兴的棉纺织产业。
黄道婆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将黎族“崖州被”的色织、提花技艺从海南边陲引入松江府地区。她继承和借鉴江南苏松地区早已盛行的丝麻织造工艺，融会贯通，总结出一套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棉织技艺，创造出精美华丽的番布棉织新品种——乌泥泾被，遂成为松江特色商品，赢得“被更乌泾名天下”的美誉。
宋末元初，棉花种植初入中土，江南尚未大量出产，提花棉纺织品是罕见之物，成为帝王热烈追求的珍奇物品。而此时的江南大地，宋室南迁，江浙一带蔚然形成我国丝绸染织业中心。黄道婆传自黎族的“崖州被”色织提花技艺，已经不再沿袭古老的黎族腰机织作，而是改用江南地区先进的束综提花和多蹑多综提花织机。因此，发轫于元明之际的我国棉纺织技艺，一开始就继承了成熟的丝绸织锦技术，首先为满足皇室的奢靡追求而立足于很高的提花织造水平。
经过黄道婆改革后的棉布染织技艺，通过综线、挈花提花技术和配色多梭交织，织成的被、褥、巾、带，上有花、草、鸟、兽、团凤、棋局等纹样，光彩夺目，灿然如画。这就是当时名闻天下的乌泥泾被，又谓“番布”，特指非本土丝麻所属，而是泊来自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或外藩部族的新奇棉织品。到了明代，番布的制作工艺益加精进，品种、花色层出不穷，在原有乌泥泾被的基础上，出现了改良的纹织色布（斜纹布、棋花布、云布、高丽布）、细密柔软的三纱布（象眼、绫纹、云朵、膝襕、胸背）等。至成化年间，番布名噪一时，成为禁宫热捧之物，深得嫔妃、宫女喜爱。此后民间织手受官府之命，专为皇室织造番布。这些名贵棉织品都是地方官府进奉朝廷的贡品，或作为馈赠公卿大臣、达官贵人的上等礼品，其造价之昂，据称“一匹文绮十匹价也”。正德时，武宗将番布钦定为祭祀天地的用品，诏令“禁庭下府司织造赭黄、大红、真紫等色，龙凤、斗牛、麒麟等纹样”。事实上，早在这类番布精品为朝贡垄断之前，就有胆大妄为的工匠与负责织造的胥吏狼狈为奸，营私舞弊，致使番布的造价之昂，有一匹费至白金百两者。如此奢靡之风蔓延，就连受此贡奉的明宪宗也因之“终身不一用”。继位的孝宗深知其弊，遂于即位的弘治元年“首罢之”，从此番布生产一落千丈。明嘉靖年间，乌泥泾镇为倭寇所毁，番布作为松江棉纺织肇兴之初的当家品种，在明中叶以后的地方文献中，有关条目的记载越趋简略，乃至完全消失。
元明之际的中国棉纺织生产与消费，在经历了最初的官府垄断后，作为皇室织造御用的番布，迅速转向大众化之路发展。精湛的古代棉纺织技艺，一旦脱离皇家贵族的赏玩，为平民所消费，其在蓬勃繁盛的商品普及下，留给后人的竟是自明中叶后500年的精华缺位，早期棉织品的精美纹样悄然沦为了地方史乘的纸上追忆。
传自黄道婆的番布技艺在明中叶以后的中落，是历史的进步和理性回归，却不能不说是染织工艺史上的莫大遗憾。庆幸的是，掌握番布技艺的江南耕织后代并未全然丢弃祖辈传下的工艺绝活。在经历过元明200年间松江“乌泥泾被”的盛名熏陶后，自番布而始的色织提花技术并未消失殆尽，番布的华丽身影在诸如宗教祭礼、婚嫁寿诞等乡村社会的隆重场合多多少少留下了它的遗风余韵。明清之时，江南棉布品种中著名的芦纹布、柳条布、金银丝格、蚂蚁布、高丽布等传统蓝白色织布，以及崇明、海门乡民用于床榻、被褥的五彩提花织毯，无疑是番布织造传统的继承和延续。
然而，真正能够宗脉未断地沿袭下来番布提花织造技艺的传人恐怕非崇海人莫属。
