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为，过往的学者们在考察徐光启对近代中国社会、上海的影响方面，有低估之倾向。徐光启曾被称为农学家，因为他完成了《农政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其实，他是个全才型的科学家，涉猎面之广，在中国古代数千年间无出其右者。说徐光启是伟大的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和中国的达·芬奇，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徐光启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引进西方科学，让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先驱。他是公元1600年的中国少数几个了解世界局势大格局的士大夫之一。徐光启的科学成果至今仍具重要价值，然其思想，更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徐光启是文化史上的大师，中国科学发展之祖，翻译史的里程碑人物，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领路人之一。徐光启也是上海的骄傲，他的思想、作风成为上海文化的基石，成为了“海派”风格的来源。
纵观徐光启一生，留下了诸多卓越的闪光点。
第一，洞察世界大势，具有开放精神。
徐光启作为一个明代士大夫官员，却能钻研科学，力穷格物致知之理；作为一位闭关锁国政策之下的传统知识分子，却能放眼西方，师其长技以为救国利器，是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不像某些鼠目寸光的人，害怕外来科技文化，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同时也不是简单的全盘接受，而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有选择地翻译和吸收，并在验证后应用于实践。
徐光启不满足现状，开拓进取，具有开放意识。他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渴望改变现状，对于社会现实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徐光启在封闭的中华帝国师事洋人，恭敬地向他们请教，且皈依耶教，足见其见识卓然不同于常人。徐光启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他昄依天主教，是以“儒家”的“道德观”诠释基督教义，以“儒”释“耶”，希望借以补充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易佛补儒”。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交往，看重的是传教士们的科学知识。他感觉到数理之学“不用为用，众用之基”，便从利玛窦那里学得西方的演绎几何学，还以此挑战当时占统治学说地位的代数思维方式。
徐光启还曾引进“红夷大炮”。中国是火药的故乡，“火药西传曾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制度炸得粉碎”（马克思语），但到明朝中叶，中国却要从欧洲人那里学习制造火器技术。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围攻宁远（辽宁兴城），面对满洲八旗马队的进攻，明军屡战屡败。徐光启先将从澳门弄来的红夷大炮运用在宁远战役中，击伤努尔哈赤，然后在皇太极进攻北京时，再度成功击退满洲马队。为建造威力颇巨的西洋大炮，徐光启在北京城中设立兵工厂，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造洋枪洋炮的军事工厂，比江南制造局早了200多年。
徐光启不懈地与传教士合作，营造了思想开放、外来文化流播的良好局面和风气。非常了不起的一点是，徐光启尽管对西学非常佩服，但绝不是“全盘西化派”，而是有着坚定的民族文化立场。他能够正视中国学术的弱点，但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又有自信，并不认为学习西方的长处，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就会毁灭自己的文化。徐光启致力引进和介绍西方科学，目的是为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能赶上并超过西方的水平，这是他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毕生奋斗的目标，也是他获得高度成就的原因所在。徐光启的这一长处成为上海人的文化传统。
第二，海派创新：敢为人先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徐光启是明代向西方追求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先行者，是明末沟通中西文化的令人敬仰的重要人物。
我们首先来审视1600年的世界与中国。此前50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问世，拉开“哥白尼革命”的序幕。虽然1600年罗马的烛火吞噬了布鲁诺的身躯，但火光也开启了欧洲近代科学的新纪元。开普勒、伽利略、哈维、笛卡尔、牛顿、培根……西方思想界人才辈出。中国尽管出现了李时珍、徐霞客、宋应星等，但他们的工作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无论是知识总量还是学术创新，已经开始出现差距。由此可见，中国的科学在这时开始落后于西方；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与学术背景下，更凸显出徐光启的伟大。
处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中，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洪流，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科学在发展国力中的重要作用，力主将科学知识首先介绍给国人，成为最早主动向国外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并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科学思想。
