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有祭祀“先棉”的传统，“先棉”就是棉纺织行业崇拜的偶像——黄道婆。黄道婆对中国棉纺织行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长三角地区的人们为了怀念她的伟大功绩，称其为“先棉”，并且建起“先棉祠”进行顶礼膜拜。虽然，黄道婆的功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同，但黄道婆崇拜所体现的却是平民百姓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拜。目前，纺织史学界对黄道婆的研究也有很多，多集中于诸如黄道婆的籍贯、身份、生卒日期、发明创造的技术以及向谁学艺等具体的问题。但笔者认为，从黄道婆崇拜本身进行探讨似乎更有现实意义。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考察，我们会发现黄道婆具有形象模糊性、影响深远性的特点；而她身份的卑微又决定了其功绩的可信度极高。正是这种依靠自身的努力成为棉纺织行业英雄的经历，使得黄道婆的崇拜只能局限于长三角地区（海南当代打造的黄道婆崇拜不在此列）。
一、黄道婆形象模糊性和影响深远性的原因分析
通过相关史料和地方志的研究可知，黄道婆形象具有模糊性的特点，但其影响却具有深远性，毕竟对她的祭祀和崇拜都已经被列入清代的祭祀庆典中。
1.史籍记载的缺憾导致黄道婆形象的模糊性
有关黄道婆的记载仅出现在地方志《松江府志·卷六》中，只有68字。如此简短的记载，让人无法对黄道婆的形象有一个全面的把握。首先，无法确定黄道婆的籍贯。目前学者们对黄道婆籍贯的考证仍是一筹莫展，大多只是推测。因为，最早记载黄道婆的书籍并不是官方修订的史书，而是元代文人陶宗仪（1316—？）的《辍耕录》（1366年正式刊刻）和王逢（1319—1388）的《梧溪集》（刊刻于明洪武时，即1368—1398年）。《辍耕录》言：“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而《梧溪集》中载有“黄道婆，松之乌泾人”。《辍耕录》成书在前，《梧溪集》成书在后，这里明显存在矛盾之处：“自崖州来”并不能说明黄道婆就是上海松江乌泥泾人。官方最早记录黄道婆的史籍是明代崇贞年间的《松江府志·卷六》，其中“有一妪名黄婆者，自崖州来……”，又与《辍耕录》中的记载非常雷同，仅仅只有“黄道婆”和“黄婆”之别。地方志一般比较客观地记录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松江府志》的可信度要远高于作为诗集的《梧溪集》，同时《松江府志》的成书时间又晚于《梧溪集》，正好说明在编写《松江府志》时并没有采信《梧溪集》中黄道婆籍贯的说法，这样黄道婆的籍贯就更加扑朔迷离了。
其次，无法确定黄道婆的具体发明创造。黄道婆对棉纺织器具到底做了哪些具体的创造，我们同样也是疑问颇多。《松江府志·卷六》仅记“乃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记载如此简略，这些捍、弹、纺、织之具是什么形制，现在也是众说不一。
最后，我们也无法确定黄道婆的生卒时间。这主要是由于关于黄道婆的历史记载过于简略。学界一般认为黄道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即1241—1252年，卒于1306—1310年。这些其实都是学界根据王逢《梧溪集》、陶宗仪《辍耕录》以及《松江府志》中记载的有关黄道婆的相关信息做出的推论，由此，我们只能将黄道婆定义为中国元代著名的棉纺织专家。
2.隆重的祭祀表明黄道婆影响的深远性
祭祀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同神祗、祖灵等具有超人力量的形象代表相沟通时举行的一种仪式。众所周知，被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祭祀的历史人物，一般是对华夏民族有着深远影响的人。上海地区对黄道婆的祭祀同样也非常隆重、经久不衰。自元代以来，历代均建有黄道婆祠庙。黄道婆的第一个官祠建于明成化年间，在上海知县刘琬主持下重建于乌泥泾镇。清道光六年（1826），清廷正式将祭祀黄道婆列为朝廷祠典。据道光、咸丰间寓居上海的王韬（1828—1897）在《瀛壖杂志》中的记载，“先棉祠，亦曰黄道婆祠”，黄道婆生前对上海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被其德数百年，邑民多私祭之，犹未列入祀典”，于是，当时的知县许榕皋创建特祠，“遵部议，从先棉例，春秋岁祀，规制廓增”。至此，黄道婆作为古代的纺织专家，从民间“私祭”而转为朝廷“公祭”，最终成为“先棉”。通过对黄道婆祭祀活动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由于黄道婆对纺织行业的巨大贡献，人们逐渐将她作为神进行贡奉，使她越来越具有神性。
