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给你们一扇已敞开的大门，虽有不少功劳，但也伴随着许多痛苦。”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神父临终前，留给同会兄弟们的最后一句话，可以诠释他那具有非凡意义和重要性的经历：“我的功绩是留给你们一扇已经敞开的大门，但并非没有重重危险与磨难。”[2]他告诉大家他所完成的工作，只不过刚为福传工作和东西方对话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仅仅是打开了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句话告诉我们，今日仍具极强现实性的任务，交付给所有钦佩他的事业并愿意步他芳踪的人去完成。

一、致力于使命的一生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玛切拉塔，一个属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马尔凯大区的城市，建基于罗马文化之上，崇尚法律、正义，热爱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福音所带来的光明；利玛窦正是这棵树所结的果实，包括他的文化、他的家庭、他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以及他对人的爱。

福音的宣讲构建了欧洲，也创造新人、新文化，它让人面对死亡不再恐惧，并相信永恒的生命，提升人去爱仇人。

1610年5月11日，在将整个生命致力于宣讲福音和中西文化交流后，利玛窦在北京逝世。他那非凡的传教冒险使其破天荒地建立了一座欧洲与中国之间对话与交流的真正桥梁，因此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人类的进步。玛切拉塔的耶稣会士就是这样成为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由他开始的对话和本地化方式，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在不少领域内都无与伦比。

教宗本笃十六世曾说：“鉴于他严谨的科学事业及充实的灵性生活，我们不能不被其创新与独特的才能所感染。他以极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与道德生活中的一切。事实上，正是因着这种态度，他的使命与众不同；也是在数千年崇高的中华文明与基督信仰的新颖性之间，他努力探索着彼此和谐的可能途径。基督信仰是解放与振兴社会的真酵母，福音是使所有人得救的普遍讯息，不论他是来自何种文化与宗教信仰。”[3]

1571年8月15日，利玛窦加入耶稣会，在罗马会院期间，他得到当时举世闻名的杰出大师们的真传。1577年5月18日，带着教宗额我略十三世的宗座祝福，利玛窦离开故乡去了远东。1578年3月24日，他偕同十四位同会兄弟，从里斯本启航，六个月后，抵岸印度果阿（卧亚），那里安葬着圣方济各沙勿略的遗体。1552年沙勿略怀着进入中国的渴望，在上川岛安息主怀，那时利玛窦出生还不到两个月。历时三十年之久，许多耶稣会士们试图进入中国都没有成功，但利玛窦与罗明坚两位神父，于1583年9月10日，成功进入内地，在肇庆建立了耶稣会士第一座居所。又过了十八年，经历了成千上万的波折与困难，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终于抵达北京。当然，这一切的背后都有耶稣会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远东传教区的视察员范礼安神父，他一直是支持利玛窦采用新的福传方式的坚实后盾。

从玛切拉塔到北京，途径罗马，利玛窦神父完成了一项卓绝非凡的事业。藉着他的传教热情和超强智慧，他终于赢得了中国人的敬重及爱戴，就连在皇宫之内，也备受欢迎，因为万历皇帝十分欣赏来自西方的智慧及礼物。

1608年，利玛窦写信给他在玛切拉塔的亲弟弟安多尼神父：“自八年前到了北京，始终都在这皇宫内，每天都很忙，我想大概会在此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因为皇帝不希望我离开。在中国我们已有四座会院，分别建立在四座重要的城市——韶州（1589）、南昌（1595）、南京（1599）、北京（1601），每一处都有很多人成为基督徒：许多教友在大节日都来参与弥撒、办告解、领圣体，津津有味地聆听天主的圣言，因此成果非凡；但效果更佳的是那些出版的中文书籍，今年印刷了一本，很受欢迎，所以其它的两三个省也有人重印了它。”[4]

利玛窦神父所说的那本“很受欢迎”的书是指他于1608年在北京出版的最新文学作品《畸人十篇》，以中士和西士对话的形式来探讨智慧为主题，以西方的智慧特别是福音的教导与儒家传统作比较并完善之。这是令利玛窦神父引以为荣的一本书，因为它深受大众喜爱。他发现在中国以文字获得的远远要超过以宣讲所得，因此在中国居住多年，尽管早已精通汉语，仍聘请最优秀的先生教他不断提高写作水平。他懂得，对中国人而言，书画一家的道理。

