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导师鲁迅先生于上海逝世80周年，亦是鲁迅培育的第一代新兴版画家中的骁将、鲁迅的得力助手陈烟桥先生逝世46周年。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陈烟桥（1912—1970），笔名李雾城，广东省东莞县观澜乡牛湖村人（今属深圳市宝安区）。他自1930年来上海入中华艺术大学和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求学起，参加新兴版画创作等左翼美术活动，大半辈子都生活于上海；新中国时期，长期居住在徐汇区五原路281弄6号（建国初曾作为新成立的上海木刻研究会会址）。他是第一代新兴版画家中在版画创作、艺术史论研究、美术活动的发动组织等方面都有卓著成绩的代表性人物。

鲁迅先生自1928年在上海创办“朝花社”，以出版介绍欧洲“创作版画”的《近代木刻选集（一）》、《近代木刻选集（二）》等为起点，倾力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陈烟桥积极响应。他作为鲁迅的学生，与鲁迅先生结成了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他早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斗争形势的复杂多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然而，他依然坚守以党的奋斗目标为信念，一直无私地为国家和民族作奉献，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深有影响的版画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活动家。历史风雨中，他经历了坎坷：曾经在白色恐怖下，遭反动当局多次逮捕；新中国时期，曾出任美术界的领导岗位，……追溯陈烟桥一生，着实可歌可泣。

陈烟桥与鲁迅的亲密关系

就陈烟桥而言，与鲁迅的亲密关系，接受鲁迅指导，及时按鲁迅要求开展工作，获鲁迅信赖，是其全身心投入新兴版画运动的标志。

陈烟桥接近鲁迅，首先是阅读鲁迅编辑出版的《近代木刻选集》，既形象地欣赏到欧洲的“创作版画”（又称“创作木刻”），更见识到鲁迅在选集的《小引》中对中国传统“复制版画”（又称“复制木刻”）与欧洲“创作版画”的关系和区别所作的深刻分析。鲁迅指出：中国传统木刻版画的兴起和发展早于欧洲；而欧洲的“创作木刻”，实际上是中国的“复制木刻”传到欧洲后才推进的。“创作木刻”版画，由画家一人完成画稿、刻版和拓印全过程，不仅创作速度快，而且便于形成具有版画家个人特性的艺术风格。因为欧洲“创作版画”有上述优点，所以鲁迅将其引进来，称之为“木刻的回国”。引进欧洲“创作版画”，目的是使中国“复制版画”（即画家作画稿、刻工刻版、印工拓印三项分工完成）的创作方法得以更新。鲁迅还说，木刻版画的创作，是“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放刀直干”，便于产生“有力之美”。陈烟桥被鲁迅先生如此高瞻远瞩的论述和倡导在中国发展木刻“创作版画”的运动而折服，于是铁定决心做鲁迅的学生，跟随鲁迅先生开展中国新兴版画运动。

接着，陈烟桥前往参观了鲁迅于1930年10月4日至5日在北四川路日商“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举行的外国版画原拓（即木刻版画原作）展览会。这是鲁迅千方百计征集收藏的外国木刻版画原作。陈烟桥在展览会上细致观赏，进一步感受到木刻版画的用刀魅力和构成画面的“有力之美”，于是产生了创作木刻版画的冲动，开始了木刻版画创作之路。

1932年至1933年间，陈烟桥连续创作了表现城市劳苦大众生活的《拉》、《赶工》、《工厂里》、《汽笛响了》、《休息》、《城市背后》，描绘城市风貌的《窗》、《风景》，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巷战》，以及为女作家丁玲的小说《母亲》作的插图等一系列木刻版画，先后寄给鲁迅先生请教，就这样与鲁迅开始了不断的信函往来。据《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集》记载，自1933年4月起，陈烟桥先后收到鲁迅信札达26通之多。

