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简要生平

徐光启生于1562年4月，祖父为殷实商人，由于倭寇和盗窃损失等原因， 徐光启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其祖母和母亲朝暮纺织，维持家计。幼年光启聪明顽皮，但志向高远。1581年，20岁的徐光启考取秀才，但“科举烂路”比较艰辛，36岁始中举人，一直到43岁才中进士，改充翰林院庶吉士。徐光启中进士的前一年已在南京入教，因此，他在翰林院学习期间开始和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等著作。三年后，翰林院散馆，徐光启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自此开始了仕途之路。但不久因父徐思诚去世，徐光启扶柩回籍守制三年；途经南京，延请郭居静神父（Lazzaro Cattaneo，1560—1640）赴上海开教；同时在上海试验甘薯种植。徐光启于1610年回京复职，次年被任命修历，整理《简平仪说》，1612年开始和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编写《泰西水法》。因修历受阻，任会试主考官又和宦党产生分歧，1613年10月徐光启遂托病到天津垦殖，试种水稻等，并撰写农书，直到第三年55岁时才回京复职。复职没几天，南京教案开始，徐光启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之后徐光启任左春坊左赞善（从六品）。1618年开始，东北边关告急，次年徐光启升为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操练新兵，不久（61岁）即告病还乡。思宗崇祯元年，魏忠贤遭罢黜，宦官专权结束，徐光启任礼部右侍郎（正三品），进京入朝，这时他已67岁，两年后又升为礼部尚书（正二品）。徐光启于1633年11月去世，去世当年8月晋升为太子太保（从一品）、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去世后皇帝赠少保，谥文定，加赠太保，由皇帝派专使护柩回家乡。徐光启杰出的科学声望和廉洁为民的品格，深受世人敬佩，其墓地至今保存完好，仍在徐家汇供后人瞻仰。

土山湾画馆于1905年绘制的徐光启像

徐光启生活在中国由盛入衰的历史转折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一般人们将他看做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科学家，有鉴于他在科学方面的贡献，人们将他誉为中国的培根或达芬奇。近年来，人们开始重视研究起经学思想，认为他是后来乾嘉学派摈弃心性之学、专注考据经学等务实传统的肇始；同时，也开始将他看做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看重他和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友谊以及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他主张“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和传教士们一起翻译了西方思想和科技典籍，如亚里斯多德的《灵言蠡勺》（即《论灵魂》）、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国人誉为“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然而，徐光启在41岁由葡籍耶稣会罗如望（Jean De Rocha,1566—1623）傅洗入教,与杨廷筠、李之藻一起被誉为明末中国天主教三柱石，对天主教在华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是天主教会的开教先驱，这一点却长期被人有意忽视。后世之人或各取所需，或避重就轻，徐氏身份符号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徐光启的信徒身份对他的科学研究和政治生涯有重大影响，其信徒身份值得探讨。下面本文就从三个侧面谈谈徐光启作为上海第一个天主教徒的品格特征，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深入研究他的宗教身份及相关的贡献。

二、廉洁的宗教情怀

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但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这样廉洁的清官备受人称赞。《明史·徐光启传》曾高度称赞徐光启，认为他虽然受到国家重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他“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同时又是一个难得的清廉好官，同仁奏请皇帝，要求厚待这个廉洁之臣，鼓励正气，令贪官汗颜，皇帝同感，不仅对徐光启加官进爵，还资助其出版了未刊著作，并对其家人进行提携。[1]他的儿子徐骥也证实说,父亲去世时留下的“惟敝衣几袭，银一两而已”[2]。