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加之在罗马会院学习的增强记忆的方法，在没有任何图书馆可参考的情况下，完成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一方面是为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福传和皈依基督信仰做准备。譬如1605年出版的《二十五言》，一方面多次引经据典[5]驳斥佛教，另一方面也向中国人传授有关数学和天文学的西方知识。

在这之前，1595年在南昌出版的《交友论》[6]是利玛窦的汉语处女作，它之所以成功绝非偶然，因为书中所有西方作家的名言警句都是精心筛选的。关于友谊的论著不但使许多中国人印象深刻，而且也可以让利玛窦表达心中对华人的敬重与爱戴。同年十一月，他赠给建安王一本以友谊为主题的小册子：“去年我曾致力用中文撰写《交友论》，都是从我们的书中筛选出名言警句编辑而成（1596年10月13日）。”[7]几年后，他又提及该作品说：“《交友论》为我、也为欧洲人争光不少，比我做的其它事情影响都大，因为其它科学类书籍只介绍西方的科技与艺术，而它则介绍文学、智慧与修养，因此许多人都特别喜欢这本书，它在两处已经由别人印刷（1599年8月14日）。”[8]

有许多名家曾为《交友论》作序，要想明白这本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只要阅读其中之一就可窥一斑：“西泰（中国人对利玛窦的尊称）子间关入万里，东游于中国，为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与也笃，而论交道独详。嗟夫，友之所系大矣哉！”[9]

除编著关于友谊的文章，玛切拉塔耶稣会士还孜孜不倦、满腔热情地严格遵照中国礼仪，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与社会各阶层礼尚往来。利玛窦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每个地方都有我的很多朋友，他们甚至都不让我活了，因为我整天都在大厅里答复各式各样的疑问。”礼节要求人在接受拜访或互换众多礼物后，几天之内还需一一回访。在他的书信中常常提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即使因此需要付出健康的代价，他也在所不惜。

在给弟弟的信中，利玛窦继续描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强调已获得的成就，以及扩展的可能性。同时他指出，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合宜的认识和尊重，什么也做不成：“我们在中国的四所会院共有二十多位耶稣会士，许多其它省份也请求我们去传教，可惜能说汉语、通达风俗者不多；而中国的风俗礼仪又特别多，不通者会被视作蛮夷之人，无法担此重任，也不会见效。”[10]要想拥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首先需要熟练掌握这门很复杂的语言，然后入乡随俗，并热爱中国丰富的传统，同时还须谨慎、智慧地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与创新技术引进中国，正是它们使利玛窦神父能够循序渐进地打开一扇扇曾经无法打开的门。就是这样，利玛窦的传教方法一步步成型，巧妙和谐地把科学中最前沿的发展、数学及天文学领域测量时间的创新技术、儒家经典中的道德和哲学宝藏，与基督信仰结合起来。

对利氏而言，即便是地图也可以派上用场，因它可以使中国人甚至皇帝本人走近基督信仰。《坤舆万国全图》为中国和世界各国认识彼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由利玛窦绘制的大型世界地图跟中国人当时认识的地图大不相同，因此，他担心皇帝会不高兴——1608年8月22日他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的信中说：“在他看来，也许中国太小了些，就像很多见过该作品的人们一样，都认为中国至少要占整个世界一半。”[11]事实却恰恰相反，皇帝对世界地图惊奇不已，并赞许有加。之后利玛窦又绘制了不同版本的地图，标明更详尽的资料，包括宗教信息，比如耶稣会士钟爱的地方、与基督信仰的启示和教会生活相关的资料。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同一封信中他谈到：“在这幅世界地图上有不少我们的名称，皇帝也清楚地知道，有很多注释说明，我使用了耶稣会的印章和我们的字母。许多鸿儒写有序言，盛赞我们与我们所有的一切，当然皇帝与皇子们都会看到。因为我们始终无法与皇帝直接说话，宫外的其他人也不能，只有太监例外。希望皇帝和皇子皇孙们阅读了我们刻印在上面的有关教会的道理以及欧洲的风土人情。有朝一日，也许皇帝想召见我们，并询问我们教会的事情。”利玛窦神父曾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与皇帝见面，并希望他皈依天主教信仰，然后再把福音传遍整个神州大地。尽管这个愿望没有完全实现，但万历皇帝对利玛窦敬重有加是不容置疑的，因为皇帝授予他特权，基本上允许他自由出入紫禁城，并由朝廷财务部为他及在京的耶稣会士们提供日常生活所需。