鲁迅每逢接到陈烟桥的信函及附寄的版画新作，总是以长者的热诚给陈烟桥回函，除了对陈烟桥的版画新作提出看法外，亦提出相关问题的见解，实际上成了指导新兴版画创作的重要意见。例如，1934年4月19日鲁迅致陈烟桥的信中说：“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在引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路开拓了，那活动力也就增大。”鲁迅还在信中提出木刻版画创作的表现题材应多样化的主张：“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鲁迅关于“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的观点，后来成为影响整个文艺界、强调文艺创作从表现题材到艺术风格必须有中国特色的著名论断。

从鲁迅致陈烟桥的信函中可看到，鲁迅对陈烟桥甚是器重和关爱。例如，1934年4月5日鲁迅致陈烟桥的信中提到，为了帮助陈烟桥拥有较好的木刻版画创作参考书籍，特意托友人去买《木刻作法》。

陈烟桥遵照鲁迅先生的意见——改变“木刻还未大发展”的局面必须依靠团体的力量“开拓起来”，于是积极投入新兴版画团体的活动。他首先参加中共直接在上海领导成立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之后参加在上海美专成立的“MK木刻研究会”的创作和展览活动；随后又与陈铁耕、何白涛、郑野夫等成立“野穗木刻社”，并出版宣传新兴版画的丛刊《木版画》第一期第一辑，陈烟桥还以木刻版画形式刻作了丛刊的封面；同时又与胡一川、夏朋、钱文兰等人组织“涛空画会”，与郑野夫、陈铁耕、何白涛等人组织“上海绘画研究会”，还与上海相继成立的其他一些新兴版画团体横向联系开展活动，从而结识了更多的新兴版画作者。

鲁迅察觉到陈烟桥是可以信得过的，并且社会活动能力颇强，于是设想有些事情委托陈烟桥去办，使陈烟桥成了自己的得力助手。

1933年底，法国友好人士、《Vu》（《看》）周刊女记者绮达·谭丽德来到上海会见宋庆龄，谈及请宋庆龄和鲁迅出面主持征集中国的新兴版画等新美术作品到法国巴黎举办展览。鲁迅就把征集作品的事交给陈烟桥。陈烟桥会同陈铁耕一起完成了这一任务，共征集到作品二百余幅，从中选出58幅（55幅为新兴木刻版画，其余为油画等）于1934年3月14日至29日以《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为题名，在巴黎“皮尔·沃姆斯画廊”展览。作品展出后，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刊文评述，旅欧华侨出版的《华侨导报》第一卷第二号作了翔实报道。展览期间印有《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目录，内刊有陈烟桥的《天灾》、陈铁耕的《法网》、郑野夫的《1933年5月1日上海泥城桥》、叶洛的《斗争》四幅木刻版画，还刊有法国安德烈·维约里斯的一篇评论，以及法国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为展览写的《前言》。《前言》高度评价了中国的革命美术家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困难条件下坚持战斗，“创作了生动淳朴和富有真正革命光辉的作品”。《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后来又移至苏联莫斯科展出，广受好评。

在上述基础上，鲁迅设想有必要编一套新兴木刻版画丛书，以保存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早期有代表性的作品，于是又委托陈烟桥征集作品。陈烟桥征集到作品后亲自送到北四川路底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府上。鲁迅选了陈烟桥、陈铁耕、黄新波、何白涛、张望、刘岘、罗清桢、陈普之等青年版画家的24幅木刻版画，编成《木刻纪程（壹）》，自己装帧设计，用12开中国传统的线装本形式，以“铁木艺术社”名义，于1934年10月自费印刷出版共120册。鲁迅原计划继续编《木刻纪程（贰）》等，因经济亏损而停止再编。然而《木刻纪程（壹）》的出版，毕竟集中保存了最早的一批新兴木刻版画作品。

此后，鲁迅凡有事需陈烟桥协助，陈烟桥总是招之即去领受任务，这种老师与学生的亲密关系，一直珍贵地保持着。直到1936年10月8日，上海的一些新兴版画团体与广州、北京的一些新兴版画团体联合举办“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巡回展出，鲁迅先生抱病参观，并与在场的陈烟桥、黄新波、林夫、白危等青年版画家座谈版画创作问题。想不到这是与鲁迅先生的最后一次会晤，11天后的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操劳过度等原因病倒仙去。陈烟桥得知噩耗后悲痛欲绝，当天即赶到鲁迅寓所，作最后一次告别，并含泪画下了先生的遗容，作为永远的留念。

