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区永嘉路371—381号，田汉寓所；
徐汇区淮海中路1258号三层阁，聂耳旧居；
徐汇区永康路109弄雷米坊，朱庆澜故居。
之所以罗列上述三处老房子，不仅因为曾经有伟大的生命在此居住，还因为在他们居住期间，三位主人公恰好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从创作、谱曲，到命名的全过程。三处老建筑，犹如一幅历史坐标图，完整地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初的诞生路径，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歌咏奠定了永恒的基调。如今，你若从它们的房檐下经过，无论清晨与傍晚，无论冬春与夏秋，那雄浑而又熟悉的旋律，仍然随时都可能从掩映的窗棂中飘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一、每一枚音符都是不可遏制的时代强音
1935年5月24日，抗战故事片《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影片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也随首映而第一次回荡在大上海开阔的天穹下，发出不可遏制的时代强音。
《风云儿女》由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聂耳谱曲，以抗战为背景，讲述了一度贪图享乐的诗人辛白华最终因为挚友梁质夫的牺牲而投入抗战的故事。曾在晚清和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朱庆澜将军，为影片慷慨投资。作为影片的插曲之一，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的热映而唱响唱红，广为流传。
为了提示和凸显主题，影片在片头字幕间即穿插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人声合唱两遍，小号和军鼓伴奏四遍，以激昂的情绪开头，直奔电影的抗日主题，这在当时的电影中是不多见的，为的是从一开始就让观众对影片的抗日救亡主题有一个心理设定。
剧情展开，字幕即提示故事发生在1932年的上海。然而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几位外乡人，无一例外都来自已经沦陷的东三省：“国民诗人”辛白华(袁牧之饰)来自黑龙江，爱国青年梁质夫(顾梦鹤饰)来自吉林，而阿凤(王人美饰)母女俩则来自靠近长城脚下的辽宁的某个小山村，都属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有家不能归的“天涯沦落人”。影片一开始就以一种地缘归属的方式，直指在日寇铁蹄践踏下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
但是，如果电影开门见山之后仍然继续大讲抗日救国大道理，别说当局电影检查官通不过，恐怕连普通观众也接受不了这种说教。因此，田汉便设计了一段花前月下的浪漫故事来作为影片的主要剧情，以吸引受众。这便有了青年诗人辛白华一度沉迷于寡居的富有女子史夫人(谈瑛饰)，耽溺于色欲与浮华之中，而将天下安危抛于脑后的种种情节。
然而，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爱国火种并未完全泯灭，当他听到阿凤随歌舞班子在北上巡演中演唱“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被鞭挞得遍体鳞伤”时，内心深处忧民伤时的良知又被唤醒，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特别是当辛白华来到北平，得知自己的挚友梁质夫已为国捐躯、牺牲在抵御敌寇的战场上时，如遭雷击般幡然醒悟，毅然决然抛弃“小我”，斩断情丝，穿上戎装、拿起武器，投身到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中去。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即为诗人辛白华写的长诗《万里长城》中的最后一节，按照田汉原来的设想，主题曲还应更长，后因被捕而没能如愿，其原诗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为了应对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不准在影片中出现“抗日”或“日本”字样的禁令，导演绞尽脑汁予以周旋。整部电影既要宣传抗日，又不能在画面上和对白中出现“日本”二字，只好一律以“敌人”代替，好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敌人”指谁。再比如为了表现日寇侵占东三省后，正磨刀霍霍向华北进犯，祖国的命运危在旦夕，导演许幸之找来当时报纸上的《热河失守古北口血战》的大字标题，用撑满画面的特写镜头直接展示给观众，试图给一些浑浑噩噩、懵懂不醒的世人一个强刺激。他又将长城碉楼关隘的画面和马蹄疾驰的画面反复叠加在一起，让观众直视日寇铁蹄已越过东北大地、正向华北平原袭来的严峻现实，感受中华民族正面临的存亡危机。
影片的最后，以辛白华加入抗日义勇军，和阿凤高举火把，与千千万万拿起武器的劳苦民众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走上抗日战场作为结束。一首主题歌在片首片尾重复出现的创作手法，在那个时代是很少采用的。这样处理的用意，不光是为技术上的首尾呼应，更重要的是让观众在曲终幕落之后，仍能保持一种精神的延续，让余音绕梁的激昂旋律鼓舞其抗战的决心和斗志，实现影片的创作初衷。
影片荟萃了当时众多当红影星，除了袁牧之、顾梦鹤、王人美外，还有谈瑛饰史夫人、陆露明饰徐家珍、王桂林饰凤祖、高逸安饰凤母、王明霄饰女房东，周璇也在片中客串，可谓明星璀璨。
首映之后，《风云儿女》连续放映达80余场。与此同时，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将其创办的《电通半月画报》以通栏标题的形式将《义勇军进行曲》做成封面，推出《风云儿女》特辑（第2期），全文刊出田汉撰写的近两万字的《风云儿女》文学故事。