徐光启纪念馆展出的《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神父不仅以大智慧教导人，而且用生命见证了对真理的爱。他用尽各种方法，不知疲倦地将真理传达给中国人，使自己在一切上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此，利玛窦的光辉形象不可磨灭地铭刻于中国人的记忆与文明中，同样他天才式的福音本地化及信仰传播，也成为教会中传教活力最突出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在1610年殿试前的一年间，成千上万的文人学士涌入京城应试，所有人都希望拜访从不拒绝任何人的利玛窦就是极好的佐证。接见与回访，有时一日竟然多达二十次，但利玛窦不辞辛苦，因为这一切可以给予耶稣会士们极大的美誉，从而保证他们可以在中国长期居住。他早在1605年写道：“我的日常工作是不断接见高贵的访客，他们来询问关于我们的信仰与科学的事情……他们对我们的画册惊奇不已，都认为是雕刻的，而不相信是绘画的。”[12]

1610年5月3日，利玛窦神父筋疲力尽地躺在病床上，5月11日安详逝世。让人欣慰的是同会兄弟都尊他为圣人，遗憾的是他未能使皇帝皈依基督信仰，但他也清楚知道自己已完成一项卓绝非凡的事业。在此前几个月他写道：“因为中国就是中国，与别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从未有过外国人可以享受我们今日所享有的地位。”[13]皇帝御赐中国土地给一名外国人作为墓地，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事情，“但向他却不做任何要求”。

二、见证人

利玛窦成功地为福传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促进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北京与罗马之间相互了解，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可与前一个世纪在地球另一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为后人详尽记载了这非凡的传教事业（参阅利玛窦神父的巨著《基督宗教远征中国史》，亦名《利玛窦中国札记》）。

“尽管利玛窦神父遇到了很多困难和误解，”本笃十六世在信中肯定地说：“但他至死忠贞不渝地将这种福传风格付诸实行，可以说他贯彻的是科学的方法论，以及牧灵工作的策略。它一方面建基于尊重当地人的正当习俗，就是新领洗入教的信友们在接受基督信仰后，也不必放弃他们自己的健康习俗；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启示真理可以将其更进一步升华及完善。正是凭著这种坚强的信念，就像教父们面对福音与希腊—罗马文化相遇时所做的一样，他高瞻远瞩，努力寻求与该国的文人学士们恒久的默契，为基督信仰在中国的本位化工作奠定了基础。”[14]

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借鉴学习对我们时代有益的尊重与热爱不同文化的能力，超越各种偏见，回避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或征服他人的奢望。他选择在一切事上跟中国人一起做真正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承认他那友谊和双赢互惠的风格，在我们这全球化时代也非常有用。 在他的福传方式中，我们欣赏他在中国哲学与道德传统中竭力找寻已存在的一切福音种子的热情，拒绝一切形式的宗教调和论，不断探寻新的语言表达及不同的路径，带领所有人与基督相遇，并开始教会生活。

利氏方法很精确，也极其现代，就像本笃十六世于2010年5月29日为纪念利玛窦神父举行特别公开接见时说：“利玛窦神父将福音带到中国，面对询问者提出的更广泛且具有对比性的疑问时，正是出于信仰动机的相遇，促成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无私的对话，它拥有不受任何经济或政治权力左右的自由，是在友谊中进行的，它使得利玛窦神父及其门徒的事业成为中西关系上最成功的巅峰之一。”本笃十六世继续说：“对利玛窦神父的钦佩，不过也不应使人忘记那些询问他的中国人的角色及影响。他使用的信仰本地化的策略，绝非依赖抽象工作所得，而是通过发生的所有事件、会晤及经验，一边走一边摸索出来的。因此，他取得的成就也应归功于跟中国人的会晤；是多方位生活的会晤，不断加深的会晤，藉着与一些朋友和弟子的友谊关系，尤其是四位卓绝的皈依者，被誉为‘初期中国天主教会的柱石’，他们中的首位及最著名的就是生于上海的徐光启。他是学者、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农业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朝廷的一品大官。他为人正直，信仰天主教很虔诚，终身致力于服务国家，为官清廉，治学严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譬如，正是他说服并帮助利玛窦神父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一部几何学的基础课本，也是他向皇帝极力举荐精通天文学的耶稣会士，并委托他们修改中国的历法。”[15]