鲁迅出席“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并与青年版画家促膝座谈（左一鲁迅、右一陈烟桥）

鲁迅遗容速写

陈烟桥的版画艺术

第一代新兴版画家中，陈烟桥的版画作品数量甚多，且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陈烟桥早期受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表现感强烈的刀法和画面处理影响，又吸取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的从容沉稳的表现风格之长，二者融合起来，既形成视觉上的冲击力使人激动，又让人觉得从容沉稳中有耐人寻味之处。他早期的版画《休息》、《工厂里》、《城市背后》，及至后来的《黄浦江上》、《春之风景》、《国防前线的歌声》、《鲁迅与高尔基》、《挺进》、《戴棘冠的作家》等，都基本上保持上述艺术风格。新中国诞生后，其版画艺术风格转向细腻热情，且多作套色版画，以适应新中国、新时代、新生活之需要。

木刻版画《鲁迅与高尔基》（1937年）

陈烟桥的版画艺术，从保存下来的近70幅作品来看，有如下鲜明特色：

第一，表现题材和主题的侧重点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兴旺富强。其早期的不少版画作品，暴露了旧中国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劳苦大众的悲情生活，意在启示人们通过革命手段来反抗，从而使国家富强起来。在套色木刻版画《解放上海》（与蔡振华合作）、《建设中的佛子岭》、《工地》、《制造汽轮机》、《长江初冬》等作品中，满腔热情地赞颂了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

木刻版画《建设中的佛子岭》（1957年）

套色木刻版画《制造汽轮机》、《长江初冬》（1958年）

第二，较多较早表现抗日斗争题材和主题。例如，自1932年起就有表现淞沪抗战的《巷战》和《一·二八回忆》四幅版画组画，描绘东北人民抗日民主联军的《后备军开到》、《前夜》、《在冬夜里》、《东北义勇军》，讴歌中华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救亡的歌声》、《守望》、《全民一致》、《欢迎》，以及1939年为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著作《人民战争》（The people’s war）作的四幅版画插图，等等。

木刻版画《东北义勇军》（1936年）

第三，一再塑造鲁迅形象来讴歌鲁迅先生，以寄托对鲁迅的深深怀念。例如，1937年创作的《光明的指导》、《鲁迅与青年运动》、《鲁迅提倡木刻》、《鲁迅与高尔基》，1947年创作的《播种》、《鲁迅先生》、《善射》、《跳出高墙》、《唯有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送书》、《作家》，以及1954年创作的《鲁迅与他的战友》等十多幅版画。

第四，亦有不少作品描绘祖国城乡风景。例如《窗》、《黄浦江上》、《春之风景》、《巴马春耕》等，抒发了对祖国风物的热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陈烟桥赴重庆出任中共《新华日报》美术科科长，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军队突然阴谋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政府又不准报纸报道有关新闻。于是，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于1月17日夜用毛笔手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诗，陈烟桥连夜用木刻刀在木板上刻作，并将之安排在1月18日的《新华日报》出版，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相告白于民众。

周恩来手书、陈烟桥刻作的为新四军烈士志哀的挽诗

陈烟桥作为革命倾向鲜明的美术家，并不限于版画创作，他随时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积极参与用钢板铁笔刻绘油印画报。早在1933年秋，陈烟桥经上海新华艺专同学、中共党员官梦菊引荐，被中共江苏省委的李少石（何香凝的女婿，廖梦醒的丈夫）和中共中央的博古秘密约谈后，写了自传和入党申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陈烟桥专门租借了一间密室，秘密刻绘以“上海民众反日会”名义出版的油印画报《民众画报》十多期。当时，陈烟桥亦将《民众画报》寄给鲁迅。迄今，北京的鲁迅博物馆依然保存着《民众画报》第八期等刊物。当时，国民党为配合其对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在统治区内实行白色恐怖对中共活动进行镇压，于是，陈烟桥与中共单线领导人失去了联系，亦就断开了与中共的组织关系。