为什么一个朝廷重臣死时会如此清贫？按照文献记载，徐光启极有经商和大规模种植、生产的能力。比如他在多封家信中指导家人如何选择作物或蚕的品种，从而在竞争中占优势；又比如1613年之后他在天津用很低的价格获得荒地500亩，虽然头一年试种水稻等没有像样的收成，但很快就和佃农分享到成功[3]。另外，他生性勤俭，对物质享受根本不在意，徐骥言其“良由平生劳勤，习与性成”，而且“为人宽仁愿确，朴诚淡漠，于物无所好”[4]。更有意思的是，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徐光启病故前一年的收入相当可观，其中：1632年十二月皇三子命名，颁赐银15两[5]；1633年癸酉年元旦颁赐银30两；七月二品考满，加太子太保，寻遣中使赐钞二千贯；八月因进封贵妃册印，颁赐银二十两，赐纻丝一表里[6]；九月贵妃册印礼成，颁赐银二十两，赐纻丝一表里，钱二千贯；九月皇四子命名颁赐银十五两。不到一年，徐光启的收入为白银100两、钱4000贯，保守地算相当于现在41万美金，即250多万人民币。然而，十月初七逝世时，徐光启只剩银一两、旧衣数件，那些巨额财物都到了哪里？

这里面不排除徐光启将大部分钱财寄回家贴补家用的可能。1628年之后徐光启回京任职，居住在同乡会馆[7]，家人没有再跟随前往，应该仍居住在上海。若是这般，“囊无余资”所激发的道德感染力想必大打折扣。然而，他的孙子子默曾经感叹说，祖父去世之后，家族没有钱编辑出版爷爷的著作：“家业荒凉，糊口不给。寿诸梨枣，河清难俟。”[8]这里不仅仅可以直接推论到徐光启著述甚丰，如若出版全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表明徐光启没有给家族留下多少财产。

在徐骥的那篇文章中，尽管没有言明家父如何支配那些巨额钱款，但他在详细地列出父亲最后一年的各项收入之后说，各种人在困顿的时候来求父亲，父亲面对“人困阨，有求不忍辞，必曲为捐助，然未尝一一与家人言”[9] 。耶稣会神父邓恩在研究中也提到：“皇帝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赐给他的奖励，他都用来做了善事。”[10]

三、对教会的贡献

徐光启在信仰上的持守，直接体现在对教会的财力奉献上。徐家世孙记载说，徐光启所得俸禄，一份留给家用，一份献给教会。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官复礼部右侍郎，曾作日讲官，把俸金分为三份，一份供济贫，一份施给监犯，一份供给在京的教士[11]；第一个月的俸禄则悉数奉献给了教会的慈善：“至是鹤奉倍前。初领俸，持至教堂，供诸祭台，献为善举用，明谢天主意。奉教诸乡绅宦，步厥后尘，腋成巨数，立一善会。贫民仰给者，实繁有徒。”[12]

很多记载可以说明徐光启在财力上对教会的大力支持。比如当初邀请郭居静来上海开教，郭一开始暂住徐光启家中，但因为徐家服丧守制期间不宜人来人往，不便郭宣教，于是徐光启为其另购房产。另南京教难期间，徐光启让自己的儿子和神父们一起登船，并陪伴他们直到离开危险的辖境为止，同时命儿子带上足够的银两，以便在路上遇到不测时进行解救[13]。

在其孙女甘第大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类似的品格[14]。

人们在讲明末的仁会时，往往只提杨廷筠的武林仁会，瞿式耜的常数仁会，王徵的泾阳仁会以及叶益蕃的三山仁会[15]，但是很少提及徐光启参加的这个善会，以及这个善会和1609年利玛窦成立的天主之母善会之间的关系，不免为憾。