三、信仰、友谊

先是在上海，然后在玛切拉塔，我们相聚在一起，为两位先哲伟人——利玛窦和徐光启四百年前的相遇隆重庆祝，我们庆祝他们的友谊，并为两位先哲的艺术雕像举行了揭幕典礼。一年多后的今天，我们在上海再次相聚，是又一次对徐、利二人在历史中所代表的重大事件的肯定。两人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为民服务中，都曾分享了跟天主相遇的相同经验。

作者（右二）来沪参加徐光启纪念馆开馆仪式

他们彼此建立起来的默契关系，很多人称之为友谊，远远超越了那无情流逝的时间，不仅没有衰老，也没有成为过去，更没有成为遥远的回忆。事实上，今天我们在这里，跨越两大洲相聚一起就见证了有些东西可以战胜时间的推移，并召唤永恒。

利玛窦跟徐光启的心灵相遇并心心相印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利玛窦神父并没有去征服，而是要分享。

为什么这种分享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致于让利玛窦离乡背井，撇下他的文化、亲情友情、安全感，前往一个从表面看是如此不同的泱泱大国？因为利玛窦神父对他的使命说了“是”，并一直忠于他的使命。

利玛窦神父并没有教导他人的雄心壮志，而只是愿意为天下所有人带去关于天主启示的亲身经验。对他来说，使命就是与中华民族相遇，并去爱他们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少，都与他一样，拥有相同的人性，向所有人渴望的永恒确定性开放。

他将自己最宝贵的礼物送给了他的朋友们，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与所有跟他相处交往的人分享，即使对那些不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也十分尊重。

“他这样做，是为彰显出宗教信仰，并不会让人逃避社会，而是让人投身于世界中，使社交生活更美善，直到向基督的救赎以及教会内恩宠的生命敞开心门。

这宣讲是如此切实，并充满希望，同时也尊重中国古典思想的所有积极价值，不但他的弟子们深刻领悟到此点，就连他的许多朋友和访客也都意识到了。

毫无疑问，利玛窦的事业非常艰苦，但同时也崇高无比，特别是当人们越认识这世界上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最负盛名的中华文明及文化的内涵时，它在思想、语言、文学表达、传统及习俗上独创一格，就越能将其构建成为全球历史上理性与人性价值最富庶的发祥地之一。

如此，利玛窦神父有理由坚信，基督信仰不但不会使中国文化受损，反而会使它更丰富更完美。他的中国弟子中，有些成为朝廷重臣，这些人深信不疑，接纳基督信仰，绝不意味着要背弃自己的文化，或削弱对国家及传统的忠诚，反而能促使他们为祖国献出更丰富和更有水准的服务。

利玛窦的科学工作在中国备受推崇之处，在于他那谦虚、诚实、无私的大公精神及态度，不是出于别有用心，也没有跟任何外国经济或者军事力量有丝毫瓜葛。

利玛窦把自己从家庭和民族所继承的信仰，还有在额我略大学所掌握的科学知识，都带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将它们尽数不求回报的献给一个富有高度道德传统和高尚文化的民族。同样，他的福传方法，也使教会藉着如此高贵而又不同的文化元素，变得更加富裕充盈。

在教会和中国文化之间，他成功地搭建起一座桥梁，尽管过去曾出现过困难和误解，甚至现在依旧发生，但这座桥梁却坚实而又稳固。我坚信教会正在以大无畏的精神，循着这条路走向未来。”[16]

四百年前，我们同胞的生活经验，在今天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他们对当时的危机已作出回应，就是将福音的新颖性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今天，利玛窦和徐光启对我们的启示是：欧洲需要聆听中国，中国也需要聆听欧洲，然后一起聆听全世界。

让我们在跨越这道门槛后，一起携手并进：“只有行走时，人才能走出路；回头看时，人可以看到路径，永不返回再踩踏。”[17]

（作者系意大利利玛窦国际基金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