陈烟桥还擅长漫画创作，是当时上海漫画创作的活跃者之一。尤其是1937年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上海《救亡漫画》五日刊创刊，陈烟桥不仅是作者，亦是编委之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烟桥因在上海《文萃》周刊发表讽刺国民党的漫画而被逮捕入狱，后经宋庆龄同志设法营救才出牢，然而依然遭到严密监视。早在1933年于上海新华艺专求学时，陈烟桥就曾因参加左翼美联的活动遭当局逮捕，经校长徐朗西营救才被释放。

陈烟桥的艺术史论研究

陈烟桥是学者型的版画家。第一代新兴版画家中，兼长艺术史论研究，且卓有学术成果者，陈烟桥首屈一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广州的黎明书局出版了一套《战时民众丛书》，共14种专著，内容包括抗日战争中民众所关注的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外交、战略、战术、金融、国防建设、民众训练，以及文化方面戏剧、歌咏、美术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和阐述，撰文者都是相关领域的名家或专家，如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夏衍、周钢鸣、吴大琨、吴承禧、陈烟桥等人。其中陈烟桥的专著是《抗战宣传画》，这是陈烟桥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亦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抗日战争绘画创作的专著。

陈烟桥在《抗战宣传画》的《写在前面》（即序言）中说：“自抗战以来，出版了许多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中间，尚找不出一本关于绘画问题的，这是一桩缺憾的事。为了绘画的宣传力量之大，及它本身之应该提倡，是在动员一切技术中不可忽视的一着。因此，我决意写这一本小册子，以贡献留心绘画的人。”该书正文分为“总论”、“宣传画的种种”、“怎样绘宣传画”三大部分，每一个部分又各自分成两个小部分，关于抗日战争宣传的绘画创作诸问题，几乎都研究论述到了。

就陈烟桥经历新兴版画运动的全过程、同时与鲁迅有着亲密的关系而言，对鲁迅先生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意义是最有深刻理解的，这便是促使他将“鲁迅木刻”列为重要学术课题，并写出《鲁迅与木刻》专著的动因。

陈烟桥在艰苦紧张的抗日战争环境下，尽力搜集、阅读鲁迅关于倡导中国新兴版画的论述和活动史迹，为《鲁迅与木刻》专著作准备。在此基础上，1943年他先写出单篇论文《鲁迅与木刻》，刊于《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二期，后来继续充实资料，写出《鲁迅与木刻》、《鲁迅论木刻版画》、《论木刻与绘画》等论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系统论述了鲁迅与中国新兴版画的关系，介绍了鲁迅关于木刻版画的理论思想，总结了新兴版画对中国新美术建设的意义。这些论文辑成《鲁迅与木刻》一书，于1946年1月，由郑野夫、杨可扬等版画家主持的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附设的“新艺丛书社”作为“新艺丛书”第一种出版。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第一本研究鲁迅与木刻关系的学术专著。在陈烟桥看来，鲁迅对木刻的提倡，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民众文化普及的需要，所以木刻一经鲁迅的倡导和木刻青年们的响应，便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正如陈烟桥所说：“鲁迅先生所要提倡的木刻，是具有战斗性的木刻，这是与他的整个艺术思想的出发点相一致的。”鲁迅早在1929年编选出版的《艺苑朝华》丛刊的《新俄画选·小引》中就说：“多取版画也有一些原因，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慢，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烟桥重返上海，被推举为由中国木刻研究会在上海改组成立的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常务监事，除参与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览”、编选出版《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举办前四届全国木刻版画展览和出版《中国版画集》等工作活动外，又根据新掌握的资料和现实状况，将《鲁迅与木刻》一书作了适当修改，新增了《鲁迅精神与新美术家的任务》论文，并请鲁迅夫人许广平（景宋）作序文，于1949年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再版；后开明书店迁北京，1950年12月又由北京开明书店重版，引起了国际的关注。1956年，《鲁迅与木刻》由苏联的阿·纳维科娃、阿·切胡托娃译成了俄文本，在莫斯科由苏联国家艺术出版社出版。

