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各位专家学者一起探讨夏衍先生，尤其是从他身上引发出左翼与非左翼文化相遇的思考。中华书局出版这套《夏衍自述文字系列》，我觉得非常好，尤其在当今这个微信、微博空前繁荣的时代，信息来源缺乏审核把关，以讹传讹，导致诸多史实和真相被颠倒或歪曲，因此静下心来看看前辈的这些书非常有意思。

　　我今天谈的话题是“左翼与非左翼——关于夏衍和张爱玲”，从哪个角度慢慢开始想起来呢？大约在1994年，我和柯灵先生通信，因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张爱玲，问及他和张爱玲以及夏衍先生与张爱玲的交往，柯灵先生很热情地回了信并告知，他在《遥寄张爱玲》中已经写得很详细，可惜没有什么新的史料可提供。那时候年轻，完全没有意识到夏衍先生、柯灵先生和张爱玲的文化身份相当不同，后来才发现他们尤其是夏衍先生和张爱玲相遇的文化有趣性。当时，可能是感受到文化空气的不同，诸如胡适、苏雪林、梁实秋等不少非左翼文人都相继离开了大陆，非左翼的张爱玲却还没离开，而左翼的夏衍给予了她不少关照。1950年7月24日至29日，上海召开第一次“上海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500多人参会，张爱玲在夏衍先生的关照下，持代表证应邀出席，是“文学界代表第四小组”成员之一。对于这段历史，柯灵先生文中提到：“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1949年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的第一号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

　　文代会期间张爱玲一直坐在会场最后排，身着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夏衍为文代会总主席，梅兰芳、冯雪峰为副主席，周信芳（麒麟童）为执行副主席，陈白尘为秘书长。

　　现在无法知道当时夏衍先生在想什么，因为当时张爱玲的身份非常复杂，甚至受到很多非议，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是汉奸，抗战结束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有很多小报也开始攻击张爱玲是“汉奸”。她参加第一次上海文代会是以“梁京”的笔名来参加，不能用“张爱玲”这个身份参加，可见当时夏衍先生对文化的一种开放、厚爱和包容，以及他对左翼文化和非左翼文化发展的推动。

　　由于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因马克思主义从日本进入中国而产生的左翼文化，最初为多灾多难的现代中国提供的精神前景无疑是有其先进性的，时代的危机选择了这种文化，革命和理想的精神信仰催生了一批有才华和追求的作家、诗人、理论家、电影人和报刊人，夏衍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很可惜这种文化随着中国当代历史进入“文革”等非正常时代，它本可以从政治哲学转向艺术哲学的良性发展被打断、扭曲了，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亚洲也一度进入低潮，政治性对艺术性的巨大破坏和伤害，使得有段时期“共产主义”的左翼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补充变成了伤害，今天，思考左翼的夏衍和非左翼的张爱玲之碰撞就颇具历史意味。

　　从对待张爱玲的态度上，看得出夏衍先生当时在探索左翼文化从政治哲学向艺术哲学转换的过程中，能吸纳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这其中有两个背景：一方面，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因为租界的特殊制度和环境，非常有利于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是多元文化的并存，并存中发现左翼文学的这批作家对上海租界和城市文化的表现力尚不成熟，左翼文学用社会意义来表现上海租界文明的可憎恶元素，反而不如现代派一批作家更能切入上海租界文明。从才华上来讲，张爱玲对上海和都市文明的现代性有着更为深刻的观察和表现。

夏衍与张爱玲

　　夏衍先生看到张爱玲身上的才华，同时由于夏衍先生又做电影创作，有着比较丰富的电影工作经验，当时张爱玲在写小说之外，从事影评和电影剧本创作也是用力所在，电影对她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我们知道，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是最难做的，它必须在两个小时的短暂时间里用画面语言凝聚表现很多东西。夏衍的爱才之心使得他还希望张爱玲的才华能够在中国电影事业上大显身手，我觉得夏衍先生很爱护张爱玲，并且有一种博大的文化情怀，夏衍先生的努力，某种意义上是在寻求左翼文化从政治哲学向艺术哲学转化的可能性。耐人寻味的是,几乎在先后状态下,张爱玲也通过《十八春》和《小艾》等小说的创作，尝试向左翼靠拢,集中体现在小说的“革命性”结尾部分，《小艾》甚至出现“蒋匪帮”、“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字眼，并提到“土改”，但很明显，这种试验性质并不成功，“无产阶级的文学”她的确写不来，要写得成功就是《桂花蒸 阿小悲秋》那样的张氏笔触。张爱玲还参加了当时上海郊区的土改运动，后来离开大陆她也写了有关土改的小说《秧歌》，呈现出另一种格局。作为一个卖文为生的自由主义作家，张爱玲似乎在国家政治话语的干预下，有时变得无所适从，她的作品甚至在台湾也一度被视为“有思想问题”。然而，“左翼”和“新感觉派”一样，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摩登文化，张爱玲彼时并没有非常成熟的政治概念，更多的是依凭“求变”的作家本能。如果她在夏衍先生的关照下，究竟会如何表现土改呢？这个假想非常有意思。然而随着张爱玲选择离开大陆到了香港，左翼与非左翼的文化相遇性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文化合作没有发展下去，为历史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问号。

　　柯灵谈到：“听说张爱玲去了香港，夏衍先生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任文化部副部长，柯灵先生还特意从上海书店的书库里买了张爱玲写的《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送给他。如果今天我们再回推历史，回顾左翼文学的发展，如果在关键时刻能有一些艺术性人才的进入，之后我们看到左翼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许不是目前的状况，那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相遇。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