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这句话原本是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里所说的，它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也引发了之后的一些争议。

徐光启认为引进西方天文学的知识，目的就是“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型模”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模型”，“大统”指的是明代的官方历法《大统历》。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中还打了个比方：实现“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这句话的宗旨，就好像造“房子”，结构和尺寸都和以前一样，但是木石砖瓦都换成新的、好的零件，这样“房子”就百千万年必无敝坏了。

其实，《历书总目表》是做给皇帝看的，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徐光启要成立历局，召集耶稣会天学家编写《崇祯历书》，这在朝中是有阻力的。徐光启的这些话原本是说给皇帝和别的大臣们听的，其用意就是为了消解那些阻力。

我们不妨来稍微解读一下他的话。中国古代的历法是一种用数值方法来计算天体位置的工具。在现代天体物理出现之前，古代世界所有文明的天文学问题都是一样的，即根据确定的时间和地点计算出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位置，这也是古代世界所有的天文学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希腊人做了一个几何模型，用这个模型来计算天体的位置；中国人不做几何模型，而是测定一系列天体的汇合周期，然后把这些周期叠加起来，这样同样可以算出这些天体的位置。

但是中国人计算天体位置的做法有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获得绝对准确的汇合周期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一次汇合周期的叠加都会产生一点误差。中国古代之所以前前后后流传着上百部不同的历法，就是因为中国的历法每使用一段时间就会积累误差，积累以后就要改历，就要更换新的历法。由于新的历法调整了参数，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几乎没有误差，但是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又会出现误差。明初使用的是《大统历》，其前身是元朝的《授时历》，直到徐光启谈论此事时，《大统历》在明代已使用了近200年，期间一直没有修改过，其误差已经变得很明显了。

“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徐光启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尽管现在换了一些新的方法，但原来的结构是不会变的。他这样说其实是为了让当时那些反对引进西方天文学的人安心。事后再看，他是不是说到做到了呢？

清初有些人批评徐光启，说他说话不算话，他原本在《历书总目表》里许诺要“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但是他并没有做到，他欺骗了皇帝，欺骗了同僚们。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徐光启“造房子”的比喻，那么我们可以说批评他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徐光启在他的比喻中有清楚的表述：“房子”的结构、尺寸都不变，只是换上了新的零件，这些零件比原来的要精致，所以这样的“房子”就不会坏。但是，徐光启造出来的“房子”实际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房子”完全变了，不再是他原先许诺的样子：原本他是要建造一个中式的“房子”，结果变成了现在的西式“房子”。从这一点上说，他的质疑者们对此不满意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当时徐光启说完“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这句话没多久就去世了，他不可能去操控自己的身后事。我们站在现在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有一种说法认为徐光启的这句话只是说给皇帝听的，他并没有真的打算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皇帝同意他继续开展历局的工作。

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那就是：徐光启没有说谎，他真正做到了将西方天文学的计算方法归入到《崇祯历书》中。天文学最基本的功能是在给定时间、地点的条件下，计算出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位置。以前用《大统历》中的方法来计算这些天体的位置，现在徐光启采用欧洲天文学的方法计算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位置，方法虽变了，但功能却没有变。

从更大的层面上来看，计算这七个天体的位置有什么用处呢？古希腊人喜欢探索自然；而中国古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星占，具体表现为钦天监根据星占的情况编写黄历。就这个功能而言，徐光启采用了西方天文学的计算方法之后，仍在计算这七个天体的位置，算出来也仍然是为了编写黄历，直至清朝接受了《崇祯历书》，仍是如此。《崇祯历书》在明朝并没有来得及颁行，因为崇祯皇帝刚刚下诏颁行，李自成的军队就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缢，就没人再管这个事情了。之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清朝，由清政府颁布实施，而《西洋新法历书》的作用还是计算清朝的黄历。

虽然徐光启给了我们一个西式的“房子”，跟他原先许诺的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房子”的功能没有改变，还是用来做星占，钦天监在其基础上继续编写黄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徐光启也不算说谎，他的话在大的层面上是可以成立的。

《崇祯历书》

另外，徐光启的“入大统之型模”这一说法在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历史上也一直是有依据的。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并不拒绝接受外来文化，比如唐代也接受印度传来的天文学。印度天文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希腊，它接受了希腊几何模型的方法，所以印度的天文学在计算日食、月食时具有较高的精准度。唐代的官方天学机构在用自己的历法计算日食、月食时，也会参考印度的天文学方法计算的结果。在明朝使用《大统历》的近200年时间里，钦天监也包含了别的天文学机构，比如回回科。回回科继承自元代，使用伊斯兰天文学，而伊斯兰天文学也可以追溯到希腊，用的也是希腊几何模型的方法。明朝通过参考外来天文学技术，对自身的计算体系进行改善，这并不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其实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这么做的。

如果再进一步解读，我们会发现“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很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早期版。很多人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直到清末的时候才产生，事实上这一想法由来已久，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而且沿用至今。然而，这一想法被那些喜欢全盘西化的人所仇视。当今我们也不提倡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不就丧失自我了吗？保持“中学为体”的“体”，就是保持自我，长久以来我们与西方接触的时候，也是采用了这种态度。

从大的层面上来说，徐光启并没有食言，其“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这个说法和我们传统的政治智慧是一致的。从天学的社会功能来看，他也遵守了承诺，至多在技术层面使用了西方的计算方法而已。清朝接受了《崇祯历书》，其钦天监负责人在近200年间一直由耶稣会士担任。皇家天学机构由外国人担任领导，而且一直使用欧洲的计算方法，这些都只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是指皇家天学机构——钦天监领受的仍然是政治任务，做的还是星占学。

在明朝，钦天监的政治地位没有变化，仍然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其重要任务是编写历法、颁历，并颁施给周边的国家如朝鲜、琉球等等。凡是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国家，均须使用中国的历法。此外，钦天监还要负责为朝廷的各种重要活动择日，引用西方天文学为的就是寻占问卜，它仍然是“中学为体”，徐光启并没有因为引进西学而扭转这个局面。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