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徐汇区天平街道邀请几位同仁来讲一讲街道辖境内的马路掌故，分配给我的是岳阳路、复兴中路和建国西路这三条马路，得此契机，遂整理成此文。我觉得爱国家、爱民族，要从热爱自己，热爱自己生活的街道、社区，以及自己所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开始。很久以来大家都在谈论和自己无关的历史，我们应该多谈谈身边的历史，这样可以更真实地理解历史，更好地走向未来。

　　一、法租界和导向徐家汇的“越界筑路”

　　天平街道的岳阳路、复兴中路和建国西路这三条马路，和杨浦、虹口、黄浦、长宁等老城区相比，虽然不大，也不热闹，但历史在这里留下的痕迹一样深刻，值得谈论，甚至更加能够说明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因为是“谈往”，我们就专门来谈谈岳阳路的过去，或许还可以给今天一些启发。这三条马路都是当年法租界“越界筑路”开辟的，以前是上海县法华乡的农田，是法租界公董局规划向西发展才开始建造的，因此，我们应该从租界历史讲起。

　　法租界（La Concession Francaie de Shanghai），天津、汉口、广州均有开辟，但都不及上海。上海法租界是法国在远东地区除了越南（殖民地）之外，法国侨民最多的城市，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过河内。上海法租界被称为“东方的巴黎”（La Paris Oriental），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受公共租界和华界的限制，上海法租界在夹缝中发展，呈东西走向。贯穿境内的大马路有两条，即公馆马路（金陵东路，1843—1900，法国南方和河内式样的骑楼）和霞飞路（淮海路，1900—1941，巴黎香舍丽榭式样）。境内设中央、老北门、小东门、霞飞路、福煦路、贝当路六处巡捕房，岳阳路地段属贝当路地界。

　　法租界按照中法《黄埔条约》（1842）议定，于1843年开辟，主持人为首任领事敏体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ontigny,1805—1868）。敏体尼于1843来上海，但没有办法开辟租界，因为只有一个法国钟表商雷米和他的洋行愿意来上海。1847年他回到上海任职，1849年和知县麟桂议定开辟法租界。不幸1851年发生小刀会起义，后又战乱十年，市面到1880年代才稍有起色，还远远不及公共租界。法租界作为外侨、华人的居住区，经过1900、1914年两次扩张发展起来，到1930年代成为“上海唯一规划得最好的社区”，以宜居著称。

　　越界筑路，就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讲的“且介”（半租界），即法律上尚不属于租界，但工部局、公董局已经开筑马路，开发商业、居住、税务、警务等活动，纳入租界管理。这样的“越界筑路”对市政发展很重要，如极司菲尔路（万航渡路，Jessfield Road，1864）、江湾路（1903）、北四川路（1906）、静安寺路（1921）、愚园路、徐家汇路。租界发展的规律，往往是先“越界筑路”，后扩充租界，纳入体系。岳阳路、复兴中路、建国西路都是法租界“越界筑路”的产物。

　　越界筑路虽然越权进入了华界，超过了《上海租地章程》，但也是上海近代市政发展的合理产物，带动了华界的繁荣。工部局、公董局只收沿马路商户的税收，整个区块则留给华界政府，虹口、闸北就是靠“越界筑路”兴起的。

　　二、科学文化事业重镇

　　岳阳路位于徐汇区东北部，北面是桃江路，南面是肇嘉浜路，中间与东平路、永嘉路、建国西路相交，全长共954米，宽15—16米。岳阳路初为乡间泥土路，后来加铺为石子路面，1940年代又改为煤屑路面，后又改建为全沥青路面，1982年整修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岳阳路是在1912年法租界公董局越界筑路开辟的，原名祁齐路。祁齐是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意大利人，在上海从事丝绸贸易，曾担任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1943年，汪伪政府改名为“岳阳路”，路名来源于湖南省的岳阳县。

　　岳阳路两侧以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为主，在1940年代已经成型，农田空地已经不多了。新式里弄有茂龄村（今79弄）、建业里（正面在建国西路，但从岳阳路弄堂进出，今全部翻造成特色酒店）。抗战胜利后，法租界西部的好房子为一些重要机构、要员使用，所以维护情况较好，整个道路及社区的风貌保存完整，没有呈现出别的区段的衰败迹象；虽然有的房子内部已经失修，但外观维护还可以。