《鲁迅与木刻》（1949年版与1956年俄文本）

陈烟桥作为学者型艺术家，其可贵之处，是始终保持学术思维的活跃状态。他突破一般艺术家的局限性，把思维的触角深入到艺术与民族、文化历史、社会现状、经济、政治等种种关系，并且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问题。

抗战胜利之初的1945年8月20日，福建永安的《联合周报》刊登了“联合编译社新书汇报”第一号新书出版广告，其中有一套《联合百科小丛书》，内有王造时著《宪政讲话》、郭大力著《经济学讲话》和陈烟桥著《艺术论》等多种。不过，据《陈烟桥传》作者说，未找到此《艺术论》出版物。可喜的是，找到了195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烟桥著同类艺术社会学专著《艺术与社会》一书。陈烟桥在该书《前言》中说：“我早在十年前已开始留意（艺术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了。为着深一层明确了解，我就借阅了一些有关艺术社会学之类的著作。我秉性固执，……我相信主要是自己有耐心去追求真理，明确的结论自然或迟或早降临的。”可以说，《艺术与社会》是陈烟桥十多年悉心研究艺术社会学的学术成果。

艺术社会学的使命，旨在研究艺术的兴盛和衰败的原因，考察艺术与社会的诸关系，特别是艺术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关系。《艺术与社会》一书，以“艺术和经济的关系”、“艺术和政治的关系”、“人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等篇章，引经据典，考察中国和世界一些国家的艺术兴衰历史，最后得出结论：“一种崭新的艺术的诞生，则又非靠一种崭新的政治力量来催促不可。……越民主的政治形体所栽培出来的艺术，它本身就越是现实主义的。民主政治需要艺术来伸展自己的权力，来给人民以更多的幸福，……视艺术家是人民精神价值的工程师。”陈烟桥还强调，艺术家只有在民主政治自由（没有政治压迫）和经济自由（独立的物质生活基础）环境下，才能创造出代表时代的艺术作品。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接着新中国诞生。陈烟桥青年时代起追随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愿望得以实现，自然喜悦开怀，并奉命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美术科科长、华东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大众美术出版社主编等职领导工作。作为学者型艺术家的陈烟桥，此时以新中国主人翁的视角，进入了新的艺术史论研究领域。1950年代，是陈烟桥新的艺术史论研究的高产期，先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中国的木刻》、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上海美术运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美术创作诸问题》等多部论述新中国美术的理论专著，对促进新中国美术创作的发展和相关工作的开展起着积极作用。

1950年代出版的《新中国的木刻》、《上海美术运动》、《美术创作诸问题》

从事美术领导工作

陈烟桥梦寐以求迎来了新中国，自然尽心尽力为新中国工作。

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美术科科长和华东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期间，不仅参与领导和组织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福建、上海）的旧年画、旧连环画的改造和新年画、新连环画的创作，举办全国美展华东作品观摩会，筹划华东地区书籍装帧插图展、连环画展、国画展、版画展、年画展、漫画展、宣传画展、油画展、水彩画展、素描展、雕塑展，以及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版画专题创作等；还深入华东地区大规模进行民间美术作品的调查研究，征集各类民间美术作品达数千件，为研究民间美术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同时，陈烟桥兼任大众美术出版社主编期间，组稿出版了大量新年画和新连环画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丹娘》、《翻身前后》、《小二黑结婚》、《人民英雄刘志丹》、《郝建秀工作法》等，受到广大新中国读者的喜爱。

陈烟桥对于中国党组织的态度始终是真诚的。所以，1958年，党组织决定调他赴广西，出任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兼美术系主任，他绝对服从，后又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广西分会副主席。在广西十二年，他一心扑在为广西地区培育新艺术人才的教育工作和繁荣广西艺术的美术创作上。后于1970年去世，年仅58岁。

（作者系美术学科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