追踪崇海土布与江南土布的历史渊源，即会发现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大量江南移民入主江北。据地方文献记载，崇海地区的棉花耕织技术源自江南，其源流在松江、浦东、太仓等地，经由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北路、海门外沙一带，逐步向西北遍及苏北全境。原属松江府治的上海、浦东各处向富棉产，其地濒海，乡民航海捕鱼，又善耕织。与浦东之川沙隔江相望的崇明沙岛，早为浦东渔民所开辟种植；崇明农民又北移海门外沙（曾属崇明镇，今启东市境），开辟新垦地，逐步发展了耕织生产。明清之交社会动乱，清统治者最初的征服战争给江南地区带来空前浩劫，为避战祸，大批吴地棉农纷纷涌入苏北。清初，为恢复破败的农业经济，朝廷鼓励垦荒植棉，实行移民与计丁授田办法——垦辟荒地作为世业，以崇明棉农为主体的吴地移民大批迁往通海地区垦荒耕织。明清之际，苏北地区棉纺织技术紧追苏南，流通以广，其来有自。
植棉由川沙、崇明传入南通的路线图
一个半世纪前，太平军、湘军的铁骑夷平了整个江南土布发源地，继而洋纱、洋布的排挤与大工业的致命打击又彻底摧毁了江南残存的手工棉纺织生产，延续了500年盛况的江南土布临来历史的谢幕。百万江南棉农入主江北，接续了从松江土布到崇海土布的生命传递，这一历史空白与文化断脉才又在苏北大地发扬光大。
崇明岛与南通滨江濒海棉乡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崇（明）海（门）棉农。他们的祖先来自江南，最早开辟了崇海地区的耕织生产。江南移民在此开疆拓土、繁衍生息，成为当地一支庞大的外来部落，被称为“沙地人”、“崇海人”。数百年来，他们操吴语，守江南习俗，僻地而居，自成一族；同时也传承下来一整套成熟的土布工艺绝活。他们是地地道道黄道婆家乡——松江府治下的耕织后代、松江土布的嫡传子孙。
崇海人沿革700年未变的耕织传统、辟地而居的移民部落群体，以及一以贯之的织制床单、被褥、巾毯、帨帐的乡风俚俗，成为维系这一古老工艺一脉孑遗的根本所在。生活在崇明、启海沙地的崇海人，崇尚“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的纺织习俗，家中的床塌布置非以实用而满足，尤其重视床品花式花纹的新颖别致和技艺出众。当地棉乡盛行厚嫁，女孩自幼随母习纺织，成婚时母亲总会精心织制一匹匹精美的提花锦毯类土布为儿女作陪嫁，以补偿女儿多年对家庭的奉献。同样，新娘也把自己最好的织品带到婆家，以显示进门媳妇的心灵手巧。故此，崇海农家的床品陈设尤以提花织造技艺的高超为标榜、以五色被毯为荣耀。数百年来，正是因袭了这一历久不衰的乡风民俗传统，源自黄道婆时期开创的“番布”织造技艺，才能够在江南移民聚居的崇海地区默默遗存700余年至今未绝。
海门农村卧室布置场景
唐宋遗韵“团窠纹”与崇海风情“皮球花”
土布织机上织出别具审美价值的条格纹、芦扉花等几何纹样固然不易，而要突破织造工艺局限，在木织机的经纬纵横运动中织造出圆球形状的联珠纹样则更属鲜见。历史上流传于崇海棉乡的土布双面提花织物“皮球花”、“葡萄花”、“蝴蝶花”等经典纹样，即为当地独具的地方工艺绝技。据东华大学已故纺织史专家屠恒贤教授生前考察鉴定：这一古老织造纹样最早流行于大唐盛世，是波斯（伊朗）锦中球路、联珠及团窠纹样的国产化翻版，唐宋时期风靡于我国丝绸织锦；它也曾是黄道婆创设的乌泥泾被的著名纹样，在我国古代棉纺织技艺的流传中已消失近500年之久。
五百年历史的风云流逝，唐宋团窠纹的富贵丰姿已然瘦身为江北崇海乡村俏丽的“皮球花”，传自西域的繁缛葡萄纹饰也已简约成纯联珠纹的“葡萄花”。追踪“皮球花”的来龙去脉，后人读到的是中国染织工艺史上一段遗落民间的乡土传奇，一部隐逸在江海大地的古老棉纺织技艺大全。“皮球花”记载了崇海移民数百年来执守的耕织传统和对提花织艺的情有独钟。