“翻译”是基础，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作为皈依天主教的教徒，徐光启没有选择宗教典籍翻译，而是首选《几何原本》，显然是有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徐光启认为宗教学说是“大者”，其功用在于“修身事大”；而“格物穷理”的科技虽是“小事”，但是这个“小”却不是一般意义的“小”，反而是“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是书之为用更大矣”。所以，徐光启认为“余乃亟传其小者”，“尽译其书，用备典章”。徐光启所说的“格物穷理之学”，后来简称为格致、格物或格致学，到近代逐渐演变为“科学”一词。
“会通”，即指对翻译之作的“领会”与“贯通”，也指将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学术“融合”与“并蓄”。徐光启提出“会通”最初是针对历法修订，在他看来，“天行有恒数而无齐数”，历法年久出现误差当为必然之事，关键在于“每遇一差，必寻其所以差之故；每用一法，必论其所以不差之故”。尽管只是督领改历，徐光启却有更远大的抱负：“臣颇有不安旧学，志求改正者。”但“《大统》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为我用”，怎么办呢？徐光启接着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
“超胜”是徐光启的最高追求。继承传统，而“不安旧学”；翻译西法，但又“志求改正”，这样才能超越前人，超越西人，这正是徐光启的伟大抱负。所以，清代学术大家阮元对徐光启有这样的评价：“自利氏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迄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徐光启从1629年到1633年他去世，带领汤若望、邓玉函等传教士编纂历书，中外合作，将西历的成法“与中历会通归一”，“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历经5年，精心编撰，终成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崇祯历书》，在中国延续了200多年。
翻译—会通—超胜，这是徐光启为学习西方文化划定的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也就是，先要了解对方文化的底细，然后审视怎样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思想始终鼓舞和引导着徐光启向科学的高峰攀登。
徐光启时代，曾创造了一个我们跟世界接轨的机会，但我们因为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徐光启之后，明朝于1644年灭亡，徐光启主持修撰的《崇祯历法》蜕变为《夕阳新法历书》。康熙皇帝对西学虽有浓厚兴趣，并未能推进西学传入的新浪潮，反而引发了一场“西学中源”大辩论。黄宗羲、王锡阐、梅文鼎等一批被认为是“会通中西”的大家，身囿此说；在这样的基调下，他们仅折衷这些学问，并没有全面吸收西方学术再进一步发展的打算。所以，等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洋务人士在那种历史环境下终于认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这种“体用”的功利主义，显然无法与徐光启的“会通超胜”思想相比拟。
第三，务实开明，不尚空谈，提倡广咨精讯，经世致用。
徐光启身上有一种与世俗不同的精神，他既独立思考，又实事求是；下定决心要做的事，都求精责实，一丝不苟。这就是我们民族最需要的精神和品格。
徐光启讨厌空洞无物、不讲实用的八股文，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他既具有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精神，又与西方经验主义的科学精神相符合。有明一代，文人多矣，如前后七子、公安竟陵等等。徐光启并不以词章胜，在文学史里排不上号，然其文稿却具有很高的水平，思维缜密，逻辑性强，无一空泛语句，篇篇都是好文章。他晚年对崇祯皇帝说：“方今造就人才，务求实用，”“若今之时文，真是无用，”“未经目击，而以口舌争，以书数传，虽唇焦笔秃，无益也。”徐光启认为“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
公元前300年左右亚历山大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曾被歌德视为哲学的最完善的引言与入门，该书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构成了西方科学的基础，而爱因斯坦认为西方文明的发达就是以欧几里得的推理方法与系统实验两大成就为基础的。徐光启自始便捕捉到演绎几何学可以改变本土空间认知传统的意蕴，他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素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这是中国人对几何学本质的首次说明。徐光启意识到几何不仅是“智力的体操”，更是“心智的陶冶”，他指出：“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因此，徐光启刻苦钻研，厘定名词，斟酌语句，仅用了半年时间，便翻译出高质量的《几何原本》（前6卷），以致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点、线、面、直线、曲线、垂线、外切、相似、平行线、对角线、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斜方形、多边线等术语。《几何原本》的翻译成为明清科学著作翻译的第一书，徐光启根据拉丁文词的音义、斟酌汉字创造出来的“几何”一词，从此成为一门学科的代名词。徐光启指出以数学为基础，即能“旁能十事”，这一知识观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几何原本》在西方也不只被看作一本单纯的数学著作，据说是仅次于《圣经》的印刷最多的书籍。所以，翻译《几何原本》不单是针对数学这一领域，而是一种新文化的引进，西方的理性论证数学思想开始渗入中国，徐光启首创之功永不可没。
海山仙馆丛书《几何原本》
徐光启翻译西学，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把西学与传统经典相结合。1607年5月，其父徐思诚病逝，徐光启按惯例归籍守制。在上海期间，他在译成《测量法义》、撰稿《测量异同》和《勾股义》过程中，运用西方几何学的原理，对传统数学经典《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进行整理。徐光启发现传统数学的缺陷是“只言法，不言义”，即只讲求解的方法，不讲为什么这样求解，从而初步揭示了传统数学作为经验型科学的本质特征，并由此萌发了创立“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的科学体系的强烈愿望。