二、从作词作曲到命名
《风云儿女》的创作缘起于1934年初，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为了支援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决定拍摄一部有关抗战题材的剧本。其时的中国，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正被侵略战争的阴霾所笼罩，日寇的铁蹄直逼长城脚下，整个华北危在旦夕。不要说知识界爱国人士，就连许多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都能感受到国家、民族已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白山黑水之间，一些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志士，拿起武器奋勇抵抗，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抗日义勇军”等武装组织，以简陋的武器、不屈的意志，驰骋于长城内外，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曾任黑龙江省将军、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的朱庆澜，当时已脱离政坛，领衔组织起“辽吉黑民众后援会”，自任会长，到处为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捐资募金。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的声浪风起云涌，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朱庆澜照
本身就是电通影片公司创作负责人之一的田汉，接受公司的委托，就在他租住的永嘉路371号内，首先写出了一个文学性的剧本梗概，题名《凤凰的再生》。然而就在剧本筹拍之时，田汉在1934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文艺界许多左翼活跃人物也为避险转入地下。电通影片公司为了尽快开拍，首先请夏衍将故事梗概改写成电影脚本，其间公司导演孙师毅征得田汉的同意后，将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
田汉照
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位于荆州路405号，是中国早期私营电影企业之一，1934年夏，由司徒逸民、龚毓珂、马德建创办于上海，其前身为成立于1933年9月的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由前述三位工程师共同发明的“三友式”录音机。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以夏衍为首的地下电影五人小组在新创立的电通影片公司负责经管电影创作。
1934年11月，当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美术设计、电影置景的许幸之和担任电影摄影的吴印咸，联合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绘画、摄影作品展。夏衍看过展览后，约见许幸之，希望他和吴印咸一起从天一影片公司“跳槽”到电通影片公司，分别担任导演和摄影，接受《风云儿女》的拍摄任务。在明知田汉、华汉(即阳翰笙)已遭被捕、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是否接受《风云儿女》的拍摄，对于时年31岁的许幸之来说是个考验，各种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此前，他在1927年和1930年，已经两次蹲过国民党的大牢，饱尝囹圄之苦。
许幸之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位倾向左翼的留日归国画家，以前除了一些零星的舞台导演经验外，也从未执导过电影。但一向左倾的政治立场和电通影片公司的知遇之情，还是促使他克服了各种顾虑，慨然允诺夏衍之请。
电通影片公司曾经是一家实力很强的企业，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借助社会关系建立的左翼电影拍摄基地。其麾下有导演应云为、司徒慧敏、袁牧之、孙师毅，摄影师有吴印咸、杨霁明，美术设计师有蔡若虹、张云乔，音乐创作有聂耳、吕骥、贺绿汀，演员有袁牧之、唐槐秋、陈波儿、王莹、王人美、吴尉云、陆露明、施超等。电通影片公司在其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马路天使》、《街头巷尾》(未完成)等多部有声电影，并办有图文并茂、宣传新片的《电通半月画报》，受到广泛欢迎，据称每期发行量多达4万，即使在现在，这也是一个相当骄人的数字。然而公司因遭当局打压，得不到银行贷款而陷入经济困境，1935年岁末至1936年初被迫解散。
1935年2月，许幸之接手导演《风云儿女》拍摄时，田汉还没有写出主题曲，得知影片即将正式开拍，田汉遂在狱中写出主题曲歌词，请去探监的同志辗转带出。这首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原始手稿。聂耳得知后，主动请命，要求谱曲。早在两年前，他就随朱庆澜将军的民众后援会，到过热河抗战前线的建平县朱碌科村，慰问驻守在那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亲身感受过抗敌勇士的风采，胸中久已蓄满火热的激情。得到夏衍的允准后，聂耳非常兴奋，随即埋首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三层阁，一面对歌词进行修改，一面寻找和酝酿创作冲动，很快便进入状态，据称，“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一气呵成地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照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尚未对主题歌命名，而聂耳后来从日本寄回的歌曲总谱上，也仅对曲式作了标注：进行曲。最后，还是影片投资人朱庆澜，在聂耳所写的“进行曲”三字之前，添加上“义勇军”三字，才将歌曲最终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三、为国民大众呐喊的精神不死
