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徐汇区好友的邀请，今日有幸给大家谈谈利玛窦其人。也许有人会觉得谈利玛窦仿佛多此一举，因他早已闻名遐迩，虽不能说是妇孺皆知，但最起码也是耳熟能详，尤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踌躇多日，无法下笔，在决定题目后，反而感到突然轻松了许多。不管别人怎么说，毕竟以个人角度去看利玛窦这个人，加之，在他的故乡——玛切拉塔已生活十多年（我三分之一的生命在此度过），还真有点“反望并州是故乡”的感觉，就权当是我对第二故乡情结的表达吧！
利玛窦被誉为像教父般的中华杰出传教士、天主教福传者的典范、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伟大的西方“汉学之父”、地球上的首位“世界公民”、照亮人类未来道路的灯塔，故此，在学术界研究并探讨他为中国社会和天主教会，乃至为全人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多不胜数，今日鄙人愿与大家一起品味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及卓绝的信仰品格，期望略微有益于我们建设如今倡导的和谐社会。
众所周知，孟母三迁告诉我们环境影响人的深刻哲理。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利玛窦，请先看看他的故乡。马尔凯大区（Marche）是意大利中部一块蕴藏着许多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风情宝地，东邻亚得里亚海，西靠阿尔卑斯绵延的山脉，中部大多是麦田、葡萄园、向日葵林的丘陵地带，柔和的田园风光随处可见，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式大陆气候。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马尔凯中部，坐落在丘陵之上的玛切拉塔（Macerata）古城，省市两政府所在地，目前约有五万人，而利玛窦时代只有一万二千多人。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可以深深感受到它淳朴的民风、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艺术传统及自然环境之美。
创建于1290年的玛切拉塔法学院，于1540年正式成立大学，与博洛尼亚和帕多瓦大学齐名，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今日侧重于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利玛窦少年读书的学校至今保存完好，该学校由十三位耶稣会士于1561年所创办，当时城中很多人争相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去那里求学，其文化氛围可想而知。
《利玛窦像》
父亲利启若翰对长子玛窦特别器重，怀着望子成龙的心愿，特意找城中德才兼备的尼各老白启完（Nicolò Bencivegni）神父作他的启蒙老师。小玛窦天资聪颖，记忆力超强，读书过目不忘，老师非常喜爱。事实上，利玛窦对恩师总是满怀感激之情，后来到了中国，跟朋友们通信时，还常常提起他。1599年从北京写信给同会弟兄科斯达（G. Costa）神父说：“恩师本人亲笔写信给我，字里行间充满昔日的慈爱。当我们还年少无知时，他就充满爱心地对我们谆谆教导，使我们能有今日。”
玛窦九岁进入耶稣会士所办的学校，读书非常用功，直到十四岁结束学业。熊三拔神父（S. de Ursis）曾经回忆说：“利玛窦是这座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他研习人文学科和修辞学，成绩优秀，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德行及属神的方面，孩子进步神速，那时他就已经有心修道。” 在1566年至1568年间他做些什么，人们无从得知，也许在家一边继续学习，一边帮助父亲在药房工作。
恰恰是在1568年，政府批准打造一座最先进的天文机械钟，由著名钟表匠拉捏利（Ranieri）兄弟三人于1571年打造完毕，安置在市中心广场钟楼之上，成为玛切拉塔的重要标记。后因年久失修，1855年不复使用。2015年按当年机械原理重造一座新的天文机械钟，自由广场又响起了钟声。
我们无法确定利玛窦是否亲眼目睹此杰作，因为1568年，十六岁那年，父亲没让他在玛切拉塔大学深造，而是送他去罗马智慧大学攻读法律，其用意无非是希望他在京城结识权贵，便于将来仕途青云直上。但我们可以猜测他在罗马及佛罗伦萨求学期间，极有可能回家见到并研究过它。十分确定的是，他很关注家乡的这件大事，而且专研学习了其中的机械原理。正是自鸣钟为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先是1583年在肇庆吸引当地官员乡绅们络绎不绝地前往“仙花寺”参观各式西洋物品，1601年又呈献给明朝万历皇帝，皇帝非常欣赏，准许利玛窦出入皇宫负责自鸣钟的管理修缮。
令人遗憾的是，在1568年至1571年间，利玛窦在罗马智慧大学法学院三年学习期的史料也非常缺乏，当然，泛泛地研究当时大学所开的学科内容除外。
1571年8月15日利玛窦正式申请加入耶稣会，次年5月发初愿，数月后，入耶稣会罗马公学院（即额我略大学前身，本文之后简称为罗马学院）的文学院和哲学院，必修课程包括两年修辞学，三年哲学，三年神学。他在哲学三年级时，申请上司去远方传教。1577年获准赴东印度传教。
研究分析罗马学院《教学大纲》（Ratio studiorum，也译作《学术培育手册》），不但对了解利玛窦早期成长环境和学习经历很重要，而且有助于扩充国内有关利玛窦的研究内容，还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16世纪末，全欧洲有500多座耶稣会院或学院，其培育计划都按照依纳爵的指示设定，为学生们提供更广泛的学科，除神学之外，还囊括了文学、语法、诗歌、修辞、历史、戏剧、数学、自然、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等，综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和中世纪的传统学科。《教学大纲》以巴黎大学的教学培育模式为蓝本进行调整，以适应耶稣会所有的初等、高等学校，如此既能针对在俗学生，也适用于耶稣会士。学院的教授皆由学界泰斗担任，学生也都是百里挑一，经过充分准备，不但智力超群，而且品行优良。