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中国的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伊朗、罗马；同时，西域文化和西域特产如葡萄、红花等也源源不断地经由丝绸之路输入中土。这些来自异域风情的新奇珍品，激发起汉代丝织工匠的设计灵感，东汉末期即已把它们移植到外销丝绸图案中，新疆民丰出土的汉代鸟兽葡萄纹绮即是例证。公元6世纪，波斯锦传入中国，葡萄纹样成为最早西来的新潮纹样。盛行于波斯和拜占庭地区的葡萄纹饰受到东方帝国的青睐而成为一种流行纹饰，则出现在公元7世纪后的唐代。此时的葡萄纹已经完全图案化，在用葡萄纹连串织成的富有韵律的几何形图案中，还穿插虫、鸟、动物等纹样，使规矩而华丽的程式化图案显现出生气。凡此可见，源于西方酒神崇拜的葡萄纹饰已经成为东方“丝国”应用在实用美术之中的一种装饰性图案。
西域文化对古代丝绸纹样的最大影响是联珠纹。唐代的开放精神，加之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对外交流频繁，人们在衣冠服饰上追求时尚华丽、雍容富贵的盛世风貌。大量具有西域文化鲜明特征的波斯锦图案的传入，给中国的丝绸生产和消费带来强烈的刺激。包融并蓄的大唐在吸收波斯艺术的同时，创造出大批既具西方特色又兼具唐风的独特纹样。盛行于唐朝的联珠团窠纹样就是带典型西域文化特点的唐代经典丝绸图案之一，开我国丝绸艺术之大转折。
团窠又作团花，是一种外形呈圆形的独立完整的装饰图案，它是继葡萄纹、联珠纹后盛行于唐代丝绸的中心纹样。黄道婆创设的番布代表性纹样“团凤”，即为团窠纹样的主题纹样之一。明代中叶，棉纺织业发达，提花织布勃兴，丝绸织锦中几乎大大小小的提花图案都被民间能工巧匠移植于棉织木机生产，展现出精湛绝伦的多蹑多综、束综提花技艺。然则，兴亦皇室，败亦皇室。大宋王朝的奢靡与垄断，以及接踵而至的朝廷封杀令，使臻于佳境的民间棉染织提花技艺骤起又骤落，在弘治年间定格为历史的绝唱。
一曲广陵散，再奏待伊人。500年后的江北崇海棉乡，操吴侬软语的崇海织女们继承祖传的8蹑8综土布提花织锦绝技，再现联珠团窠提花的遗世风采——皮球花布。
皮球花又称小团花，是流传于崇海棉乡的一种古老民间织锦。它继承了古代多蹑多综提花织造工艺和古老的团窠纹样，采用红、黄、绿、蓝、紫、白、黑等经纬色纱多梭投织，工艺变化灵活，图案纹样丰富，色彩鲜艳美丽。主纹样由许多不同的渐变方形色块组成放射状或旋转式富立体球感的圆形图案，俗称“皮球花”；因酷似绣球，故而清代被称为绣球纹或绣球花。皮球花纹样成熟于隋代，隋唐陶瓷器上较为常见，真正流行于丝绸图案则以唐宋为盛，宋代空前发达，元明时移植到棉织纹样；明中叶后，这一繁缛工艺连同民间绞缬（扎染）、夹缬技艺遭官府封禁而遁迹于世。
皮球花布的织造工艺复杂、技艺高超。由于布幅经面以彩色经纬线的隐露来构成各种图案，故木机的脚踏提综由二片增加至八片，上机前的穿综、嵌筘、吊综技术难度极高，操作时稍有错乱即成废品。皮球花布通常选用四至六色织制，织布时，织女们手、脚、眼、脑高度默契配合，一手控制筘夹打纬，一手持梭引纬，双眼密切关注织机上图案色彩变化，随时调换色梭投织；同时两脚左右移动，按序踩动踏板，带动提综升降。不同颜色的色纱经过经纬提综交织，布面呈现线条粗细不一、色块面积不等、几何图形各异、虚实变化有致的斜纹单元体组成的放射状皮球花纹样，伴随有节奏的穿梭、打筘、机鸣，一个个绚丽的皮球花再连缀成联珠纹铺满布幅。如此复杂精细的织造工艺，至今未留有任何工艺文字记录，全凭海门织女们口授心记、世代相传。