　　在上海老城区中，徐汇区以文化、教育、科技发达著称。除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医学院、徐汇中学、南洋公学、南模中学等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教机关都设立在这里。1949年到1990年代，单单是短短的岳阳路，延续和新设的重要机构有：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科学院、中科院上海生物研究所、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市老干部局、上海市老年大学、建襄小学、岳阳医院、教育会堂等。

　　岳阳路197号上海中国画院，隶属于上海市文广局，1960年建立，首任院长是丰子恺，原址在汾阳路150号。1969年，上海中国画院与上海油画雕塑院合并，更名为“上海画院”；1974年，搬迁到岳阳路今址；1980年，恢复旧名称“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程十发、唐云，名誉院长王个簃。1980年代，画院老一辈健在的艺术家有刘海粟、林风眠、谢稚柳、朱屺瞻、陆俨少、沈尹默、叶露渊、谢之光，吴湖帆、贺天健、钱瘦铁、来楚生、张大庄、陈巨来等也是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家。这些“海上画派”在书、画、篆刻方面，创造了中国艺术的高峰，他们制造出来的文化GDP，在艺术市场和博物馆里的价值不知凡几。

上海中国画院成立纪念集体照（1960）

岳阳路197号上海中国画院

　　岳阳路1号教育会堂，成立于1990年。这里原来是一幢花园别墅，主人据说是位著名洋行大班。1990年代以前归徐汇区少年科技站使用。据说，1970年代林彪、林立果父子在前宋子文旧居（岳阳路145号）、后老干部大学居住的时候，曾在此密谋反动的571工程纪要。

　　岳阳路168号上海京剧院，原为周信芳故居。后来上海京剧院迁到了天钥桥路1198号新大楼，旧址设立“周信芳艺术研究会”。上海京剧曾以“南派”、“海派”著称，其实“海派京剧”是把清朝北京宫廷改造过的南方京昆剧种，重新改造为现代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现代京剧。岳阳路“上海京剧院”是上海传承现代京剧的重要机构，但它的表演剧场并不在这里，福州路天蟾舞台、天钥桥路新建的京剧中心，是其重要的演出场所。上海京剧院在岳阳路旧址开设的“南伶酒家”，传承海派菜式，在上海文艺界非常有名。

　　岳阳路255号建襄小学，建校于1958年，当时校舍简易，民办教师居多，生源不够好。幸有校长吴佩芳勤奋办学，学生努力，家长热心，建襄小学的教学质量很快赶上了名校，被誉为“鸡毛飞上天”，吴佩芳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9年建襄小学并入了永嘉路二小，移到永嘉路420号，但校名仍然用建襄小学。

　　另外，岳阳路44号为上海市文广局老干部活动中心；48号为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三、科学中心

　　上海曾经是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发源地，1930年代在亚洲首屈一指，日本东京也比不上。故此，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把上海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基地。蔡元培负责的教育部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用了退还庚子赔款的钱，建立起中华民国的教育事业，除了北大、清华之外，还创办“中央研究院”。因为北方新式事业不振，中央研究院主要设立在南方。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以北京为中心建立，但“上海分院”仍然是最重要的机构。岳阳路、肇嘉浜路一带，是上海科学界的“大本营”，除了复旦、交大之外，这里集中了最多的院士、科学家。至今，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有13个研究机构：生命科学研究院、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技术物理研究所、硅酸盐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天文台、药物研究所、巴斯德研究所、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城市环境研究所、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岳阳路320号（马路西面），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原为“中央研究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筹建的“医学研究所”。1958年，中国科学院纳入建制，改称为“生理生化研究所”，方向为分子遗传学和基因工程学。生化所最为著名的成果就是王应睐、曹天钦（谢希德丈夫）、邹承鲁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3）。英国科学家桑格在1958年因为合成胰岛素理论，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上海科学界认为，生化所的这项成果本来是可以赢得诺贝尔生物奖（或化学奖）的，可惜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可能性就没有了。

　　上海是近代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中心，据1935年《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统计，上海当年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增加到25个，超过北京的17个，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教育中心”。上海是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乃至亚洲的文教、科技中心。1928年在南京建立的中央研究院，筹建负责人有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由蔡元培任院长，准备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国文学、考古学、心理学、教育、社会科学、动物、植物共14个研究所。1928年首批建立了10个研究所，其中物理、化学、工程、地质、社会科学研究所都设立在上海；天文、气象研究所、自然博物馆（后分成动物、植物研究所）设在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设在广州；心理研究所设在北京。