徐光启对教会的奉献，还体现在教会面对重大危机时挺身而出，不考虑自己的得失。南京教案（1616—1617）不仅是信佛的士大夫发起的思想层面的诘难，更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实迫害，教堂被毁，不少神父、修士和教友受难，发起者沈榷呈给皇帝的“邸报”说，“其（传教士们）说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试图以此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徐光启不顾当时人微言轻的社会地位，逆潮而上，上书皇帝，宣称那个被指责的“信向之者”就是我。这就是著名的《辩学章疏》，徐光启为传教士辩护：“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途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千人之英，万人之杰……”同时他提出三条“试验之法”：第一把一些有名的传教士召到京城，遴选几位内外大臣，一起翻译西来经传，编译成书，让大家讨论，定其是非，如果是“叛常拂经，邪术左道”，就斥逐传教士，而自己承受“扶同欺罔”的罪责；第二，让传教士们和有名僧道当面辩论，由儒臣共同议定，如果这些人理屈词穷，就斥逐传教士，自己承担相应的罪名；第三，如果译书一时难以完成，又找不到相应的僧道辩论，可以叫他们将观点浓缩译成书，联通已译书以及原文经典一同送上御览，如果发现他们的理论荒诞悖理，不足以劝善戒恶、移风易俗，就斥逐传教士，自己也一同承担罪责。[16]所幸的是南京教案没有扩大化，但是徐光启的勇气和承担精神让众多教徒信服，他自然而然成为新兴“天学”的领袖。

最新发现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年报也给与我们更多类似的例子[17]。比如徐光启在日理万机中仍亲自为教会编撰和修订神学和礼仪作品，甚至出资印刷，这是基督教在中国最早的文字福传工作的开始。另徐光启临终前，抱病向皇上提交两本奏折：一本说明历局修历工作的进展，其中对耶稣会士的工作大加褒奖，请求皇上给与酬劳，保证传教士的出路；另一本则举荐高足（亦是教友）李天经（圣名伯多禄）接替他担任历局领导，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天主教文化价值的推广，也可使历局工作的李天经成为传教士的帮助人。徐光启对“圣教的传扬”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理性皈依，虔敬灵修

徐光启于1595年在广东韶州教书时初次接触到天主教，耶稣会士郭居静为他解释了天学。1600年在南京恩师焦竑家中，徐光启初遇利玛窦。1603年，徐光启再访南京，希望拜访利玛窦，正逢利玛窦北上，罗如望赠其宗教书籍一卷，他连夜读完,觉得内心几十年的疑团得到冰释，基督教会为其指出了所寻求的道路，“道在是，我无间然矣”[18]，遂受洗入教，次年在北京从利玛窦处初领圣体。1606年徐光启全家入教。1607年徐光启邀请郭居静到上海，介绍亲戚朋友二百余人受洗入教。

徐光启的疑团主要症结是什么？他“尝欲参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详，旁参二氏九流之书，亦不得其真解”[19]。艾儒略也称：“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学多才，欲参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详。诸凡玄学、禅学，无不拜求名师，然于生死大事究无着落。”[20]参透生死大事，实属不易，孔子就说 “未知生焉知死”，人只要关注现实人生就够了，没有必要去关注死亡的问题。然而死亡实乃终极问题，儒家几欲回避，无法令徐光启满意。而对于实学（各种科技知识）有天然亲和力的徐光启，显然对虚空的佛教和父亲曾执迷的道教术数之学有经过反思后的排斥。他希望洞悉别人要保持沉默的事情，那就是来生或灵魂不朽等的道理。他与利玛窦谈道，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听利氏讲耶稣信仰的基本道理——永生和不朽，“知终乃能善始，知死乃能善生”，“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21]。正是这个简单而复杂的道理，振聋发聩，使徐光启心门洞开。从那之后，他不再有疑惑，不再有辩解，而是完全谦卑地在真理面前放下自己：“启平生善疑，至此而无可疑；平生好辨，至此而无可辨；即立志愿受教。至是若游溟然，了亡可解，乃事服膺诸事焉。”[22]

自皈依天主教后，徐光启在官场几起几落，但是宗教生活在他心目中具有重要的位置。1611年之后，“虽机务冗杂，擘画焦劳，而信教之诚，恒出人一头地。持己谦，待人恕，有犯不校，人求必助。实菲居约，依然寒素风。乡愚之同教者，屈节与交，共行功课，乐为袖领，每七期之六日，率诸信士登堂思道，恭默移时。于耶稣受难颠末，尤喜追忆”[23]。