海门织妇苏锦芳在织造皮球花土布
由皮球花衍生出的圆形联珠纹提花织物，诸如葡萄花、蝴蝶花等，图案的骨架造型或联珠、或簇四、或两方连续，其间再穿插五彩几何形纹饰。这些精美的提花织毯工艺，上可追唐宋遗风，外可溯西域新潮，一度风行于崇海农家的台台织机、沙地织女的匹匹彩锦。从条纹、格花几何纹样向变格团花图案的复古回归，从双蹑双综平纹织艺向8蹑8综、12蹑12综提花技艺的溯源追踪，从唐宋遗韵“团窠纹”到崇海风情“皮球花”，这是当今手工棉纺织技艺所能企及的极致，也是崇海人引以骄傲的织艺绝活。
失传的提花绝技：百寿幔与百字被
勃兴于宋元之际的中国棉纺织生产，是在中原腹地和苏南江浙地区高度发达的蚕桑丝绸技术的深厚历史积淀中崛起的新兴产业，其起步卓尔不凡，早期纹样之精美绝伦堪比丝织提花。不无遗憾的是，伴随棉纺织业的迅速繁荣，悄悄消褪的恰恰是早期技艺之精美绝伦。
崇海棉乡传承至今的土布提花织造技艺已成为地方一绝。它所采用的4蹑4综、8蹑8综、12蹑12综的多蹑多综提花技术，以及被村民们称之为盘子花（皮球花）、葡萄纹、双喜布、百子（字）被等古老织造纹样，都是黄道婆时期流行的经典织造技艺和著名纹样，在我国古代棉纺织技艺的历史流传中失传已久。
海门棉乡保存至今的“百子（字）被”土布被单
我们遍访近年来不断复兴的各地民间土布织造技艺，它们或精于一方之巧，或流于技艺的简单雷同，能够融古今技艺于一地而成大观者，唯有聚居崇明、启东、海门滨海棉乡的崇海人。黄道婆时代所创设的以“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为特色的成熟染织技术，以“折枝、团凤、棋局、字样”为经典纹样的宋元遗风，以“被、褥、带、巾、帨”为传统品种的明清习俗，都在崇海棉乡留下了深深印迹。8蹑8综、12蹑12综、16蹑16综织机，团窠纹、联珠纹、百寿纹、棋局、文字……这些曾在宋元后的松江大地名噪天下、一度专为皇室御用的精湛棉纺织技艺与著名纹样，终因耗工糜贵被明孝宗“首罢之”而天下遂绝。所幸这一古老染织工艺绝技,却在苏北地区崇海人聚居地一脉孤传，留下了香火接续的最后余馨。
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纺织工艺家马钧，改革汉代丝织提花机，减少织机脚踏的蹑，“皆易以12蹑”。经过改革后的提花机生产效率倍增，织出来的提花丝绸“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堪与著名的蜀锦相媲美。这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革新，可惜历史并未给后人留下任何图像资料。汉代束综提花技术的发明、推广逐步取代了多蹑多综织机。马钧当年改革的十二蹑织机究竟是何模样？它又何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黄道婆当年以“综线挈花”为特色的棉纺织提花技术究竟为束综提花还是多蹑多综？这一切似乎已成千古之迷。如今在海门棉乡发现的、已在海门人聚居地默默流传了数百年之久的12蹑12综土布提花织造技术，以及与其相印证的大量古老织物纹样，无疑给我国纺织史上的这一千古悬疑拨开了迷雾。