　　中科院生化所的大楼是一幢老大楼，1929年12月由日本政府文部省投资建造，占地55亩。这幢大楼为日本现代式建筑风格，使用日本“庚子赔款”资金。建造的目的是日本政府在上海开设“自然科学研究所”。来这里建造日本研究机构，是由于上海有庞大的高教、科研体系，信息发达，和欧美交往密切。日本国家级的科研机构不在东京、大阪、台北、汉城建造，而是在上海，这种情况非常特别，表明上海的科研、文教水准超过了日本本土和殖民地城市。建筑由日本著名建筑师内田祥三设计，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工学院大楼几乎一模一样，是当年上海西区的标志性建筑。1945年，二战胜利后，由中央研究院出面接收了日本“自然科学研究所”。1949年，改制为“生理生化研究所”，归入中国科学院。

　　岳阳路319号（马路东面），在320号中科院上海分院对面，原为“法国领事馆官邸”，现为中科院上海分院使用，花园部分靠肇嘉浜路的地方建造了研究生院大楼。法国领事馆最早建在法租界大马路（公馆马路、金陵东路）2号。现在的法国总领事官邸设在淮海中路1431号，1949年之前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官邸就在这里。现在，上海分院的外事接待在这幢别墅进行，撒切尔夫人等曾经来访。

　　岳阳路45号岳阳医院，前身为1958年开设的上海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中医门诊。医院创建于1976年，当时岳阳医院集中了一大批江南的中医名家，特别是继承了上海老一代石筱山、石幼山等名医们的绝技，尤以伤科著名，发展成中西医结合的国际著名特色医院。1980年代，市政府将青海路44号开设为岳阳医院门诊部。1995年，市政府又在虹口区曲阳新村甘河路110号开设岳阳医院总院，不久就建造成为三甲医院。岳阳医院在岳阳路起步发展，在虹口发展成长，其早期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四、东方巴黎：普希金广场

　　岳阳路北端的东侧，与汾阳路（北）、桃江路（西）合围成一个三角花园，中心地带竖立普希金像，这里被称为“普希金广场”。很多人走到这里，都认为这是上海最法国化的一个小广场，可以作为“东方巴黎”风情的最佳代表。徐汇区原法租界区域有许多类似的小广场，例如淮海中路、乌鲁木齐路、复兴中路“聂耳广场”，武康路、兴国路、湖南路、天平路、余庆路等三路、四路交叉形成的中心小广场，都具有浓郁的欧洲郊外小镇氛围。这种氛围至今保存，小型商业和绿化点缀，人口密度适中，适宜居民散步、穿行和休闲，为中外居民喜欢。在上海市政已经发展到虹桥、莘庄等远郊地区的今天，这种宜居型的社区还保存在市中心，相当不容易。

　　普希金广场述说着一段俄罗斯侨民在沪的历史，这里不仅仅留存着一些异域的浪漫艺术，也更是一种沉重的历史积淀。据统计，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共有250万人流亡海外，史称“白俄难民”。1929年统计的“白俄难民”约为95万人，除了法国、德国、波兰之外，中国接收的难民人数列为第四，有8.8万人。旅华俄罗斯难民主要集中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汉口，其中上海最多，常年达到12000到8000人左右。曾经居住上海，又迁徙到国外大城市如旧金山、悉尼、温哥华的俄侨则不下3万。中华民国和苏联建交之后，上海设立苏联总领事馆，一批难民归顺新政府，登记为“赤俄”。白俄和赤俄有“赤白之争”，双方政见不同，势不两立。1927年11月7日，苏联总领事在外滩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白俄在沪西用葬礼仪式（戴黑纱、做棺材、下半旗）表示反对。

　　为了联合赤、白双方，弥合分歧，俄罗斯侨民团体出面活动。他们的一项工作就是组织“普希金委员会”，于1937年2月俄罗斯文学家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建造一座普希金像，作为赤、白两界俄罗斯人共同尊重的“文化象征”，让文化认同超越政治认同。这一举动得到华人、法侨、英侨、美侨的共同支持，纪念活动分别在法国总会、兰心剧院、俄侨俱乐部、新乐路圣母堂、法国公学礼堂、大光明剧院举行，在上海影响非常大。法租界专门拨出毕勋路、祁齐路三角花园，供建立铜像用。2月11日，普希金铜像在岳阳路落成并举行典礼，普希金纪念活动组委会梅茨勒，东正教约翰主教、拉曼斯基教授发言，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将军发来贺电。普希金铜像纪念文字用俄文、法文、中文书写，中文为：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1837—1937。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法租界，普希金铜像成为上海各界怀念旧日美好生活的场所。日军发现后，竟然在1944年11月的一个夜晚将铜像拆去充作废铜去熔铸军火。1947年12月29日的《大公报》对此作出了披露和谴责。