徐光启的远见卓识可与英国实验科学鼻祖弗朗西斯۰培根比肩，可惜徐光启生不逢辰。培根生当近世之初，其业绩得以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内外传播发扬；徐光启生于老朽的皇权专制时期，后继乏人，晚年颓然叹惜，写了那么多的书文，担心“终成废阁”，没有后来人承继。
徐光启重视实践，他“虚访勤求”的事迹有口皆碑。“于物无所好，惟好学，惟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陈子龙在谈到《农政全书》时赞扬徐光启“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缀而成书”。徐光启不仅重视间接的实践经验，还注重通过自身的实践来验证、总结。他的农学原创性，就在于经过反复的试验，试种并推广甘薯等外来作物适应中国风土，证明17世纪中国人依然保持文明的原创精神。
徐光启在徐家汇建立农庄别业，进行农业试验。丧假期间，没有官俸，徐光启靠家人营农事、赡家计。为了进行农业科学试验，在财力和物力很不充裕的情况下，他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上海南门外的双园试验基地，并将法华镇南、肇嘉浜和法华泾两河汇合处的原徐氏祖茔地，辟为农庄，名后乐堂（今徐家汇汇南街一带），建成两块农业试验基地。乡亲们看到茂盛的庄稼，不知在此每日劳作的庄稼汉，就是贵为翰林院检讨的徐光启。自1613年起，徐光启曾三次到天津屯田，直到1625年回上海。天津屯田，是徐光启第二次直接参加农业科学实践的集中时期。徐光启的主观意图是希望扭转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来的“南粮北运”的不合理现象。上海和天津，一南一北，对江南水乡和华北平原两个不同典型地区的实践，使徐光启的视野更加宽广，对农业科学规律的总结具有重要意义。他早出晚归，手不离锄，直接参加田间劳动；同时博览中外古今的农书，随时采询，兼之访问。这些农业实践，为撰写《农政全书》作了充分的准备。
根据徐光启进行农业试验而创作的《桑园试种》雕塑
徐光启在《粪壅规则》一书中记载了北京、山西、江苏、广东等地老农、老兵等所传授的壅粪方法，反映了他对民间实践经验的重视。而且，徐光启在访查之后，并不是简单地记录下来了事，而是通过对比、分析、研究，把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经过自己的试验证明后，做出科学的结论并加以推广。
第四，具有关心黎民百姓、忧怀人民疾苦的情怀，以及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品质。
徐光启关心民间疾苦，把“民本思想”付诸实践。为官期间，对百姓生计、农工商诸业亲自调查、亲自试验，为老百姓提供了各种切实的技术咨询，实施为地方治灾、救荒等设想，思虑颇远，几乎做了他当时能做的一切，做不到时内心便很痛苦。他所说的“忧天有志，匡时乏术”至今仍有教化、示范意义。他同草根社会有着不少联系，在《农政全书》的“木棉”篇中，便引用了老农之言“锄花要趁黄梅信，锄头落地长三寸”。万历三十六年（1608），江南大水，农田被淹，稻谷无收，无数农户断炊。徐光启心急如焚，想方设法使民众摆脱饥饿。这时一位福建客商告诉他，福建有甘薯，不怕干旱台风，产量比稻麦高数倍。他听后即开辟双园进行试种，收获的甘薯大如碗口，可生吃熟食，也可磨粉制酒。为推广这一利国利民的新品种，他写了《甘薯疏》，系统介绍甘薯栽培技术，并预测在黄河以北地区将大有可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徐光启的话，他成功“救荒”，破除“风土不宜”的保守观念，甘薯成为农民的“半年之粮”，并被传到朝鲜、日本等国。此外徐光启还推广种植棉花，并在植棉和纺织方面总结黄道婆时期的经验。
徐光启为政清廉，生活俭朴，虽身居高位，但不坐享荣华，一生为官清廉。徐光启在京为大官，然其家中吃的食粮，是靠上海自种运过去的，若一时没有运到，他怕多花钱，宁愿借米也不买米。一条粗布被面的被褥，汤婆子烧坏了一个洞，他也舍不得换。练兵打仗所购武器，账目一清二楚，他宁愿贴钱，也不乱花公家经费。徐光启尽管贵为相位，位极人臣，然而“室庐仅丈，一榻无帷”，院落仅能供一马转身而已，过着“冬不炉，夏不扇”的清苦生活，“盖棺之日，囊无余资”，遗产不足10两银子，遗体上仅盖一条破被。徐光启生活之清贫简朴，为官之清正廉洁，令人感叹。在监察制度较为缺失的中国古代，像他这样的一介清官，是比较少见的。
徐光启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不与阉党同流合污。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当权，党争激烈，徐光启常常遭受攻击。徐光启作为一个官员和士人，因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保持密切的往来，于是魏忠贤阉党党羽便向皇帝打“小报告”：“其说浸淫（指传教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指徐光启）。” 徐光启拒绝向这些奸人低头，不但立即上疏反驳，建议与打“小报告”的人在皇帝面前公开辩论以决是非，而且在魏党掀起“驱教运动”时，嘱咐家人妥为安置逃来的传教士。直到崇祯皇帝继位，罢黜魏忠贤，阉党垮台，徐光启从上海回到北京，恢复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等官职，并受到重用。
徐光启是如此出众，我们过去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其伟大。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我们要置于一个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举个例子说，根据竺可桢教授的研究，《农政全书》最终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推算，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论点很相似，但徐光启的研究成果要比这位英国人口学家早170多年。
中国古代一直到两宋，科学技术都领先于世界，但近代自然科学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是一个被称作“李约瑟难题”的问题。吴大猷教授曾认为中国古代有技术而没有科学，这在总体上说是不错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从外界吸取营养，用以补充自己的不足，才能获得新的活力。而徐光启的翻译与研究正是中西科技的第一个交点，他是将科学之火偷到神州古国来的普罗米修斯。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