综上所述，黄道婆所具有的形象模糊性和影响深远性两大特点，我们认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首先，黄道婆所处的元代距今不到八百年的历史，并且当时历史记载的手段已经非常完善，有专门的史书和地方志。造成黄道婆籍贯、发明创造的模糊性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对于生产技术的创造和发展漠不关心，认为技术发明创造都是“机巧淫技”，“不足挂齿”。因此，相关的史书和地方志对于黄道婆的记载也就只有廖廖数语。其次，黄道婆影响的深远性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黄道婆崇拜和祭祀则是由下层劳动人民自下而上形成的：黄道婆不辞辛劳地教上海地区的妇女纺棉纱、织棉布，使得当地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了极大地改善，上海人民由衷地崇拜她才为她举行祭祀。清代统治者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才最终给予黄道婆“先棉”的称号。
二、身份的卑微导致技术创造可信度非常高
众所周知，黄道婆为自崖州来的老妪——卑微的劳动妇女。现在流传较广的传说认为，黄道婆原为童养媳，受尽公婆的虐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出家为道姑逃离了家乡，只身来到遥远的海南岛黎族居住区，学习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到了晚年思乡心切，乘海船回到家乡松江乌泥泾，改进棉纺织工具，并向乡人传授棉纺织技术。这种身份上的卑微导致黄道婆的技术创造和发明的可信度非常高。
首先，黄道婆自去世后获得上海乌泥泾人民的崇拜和私祭，到明成化年间就开始得到官方的祭祀，只用了不过二百年的时间；最终，在清道光十年，黄道婆获得“先蚕”称号，并被列入国家祭典，大概用了约530年的时间。这也从侧面反映她确实对上海乌泥泾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贡献的高可信度可由如下证据推断。证据一：黄道婆是一位平凡的劳动妇女，封建统治者绝不会为一名如此卑微的劳动妇女在没有做出巨大贡献的情况下立祠祭祀。证据二：我们从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乡人棉纺织技术的时间和王祯（1271—1368）《农书》的成书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可以断定黄道婆对于“捍、弹、纺、织”之具确有改进。不管是采用黎兴汤先生的“黄道婆约卒于1306年前”的观点，还是刘正刚先生的“黄道婆大约卒于1310年”的观点，黄道婆返回松江的时间是在元贞年间（1295—1297年）。根据王祯自序，其《农书》自1295年开始准备，直至1313年才写成，也就是说，王祯的《农书》是在黄道婆返回松江10多年之后才完成的。因此，黄道婆创造和改进棉纺织工具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逻辑。证据三：我们从上海地区有关棉纺织的纪念馆（上海徐汇黄道婆纪念堂、上海七宝古镇棉纺织纪念馆）中可以看到黄道婆改进的棉纺织机械实物（见图1、图2所展示棉纺织工具）。虽然这些实物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是否为黄道婆所创制，但其可信度相比那些神话传说要可靠得多。
图1 七宝棉纺织馆中的轧车和木制弹弓
图2 上海徐汇黄道婆纪念馆中的三绽纺车和织机
三、市民经济的崛起造就黄道婆崇拜的区域性
文化象征就是指通过某种具体的文化形式表现历史上的一种精神现象。黄道婆凭借自身的勤奋、聪颖、大公无私、造福乡里的形象，从而获得上海松江地区老百姓的崇拜；经过数百年的民间崇拜和祭祀，最终完成从民间私祭到政府公祭的转化，并且黄道婆的形象也逐渐被神化。从历代为黄道婆立祠的情况来看，黄道婆崇拜的区域比嫘祖崇拜的区域——全中国要小得多。此外，上海还有一些地方曾经出现过祭祀黄道婆的场所，如上海虹口的黄婆庵、漕河泾的梵寿庵、浦东三林的崇福道院等，奉贤萧塘刘港镇曾建有黄姑庵，嘉定县城内也曾建有黄道婆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古代黄道婆的崇拜区域不会超出长三角地区。正是由于市民文化的崛起，人们开始崇拜现实生活中的英难，从而最终导致黄道婆崇拜仅仅局限在长三角地区。
四、结语
中国古代人们对黄道婆的崇拜和祭祀体现了棉纺织行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黄道婆因其身份的卑微导致其籍贯和发明创造事迹记载不详，从而导致其形象的模糊性。同时，黄道婆崇拜由自下而上的路径完成其作为“先棉”的崇拜，即由民间崇拜和祭祀到官方崇拜和祭祀，再到棉纺织文化。另一方面，人们最初对黄道婆的崇拜祭祀主要源于经济因素，因黄道婆身份的卑微导致其技术创造的可信度非常高，这种崇拜祭祀进而形成一种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的造福乡里的象征性文化。
（作者系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博士、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