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参加纪念夏老的活动，我深感荣幸，在此我谨以新民报人中的一员，向夏老表示敬意。在《新民晚报》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都是夏老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新民晚报》能够保存到今天，发展到今天，夏老功不可没。

　　我举几个例子：上海《新民报·晚刊》于1946年5月1日创刊。事实上，抗战胜利以后，《新民晚报》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拓展到五社八版：北平、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其中南京、成都、重庆既出日刊，又出晚刊，所以在当时是处于鼎盛时期。如今，硕果仅存的就是上海的《新民晚报》。这是因为建国以后，夏老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他关心《新民晚报》，上海的《新民晚报》才保存了下来。在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刊的第二天，夏老就在它的副刊“夜光杯”上写了一篇《捧新民报》，他在文中说道，自1941年入川之后，他就成为《新民报》经常性的读者和作者，他觉得读《新民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1948年，《新民报》的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来到香港，当时他们以为建国以后国内可能不允许有私人或民办报纸存在，因此他们携带资金，准备在香港办《新民报》。当时夏老在香港工委担任负责人，当他们向夏老请教这一问题时，夏老胸有成竹地说，在重庆时期周恩来同志曾在一次座谈会上和他谈论到这个问题，周恩来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允许有私人报纸、民间报纸存在，因此后来陈铭德、邓季惺还是回到上海继续办《新民报》。

夏衍在《新民报•晚刊》的副刊“夜光杯”上写的《捧新民报》

　　新中国成立以后，夏老不仅支持《新民报》继续办下去，而且他应赵超构社长之约，在《新民报》上开了一个专栏，叫“灯下闲话”。这个专栏也得到陈毅市长的支持，当时夏老请示陈毅市长，陈毅市长说：“我支持你写，可以写的自由一点，不要把党八股带进民间报纸，口径和党报不一样也不要紧。”当时他写了100多篇，一直写到1950年四、五月间。后来夏老虽到了北京，但与《新民报》还是有很多联系，直到“文革”，《新民晚报》被迫停刊。“文革”以后，《北京晚报》、《羊城晚报》都相继复刊，唯有上海《新民晚报》没有复刊。《新民晚报》的老报人，例如唐大郎先生写信给夏老。当时夏老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他就把这封信转给耀邦同志，此时耀邦同志是中宣部长，他圈阅后表示已知晓。后来新民报人又写了一封信，又请夏老转，还是转给耀邦同志，当时耀邦同志已担任总书记一职，耀邦同志就把这封信批转给上海市委领导。之后陈沂到上海担任副书记、宣传部长，耀邦同志就和他谈了两件事，一是《新民晚报》复刊，二是恢复大世界，陈沂在当时的《新民晚报》复刊筹备会上讲述了这个过程。所以说，《新民晚报》能够复刊，也是由于夏老的支持。

　　1988年，我有幸代表报社去北京拜访文化界名人，临行之前报社领导嘱咐我到北京一定要想办法看望夏老。我原本以为这很方便，因为夏老和《新民晚报》关系如此密切，见一面应该没什么问题。没想到夏老因为年事已高，身体也不是太好，一般不大见客，所以一开始也并不顺利。当时陈铭德、邓季惺先生还健在，他们和夏老是老朋友，还有一位驻京记者高汾老师，她在抗战时也是一位名记者，她和夏老关系也很熟。他们三人和夏老一说，夏老就同意见我了，约定11月1日下午3点到夏老的寓所。当时我很后悔没有带《懒寻旧梦录》，如果带去了就可以请他签名，后来我提早去王府井书店，结果没有买到，只能带着遗憾去了。

新民晚报时任总编丁法章、老总编束纫秋到北京拜访夏老，左二为邓季惺

　　我记得当时大六部口夏老四合院的那扇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看到有两位女同志在聊天，一位可能是沈宁老师，还有一位就是夏老的秘书林缦。林缦同志出来迎接我，和我说交谈时间不要超过20分钟。随后，我就来到了夏老的卧室兼书房，见到了夏老。我们的谈话主要还是围绕《新民晚报》。夏老看《新民晚报》非常仔细，他比较喜欢体育，说当时奥运会的名单没有登全。他还比较关心赵超构先生写的《未晚谈》，《未晚谈》的序是夏老写的，他说：“超构同志现在写的少了，对你们报纸是有影响的。”他还看到有关机构就报纸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做了评比，《人民日报》是第一名，《新民晚报》是第二名，说：“这还不错。”此外，夏老谈到了副刊“夜光杯”，这是他比较关心的。他认为“夜光杯”可以编得更好一些，就举了柯灵先生《汉城日记》的例子。当时我们有一个“十日谈”专栏，每天刊登《汉城日记》，夏老说：“每天刊登的内容不同，每天的题目就应该不一样，把《汉城日记》作为副题，这样读者看起来才有新鲜感。”他还谈到很多报纸的细节，说：“超构同志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很好，你们可能没有全文刊登”，连这一点他都注意到了，我就回答说我们做了节选。就这样，我们围绕《新民晚报》谈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此时林缦同志进来示意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我就只能告辞。告辞的时候，我代表家人向夏老表示感谢，我说：“我祖父平反昭雪的时候您送了花圈，要向您表示感谢。”他问：“你祖父是……”我说：“严独鹤。”他“哦”了一声，说：“独鹤先生是最早办报的，是真正的新闻界前辈。”他还讲了我祖父在抗战的时候不顾敌伪的威胁，坚持民族气节。他还谈到了张恨水和周瘦鹃先生，最后他让我回去以后向赵超构社长、束纫秋总编代问好。

　　我回到上海以后，夏老还是一直很关心《新民报》。1992年是《新民晚报》复刊10周年，1991年底我给他的秘书林缦写了一封信，想请夏老题词或者写几句话。过了没几天，他就寄来题词：

　　　　更上一层楼

　　　　祝贺《新民晚报》复刊十周年！

　　　　　　　　　　　　　夏衍  

　　　　　　　　　　1991年12月24日

　　《新民晚报》有一个传统，每年的元旦前后或春节前，报社都要举行会餐。1991年底的会餐会上，正好赵超构先生来，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新民晚报的聚会，他于1992年2月去世。那天我坐在赵老旁边，向他汇报了夏老为《新民晚报》复刊十周年题词的事。赵老听了也很高兴，说：“你们要把题词的手迹制成版，在元旦当天刊登出来。”元旦当天，夏老的手迹刊登了出来，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百尺竿头需进步》。

夏衍为《新民晚报》复刊十周年题词

　　夏老为什么关心、喜欢《新民报》？这并不完全是他简单的个人好恶，而是因为《新民报》和他的价值观念和新闻理想是一致的，就是为老百姓说话，就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夏老最初评价《新民报》时说，他之所以喜欢读《新民报》，并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是因为它没有长篇大论，尽可能节约公式新闻，而把中心集中在社会新闻与副刊，这在大后方可以说是接触到人民生活的报纸。后来我们办副刊，也一直学习夏老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有人曾向他讨教如何办好报纸副刊，夏老在答问中反复强调：“报纸的编辑要密切关心群众，要了解广大读者的要求和愿望，体贴他们的心情，诚心诚意地为读者服务。”他认为一个编者能够诚心诚意为读者着想，编出来的东西读者就欢迎，不了解读者的要求和愿望，就只能把自己准备的东西硬塞给读者。他之所以喜欢《新民报》，支持《新民报》，就是因为《新民报》是一张为老百姓说话的报纸。

（作者系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著名报人严独鹤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