1628年后，徐光启最后一次在京任职期间，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但仍按时参加弥撒，坚守各种宗教修行，每天神功不断，为了更方便参加弥撒，他在教堂旁租住，并在墙上开辟专门，通往教堂[24]。“其最切中怀者，在兢兢业业，对越上主。官廨之旁，有教堂一，公命穴墙为户，用便出入。每晨到堂瞻礼，恭默诵经然后回署，居恒屡禁食，以索为鞭，自搏其体。虽流血亦不自顾，以公之德化入人也。官绅士庶奉教日繁，皇宫中建教堂，……公道及之，每为色喜，盖夙愿传教而事遂矣。”[25]

徐光启每日早上望弥撒，晚间自省，念玫瑰经，日间也多次祈祷，苦身克欲，常打苦鞭、穿苦衣。按照教会的要求，年迈之人可以不守大小斋戒，但徐光启一直坚持到最后，饮食素淡。传教士记录说：“他不仅在一年中例行的斋戒日守斋，而且在四旬期的四十天也恪守斋戒，这是令人吃惊的，不仅因为他的年龄和地位，而且因为中国人秉持我们的斋戒更加困难。”[26]当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安排好工作之后，专注对待自己的灵性生命，“自是迸绝外事，专志崇修。一月间，行告解礼者三，他圣礼亦备领。在京教士，轮次侍疾，片刻不离。至十月初七日安然逝世。翌日，舁尸入堂，追思如礼。教士信人，顿失所依，罔不堕泪”[27]。

五、结语

近年来，徐光启作为天主教徒的身份得到重视，学者开始认真研究作为信徒的徐光启。上海教区已过世的金鲁贤主教多次在各种场合宣称自己是徐光启的粉丝，赞颂徐光启不仅是科学先驱、清廉明官，更是上海教区的开教先驱、教友典范。金主教认为，徐光启是一个适合任何时代的人（金鲁贤2012年春节牧函），他和耶稣会的传道伙伴、朋友利玛窦神父一起，为福音本地化开辟了一条卓越的道路,即便在当下也不过时，甚至它的意义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在金主教的直接推动下，天主教上海教区几年前开始筹备按照天主教会的传统为徐光启列品的程序。

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

自2010年1月意大利马切拉塔教区朱琉道黎主教宣布重新开启利玛窦列真福品的案件以来，要开启徐光启同时列真福品的呼声就非常高，梵蒂冈也有意于此。2010年5月29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为纪念利玛窦神父逝世四百周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公开接见了朱琉道黎主教和八千多名教区的信友们。教宗再次重申了普世教会始终关注着“高贵的中国人民”，还明确地说：“对利玛窦神父的钦佩，不应使人忘记那些中国人的角色及影响。……他们中的首位及最著名的就是生于上海的徐光启。他是学者、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农业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朝廷的一品大官，为人正直，信仰天主教很虔诚，终身致力于服务国家，为官廉政，治学严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举个例子，正是他说服并帮助利玛窦神父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一部几何学的基础课本，也是他向皇帝极力举荐精通天文学的耶稣会士，并委托他们改革中国历法。”2011年4月15日，圣座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在致中国天主教徒的文告中也直接提到：“对上海教区能够展开徐光启的列真福品案、得以与利玛窦神父的列真福品案同时进行表示喜悦。”2013年5月，天主教马切拉塔教区已经向梵蒂冈圣部提交利玛窦真福列品案的调查。西方研究利玛窦和徐光启的专家学者认为，利玛窦列品不能和徐光启的列品案分离，因此，普世教会希望两人同时列福的呼声很高[28]。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研究徐光启所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不仅能帮助人们自觉反省东西方交流的方式，也能帮助中国教会打开通向普世教会的门户。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