　　“二战”结束后，旅沪俄罗斯侨民建立“普希金铜像重建委员会”，很快筹到经费，商议于1947年2月普希金逝世110周年之际重建。新普希金铜像由苏联雕刻家多莫加兹基创作，12月28日在岳阳路原址兴建。苏联总领事哈林，中国各界代表宋庆龄、吴国桢、许广平等参加落成典礼。这一次的碑文用中、俄、英三种文字书写：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先生逝世百年纪念碑，1937年2月10日立，1947年重建。这次重建，上海的中文报纸做了广泛报道，上海主流文学界给予极高评价，可见上海人已经把普希金铜像作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1966年，普希金铜像被毁。1987年8月，普希金逝世150周年之际，上海市政府又一次重建了普希金铜像。这次的雕像由上海雕塑家齐子春、高云龙创作，碑文是：俄国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普希金纪念碑，1799—1837。此外，碑基上还记载了初建、再建和重建的日期。据《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16日报道，这次重建由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出资5万元，其余经费由上海市园林局提供。纪念活动没有重大仪式，报道也很克制，这种气氛正好表现了上海市民对于自己城市文化历史默默的思考和敬意。

1987年重建的普希金铜像

　　五、民国名人故居

　　岳阳路居住社区以花园洋房为主，公寓式大楼不多。上海老市区一般居住的方式XX里、XX弄、XX坊、XX村，在岳阳路上只有很少几处，这也是后来很多文教、政府机构在本区域占用较多房产的原因。花园洋房经过汪伪政权、国民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三次更迭，不断变换业主，但三代新主人都把这里的豪宅作为重大遗产来继承。

　　岳阳路上真正属于城市平民、中产阶级居住的只有建业里（正门在建国西路，另外介绍）、79弄新村。岳阳路79弄，原名“茂龄村”，属新式里弄建筑，占地1953.43平方米，建造于1941年，砖木结构，三层双开间楼房，列为三排，共30多幢房子，建筑面积9184平方米，1980年代有居民266户、900多人。（数据来自《徐汇区地名志》1989年版）总的来说，岳阳路79弄的房龄较新，人均居住面积大（10平方米），状态较好。

　　岳阳路145号，是宋子文旧居，现为上海市老干部大学。上海现在保存着三处宋子文旧居，岳阳路之外，还有东平路11号、永嘉路501号，宋子文最喜欢住在岳阳路的大花园楼房里。1927年，宋子文在祁齐路自建公馆，作为自己在上海的主要住宅，其时他已经在南京中央政府出任财政部长，需要在上海有一处僻静的地点。这幢花园洋房是法国式的，三层坡顶，错落有致，非常漂亮。宋子文于1928—1947年在此居住，直到辞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外放到广东担任省主席，后离开大陆。1949年后为公安部门使用。1956年，岳阳路145号被列为上海市委招待所之一，因为地处僻静，又靠近市委、市政府在西区的住宅，为老干部喜爱。“文革”以后，此地改为老干部活动地点，归属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并正式列为“老干部大学”建制。据说，林彪、林立果、江青也曾在此居住。这座花园别墅有30亩的大草坪，正合适散步、休憩、思考和讨论，确实是一幢值得纪念的建筑。

岳阳路145号宋子文旧居

　　岳阳路195弄的几座洋房里，住的都是军事要员。3号，曾经是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副秘书长朱宗道的旧居；5号，是汪伪“忠义救国军”淞沪总指挥阮清源的旧居；7号，是国民党军队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上官云相的旧居。这里每天汽车出入，戒备森严，也是上海比较少见的情况。

　　另有岳阳路113号，为旧上海桐油大王沈瑞洲的故居，建于1930年，英国乡村式花园别墅，现为上海电信公司某机构使用。

参考资料：

徐汇区政府：《上海市徐汇区地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徐汇区政府：《上海市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

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

网络资源，十分感谢，恕不一一。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宗教学系主任、利徐学社主任，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