1572年9月他开始两年修辞学的课程，学习希腊语、西伯利亚语，还有授课听课时使用的拉丁语，其课本大部分选自古代作家的经典作品。利玛窦编撰的《交友论》和《西国记法》就是以那两年修辞课所吸收消化的内容为基础的。
为期三年的哲学课程包括逻辑学、伦理学、道德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为提高辩证法的实力，所有学生每个月必须找个哲学命题，在师生面前公开辩论。
哲学课程囊括了当时被称作自然哲学的许多科学，其中包括科学之基础的数学、天文学、音乐、地理以及应用学科，如力学、工程学、建筑学等。依照耶稣会安排的课程，数学乃进入神学的必经阶段。人相信宇宙万物是天主以数学规律创造的，因此发现这些规律，也属于宗教探索；寻找自然现象中隐含的数学原理，就是对上帝创世的伟大和荣耀的赞美颂扬。正如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所言：“一切探索外在世界的主要目的，皆在于发现天主赋予它的理性秩序及其和谐。天主用数学语言向我们揭示了它。”
罗马学院《教学大纲》强调数学的重要性，要求数学老师授课的顺序如下：“欧几里得（前）六本书、算术、天球论、宇宙结构学、天文学、行星理论、阿方索星表、光学、计时。只有哲学二年级学生才有资格听讲，而一年级辩证法学生，则在获得特许后，方可旁听。”
杰出天文学家及数学家、德国耶稣会士克拉维乌斯（Christophorus Clavius 1537-1621），自1563年起在罗马学院任教，在中国人称“丁先生”，是利玛窦的恩师之一，对青年利玛窦的成长影响极大。因他1574年出版了从希腊语翻译并注释的欧几里得《原本》，被誉为16世纪的欧几里得。除了当时一些大科学家与丁先生的通信外，还有青年伽利略的友谊为证，他曾多次向丁先生征询意见。1607年出版徐利合译的《几何原本》，还有利玛窦传授，徐光启编撰的《勾股义》等著作，都可归因于利玛窦在罗马学院学习积累的成果。
假如把数学比作科学的基础，那么天文学就是巅峰。利玛窦在罗马求学期间，哥白尼的日心说名著《天体运行论》（1543）已出版三十年。相信他可能涉猎并阅读过它，因为尽管有人批评这本书，但当时并未遭禁，直到它面世七十年后的1616年，教会才对此书开始采取官方行动，先暂时被列为禁书，后又于1620年对其进行修正。这一切均发生在伽利略事件争端期间。丁先生是支持哥白尼观点的伽利略的好友。但利玛窦绝对没有受到丝毫牵连，因为这些都是在他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
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应用于日历推算。柯毅林推测，很有可能利玛窦曾经参与丁先生在修历过程中无数的分析计算工作。尽管额我略历（格里高利历，即公历或阳历）是1582年才颁布发行，但根据利玛窦于1589年制定的中文版公历一事，可以推测他已涉猎其中，而这部历法最后由金尼阁于1625年以《推定历年瞻礼日法》之名出版。
地理学和制图学也是两门在他学生时代发展迅猛的学科，利玛窦在罗马学院刻苦专研制图，来到中国后，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他绘制的世界地图有六个版本，1584年的肇庆版，1600年的南京版，还有1602、1603、1608、1609年的北京版。除了利玛窦，其他在华传教士，如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卫匡国、卜弥格等都纷纷写信给他们在罗马的老师，分享他们学以致用的喜乐。
实际动手能力和技术训练也是不容忽视的。利玛窦学会日晷的制作原理和技术，并且洞晓了机械钟的奥秘，其兴趣和热情绝不低于故乡玛切拉塔的居民，如前所述。利玛窦不仅绘制多幅世界地图，还自己动手制作自鸣钟、地球仪、浑天仪、等高仪、日晷及测绘仪器等。
有时会听到人们指责利玛窦等人将天文学和神学混为一谈。事实上，这样的指控有失客观公平，属于误解那个时代而造成的。因为在17世纪初，尚未严格区分宗教和科学的范畴。即便在当代科学家中间，也并不是所有人完全接受这种区分和对立。实际上，将两种研究截然区分或对立，并不属于那个时代的科学。利玛窦认为宗教讯息和欧洲科学密不可分，统称为“天学”。在这个整体性的天学内，科学和神学相互支持，二者均以理性的面貌出现，因为都源自同一的真理之神——天主。对耶稣会士或基督徒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有些学者却试图把它们截然分开：他们对欧洲的科学技术很感兴趣，但对上帝的“迷信”之说无动于衷，甚至干脆反对。
西学和天学的概念不同。艾儒略在1623年出版的《西学凡》主要介绍了欧洲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包括六门基本学科：修辞学（文科）、哲学（逻辑学、物理学、数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医学、社会法、教会法、神学。后来《西学凡》又被李之藻编入《天学初函》，就说明天学的概念要大于西学的概念。
在16、17世纪的欧洲教育系统中，“俗学”和“圣学”，既不严格区分，也不相互对立，而是彼此补充、相互协调一致的。天文学属于数学范畴；数学属于理科；理科属于哲学；而哲学又为神学做准备，神学则属于学术最高范畴。伽利略在《试金者》中说：“谁不研究书写宇宙的语言和文字，就读不懂宇宙。因为宇宙是以数学语言写成的。” 由此阐明了天文学和数学与神学密切相关，而并非水火不相容。
《徐利谈道图》
不论中外学界对利玛窦其人其学的价值判断分歧有多大，都必须承认由历史所昭示的这些事实：欧洲文化的理性价值与中国文化的道德传统都有相互提升；天文、地理、几何等当时西方最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科技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今日文化建设中，应深入系统地探究徐利二位圣贤的友谊，及他们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道德精神动力之所在，并积极寻找他们不断净化提升理性的秘诀，努力效法他们深切关注人类公益，以促进中国社会的，乃至普世人类的和谐构建。
（作者系意大利利玛窦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