1935年4月初，从情报渠道传来国民党当局要抓捕聂耳的消息，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聂耳决定先东渡日本，然后转赴欧洲或苏俄，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深造。4月15日，聂耳匆匆告别朝夕相处的战友，踏上去国流亡的征途。两个月之后，聂耳又从日本寄回最后定稿的总乐谱。
聂耳早在行前，就已写出《风云儿女》两首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的初稿。初稿完成后即灌制了唱片，以备影片后期配制之用。聂耳走后，为了使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奏效果更好，许幸之找到作曲家贺绿汀（时居徐汇区泰安路76弄4号），经他帮忙再找到侨居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尔夏洛莫夫，代为乐谱作配器。这就是影片中以小号和军鼓对主题曲进行渲染烘托的由来。
令人猝不及防的是，1935年7月17日，流亡日本的聂耳，竟然在神奈川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遇难，年仅23岁。8月4日，为纪念这位中国最杰出的电影音乐家和天才作曲家，留日学生在日本千叶县北条举行聂耳追悼会，当时也在日本的郭沫若，闻讯在报纸上发表悼念诗词，疾声痛呼：“ 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
聂耳逝世的消息7月底前后传到上海，引起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同人的一片痛挽之声，大家为失去一位音乐天才、爱国斗士而深感悲戚。田汉、冼星海、夏衍、赵丹等上百位文艺界人士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并在纪念册上签名。电通影片公司决定发起组织聂耳追悼会，出版《电通画报·聂耳逝世专刊》，免费分送参加者。
1935年8月16日上午9时30分，聂耳追悼会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人们手持花圈，胸佩白花，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戏院涌来。悼念的人流中除了电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聂耳生前好友，更多的还是普通工人，他们中有码头苦力、筑路工、打桩工、纺织女工、普通市民和报童。1700多个座位全满，戏院不得不挂出“座满请回”的告示牌。尽管如此，不少人依然在戏院外肃立不去。
明星公司董事、经理周剑云被推荐为追悼会主席。蔡楚生致悼词，著名演员施超读祭文，作曲家吕骥报告了聂耳的创作生活。刚刚出狱不久的田汉，得知聂耳罹难的消息，如雷轰顶，悲痛欲绝，一首《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他俩合作的绝响！当即写下悼诗一首。追悼会上朗诵了田汉从南京寄来的这首悼亡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沧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如与吾民诉不平！”
各电影公司与其他单位纷纷献上花圈。最引人注目的是追悼会上由原唱人员再次演唱聂耳谱写的电影插曲。胡萍、王明霄合唱《飞花歌》，小明星陈娟娟演唱《小小猫》，龚秋霞演唱《卖报歌》；《大路歌》的原唱金焰、《毕业歌》的原唱陈波儿，由于两位演员在外拍戏，无法来到现场，只能以唱片代替。合唱团的演员还唱了聂耳的其他音乐作品。一时间台上台下、院内院外都响起了令人热血沸腾的歌声。
追悼会上，周剑云首先致辞，语调沉痛：“今年是电影界最不幸的年代，损失了三位重要人物、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位是阮玲玉女士，一位是郑正秋先生，一位是聂耳先生。在这国内艰难的时期，正需要有为青年去努力，聂耳先生是不过二十开外的人，正是有希望、有作为的青年，而现在死于水，实在令人悲痛。我们今天追悼聂先生，有许多聂先生的知音参加，聂先生感人之深，由此可见。同时，我们面对当前的国难、时代使命的重大，要大家拿出力量来为民族前途打开一条出路，这才不失今天追悼这个为国民大众呐喊的著名作曲家。”
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夏衍当时已转入隐姓埋名的地下状态，回避一切社会活动。然而，他不仅是聂耳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在联华影业宣誓入党时的监誓人，而且那首《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任务也几乎是聂耳从他手里“抢”去的。对聂耳，他可谓惺惺相惜，格外珍视，不可能对悼念活动无动于衷。8月16日那天，夏衍经过乔装改扮，避开特务耳目，悄然步入追悼大会现场，冒着暴露身份的风险去和亲密的战友作最后的告别。直到现场的另一位友人、影评家王尘无告知人群中出现工部局密探后，他才不动声色地迅速离场。1955年夏衍在《人民日报》撰文纪念聂耳时，回溯了这段让他铭心刻骨的往事。
聂耳（左）与他的入党介绍人田汉1933年摄于上海
不是所有的往事，都能让人刻骨铭心；坐落在徐汇版图中的这三处老房子，却让一个民族为之动容。
（作者系《档案春秋》杂志原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