近年来田野调查发现，启东巴掌镇一村民家中收藏有一条用12蹑12综小木机提织的汉字花纹床单，床单上以五色纱线双面提花织就100个汉字，村民俗称“百子（字）被”，堪称崇海土布中的珍品。随着调查的深入，启东、海门农家收藏“百子被”的并非少数，而且一些织手还掌握了“通经断纬”的挖织特技，即通过小竹梭在经面上挖织，将不易纵横交织的文字、图案镶嵌到布面上。这些横向排列呈二方连续图案的织字纹样皆以喜庆吉祥寓意为主，譬如“幸福美满”、“富贵长春”、“丰收喜庆”、“夫贵妻荣”，以及“黄金万两”、“招财进宝”等；有些还织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字，譬如“和平万岁”、“大生产”、“保家卫国”等；其中常见的装饰纹样有“山形”水纹、工字纹、梅花纹和寿星纹等。
根据工艺特色与相关史乘记载推断，历史上流传于启海棉乡的多蹑多综手工提花织字技术，与元明时期以“综线挈花”为特色的棉纺织提花技术一脉相承，主要属于一种“经丝彩色显花”为特点的提花技艺，应是由黄道婆借鉴并移植于汉代绫机。这一多蹑多综提花技术的历史遗存，如今仅见于四川成都双流地区的丁桥织机和江苏海门地区的8蹑8综、12蹑12综小木机。享有“锦官城”之谓的四川成都，历史上遗存下来的丁桥织机，而今只能用以生产寸幅丝织花边；而海门多蹑多综提花小木机仍保留着古代提花技术的完整功能。据江苏海门籍工艺美术家陈佐先生早年追踪调查，启东市大同村顾氏地主家中祖传一幅清咸丰年间的织有一百个不同寿字的土布寿幛，据称这一土布寿幛运用16蹑16综木机提花技艺织造，惜原件已毁。这一调查提供了海门多蹑多综木机提花技艺历史延续的可靠信息：至少在150年前的海门乡村，按照传统乡俗，家庭长者寿诞的高档贺礼，乃是至今未曾改变的代表海门人纺织技艺精华的精美土布制品。一个半世纪的时光，飘逝的不仅是土布之乡历史的繁华记忆，还有生活在土布繁华历史中祖祖辈辈传统技艺的精华。我们已无法重现历史上的技艺精华，因为所有操弄过16蹑16综提花织艺的老艺人都已带着旷世绝技风云消散，留在故土的后代只能望其项背。当务之急，我们力所能及的是抓紧时间抢救濒临绝迹的12蹑12综、8蹑8综色织土布技艺。目前仍健在并能掌握这一技艺的老艺人实属凤毛麟角，许多复杂花纹和高难技艺亦非一时半载便可复原再现，需要借助群体智慧，假以时日方有望恢复原貌。
海门地区传承至今的多蹑多综织机
历史的偶然都不会偶然发生。500年前精湛的棉纺织技艺所以能幸存至今，源自崇海乡民数百年沿袭不衰的耕织传统，以及衣被所需的古老纺织习俗；更源自崇海沙地祖先早在明清之交就开始的一次次跨江迁徙，完成了中国古代棉纺织史上意义重大的历史大突围、部落大转移。这一发生在我国古代农耕社会最大规模的南农北移现象，由于持续时间长（明清两代）、区域跨度短（一江之隔）而被后世所忽视，却在苏北江海大地上成就了人与技艺的群体社会迁移与生产接续。可以断言，倘若没有崇海移民群体的社会幸存，没有崇海人对自己纺织传统和文化习俗的代代执守，中国手工棉纺织技艺的精华再现，抑或早已沦为文化的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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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澄泉，宋浩杰：《被更乌泾名天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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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三国志》，上海书店，1990年。
（作者系南通纺织博物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