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先生是革命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化人，对文化倾注了满腔热情。在工作之余，收藏就成为他的业余爱好，为此不惜付出他的所有稿费乃至工资。

　　夏衍先生晚年在考虑其收藏的归宿时首先想到了上海和浙江。夏衍先生出生于杭州，曾经长期在上海生活与工作，因此对家乡、对上海充满了感情。夏衍先生曾说：“我出生在杭州，成长在上海，青壮年时代都在上海，上海是我第二故乡。”

　　1989年4月夏衍先生写信给上海市文管会顾问方行先生，表示有心要将自己多年来珍藏的一批文化珍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方行与夏衍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一起在上海文化战线上进行革命工作，因此他们的友情非常坚固。1955年夏衍先生离沪去北京工作，尽管后来又都经历了“文革”大难，但只要环境松动他们之间的探视与通信立即恢复如往。几经通信联系，方行先生于1989年9月与1992年2月两次从北京夏衍先生家中把他捐赠的珍贵文物带回上海博物馆，这些文物有纳兰性德手札和邮品233件，邮品中包括清代红印花邮票35件（146枚）、清代大龙邮票14套42件（51枚）、清代小龙邮票17套51件（135枚）、日本邮票小全张8件（32枚）。

夏衍写给方行的信

　　纳兰性德是清初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的长子，康熙15年进士，以词闻名，他的词以“真”取胜：写景逼真传神，词风“清丽婉约，哀感顽艳，格高韵远，独具特色”。著有《通志堂集》、《侧帽集》、《饮水词》等。纳兰性德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685年7月1日）因病去世，年仅三十岁。很多人为之痛悼，王国维称赞他：“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墨迹却绝少传世，所以此手卷珍贵非同一般。

纳兰性德手卷

　　夏衍先生捐赠的珍邮是积数十年心血搜集而来，他在移交时再三叮嘱要保管好，不要让它们散失，希望能完整地传给后人。其中很多邮票过去都是在上海印制的，足见这位文坛老前辈对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的怀念和热爱。

　　大龙邮票是中国第一套邮票，先后分三期印刷、发行。第一期于1878至1882年间印制发行，称为“薄纸大龙”；第二期于1882年印制发行，称为“阔边大龙”，因印量小传世旧票已属珍稀。第三期印制发行于1883年至1885年，称为“厚纸大龙”。此次捐赠的“薄纸大龙”有新票2套、旧票4套，“阔边大龙”有旧票3套，“厚纸大龙”有新票2套、旧票2套，“薄纸大龙”还有四方连新票1套，非常罕见。

大龙邮票

　　小龙邮票是中国的第二套邮票，是中国第一套有水印的邮票。小龙邮票先后分两期印刷、发行，第一期印制于1885年至1888年，称为“小龙毛齿”。第二期印制于1888年至1894年，称“小龙光齿”。此次捐赠的“小龙毛齿”新票2套、旧票3套，“小龙光齿”新票5套、旧票3套，“小龙毛齿”还有四方连新票1套，“小龙光齿”还有二十方连新票1套，品相完好，极为难得。

小龙邮票

　　大龙、小龙邮票均属清代海关邮政邮票，由设在上海的海关总署造册处印制。1896年清政府开办了国家邮政，并改用银元为面值币制。当年因正式邮票赶印不及，就在小龙邮票上加盖黑字暂作洋银面值来充当国家邮政邮票使用。此次捐赠的“小龙加盖小字”和“小龙加盖大字”各有1套四方连新票。小龙加盖大字邮票，当时加盖数量不多，目前国内流存极少。

　　红印花票全称“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属于清代国家邮政邮票。清政府自从1896年正式开办邮政以后，急需高面值邮票，现有邮票不敷使用，就把上海海关委托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00万枚红色收费凭证中的65万多枚加盖改作邮票。红印花邮票流传甚少，加盖面值5种，因加盖字体大小不同，又可分为大字、小字共8种。此次捐赠的红印花邮票中，除了缺“小字1元”外，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当时均属国内第一，尤其是连票多。1983年中华全国邮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夏衍先生收藏的红印花邮票与马任全、张包子俊两位集邮家的珍邮一起成为荣誉级展品，并获得全国邮展颁发的荣誉奖牌。

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

　　2009年，夏衍先生的长女沈宁女士又将父亲留下的7539件邮品捐赠上海博物馆，这一批邮品内容涉及许多国家和地区，其中尤以中国、苏联、匈牙利、日本、德国的邮品居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衍先生广泛的文化交往。

　　从这两次捐赠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珍贵的文物，还有两代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曾经伴随夏衍先生度过坎坷人生的藏品，丰富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还有给更多的观众得到欣赏的机会。

　　夏衍先生在1989年10月，向浙江省博物馆捐赠了一批艺术价值不菲且作品又成系列的书画珍品。这批藏品共计94件,包括扬州画派34件、齐白石精品25件（其中齐白石早年的作品非常珍贵）、明清蓝瑛、王翚等作品14件以及吴昌硕、黄宾虹、张大千、郭沫若、沈钧儒、沈尹默、田汉等近现代名家书画21件。

　　在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夏衍先生当年凝视和品鉴这些藏品时的目光和心情，看到了他早已不把文物视为个人玩物而视之为历史见证的收藏观，看到了他坚定和美好的生活信念，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具有文化底蕴和革命精神的收藏家所应有的境界。这些对于今天的人们都是有学习和借鉴意义的。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