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轰动中外，牵动朝野。此案的主要人物除了人们熟知的章太炎、邹容之外，还有吴稚晖、章士钊、陈范等。其中，能逃而不逃、英勇就逮的章太炎、主动投案的邹容早已定格为英勇无畏的革命志士，而同案中的其他几位似乎远不及二人的光彩，要么是黯淡无光的小人物如陈范，要么是临阵脱逃者甚至叛徒如吴稚晖。但是，如果对这些涉案人物在苏报案发生前后的真实表现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他们已经被脸谱化。在猝然面临生死考验之时，因个性气质、对危险的警惕程度以及所处具体情境的差异，他们的表现同人们耳熟能详的革命志士不完全一致，在此案中的结局也各不相同。
因“假孙中山”卷入苏报案的陈范
陈范是《苏报》的馆主，也是引发苏报案的一个关键人物。但是同章太炎、邹容等人不同，他是阴错阳差被卷入苏报案的。
陈范（1860—1913），祖籍湖南，出生在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他原是江西铅山县的知县，后因教案落职，于1897—1898年之际来上海谋生。适逢上海的一份小报《苏报》欲出售，陈范就买下了这家报馆。但是陈范接办《苏报》后，报纸一直未能打开销路，营业状况不好。而恰在此时，他遇到一场风潮、两个人物，并由此卷入苏报案。
《苏报》
所谓的“一场风潮”是指南洋公学罢学风潮。
1902年10月间，上海南洋公学学生不满校方压制学生，发生罢学风潮，其后，蔡元培等人主持的中国教育会决定设立爱国学社，接纳这些罢学学生。这时的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集中了一批激进人士，除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等人以外，还有吴稚晖、邹容、张继等。他们定期在张园集会演说，更希望能有一处“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陈范也是中国教育会成员之一，此时正苦于《苏报》稿源匮乏，于是与爱国学社订约，每日由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报馆每月资助学社一百元作为报酬。为了扩大销路，《苏报》增辟“学界风潮”专栏，报道各地学潮，以引起读者注意。
“两个人物”分别是章士钊和“假孙中山”。
《苏报》的学界风潮栏目开辟后，虽然对官场腐败、社会黑暗有相当激烈的批判，但还没有明确的革命言论。《苏报》公开发表革命言论，始于1903年6月聘请章士钊为主笔。陈范因何聘请章士钊为《苏报》主笔？据吴稚晖说是陈范看中章士钊才华，有意将女儿陈撷芬许配给他。不管此事有无，可以肯定的是陈范打算靠章士钊的才华使报纸有所起色，初衷并非是要宣传革命。而且事实上此时陈范对章士钊的革命志向也并不了解。章士钊任主笔后，《苏报》版面焕然一新，不断发表激烈的言论。陈范对此始料不及，十分担忧，对章士钊表示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否则会惹来大麻烦。章士钊深感愧疚，觉得自己对不起陈范，正准备辞职，但奇怪的是陈范的态度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说完这些话的当晚，竟然又对章士钊果断地表示“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那么陈范态度突然变化的原因何在？就是他这时偶然结识了“假孙中山”。
“假孙中山”真名钱宝仁，是混迹于上海滩的流氓。爱国学社在张园演说时，此人曾登台慷慨陈词，陈范父女对其十分赞佩，邀请他住在报馆。钱宝仁私下自称是孙中山，秘密返国，策动革命。并且自称自己在某处藏有金佛，可以一生吃用不尽。吴稚晖和蔡元培也知道此人，吴稚晖还看出钱宝仁就是个骗子，曾提醒陈范。但陈范对钱宝仁却深信不疑，言听计从。有了这个钱宝仁，陈范好像吃了定心丸，对《苏报》的言论不再过问。章士钊则尽情挥洒反清革命言论，“外间之远迩轰动，官僚之随时恫吓，吾举置若罔闻，丝毫无动于中”。章士钊在五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感慨不已：“梦坡（陈范号梦坡）之愚陋如此，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然。”1903年6月29日，苏报案发生，苏报馆账房被捕，陈范立即避住他处，7月3日，逃亡日本。
陈范卷入苏报案，有时代风潮的背景，但也有偶然因素。就时代背景而言，1903年是多事之秋，各种风潮、学潮不断，反清革命思潮在酝酿，当时的上海租界又是思想激进之士的汇集之地，邹容的《革命军》也在上海出版。但一份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的报纸宣称要向满人复仇，要革命，尽管有租界的保护，报馆馆主所承担的风险可想而知。陈范出于扩大报纸销路目的接近革命党，又上了“假孙中山”的当而不干涉《苏报》的激烈言论；而恰在此时，中国官方已经在追查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苏报》又偏偏在此时格外激进，这些共同导致《苏报》走上宣传反清革命的不归路。因此章士钊也说：“查清末革命史料，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此既属前此所无，后此亦不能再有。”
有惊无险的吴稚晖与安然无恙的章士钊
直接引发清政府镇压革命党人的不是陈范，也不是章太炎、邹容，而是吴稚晖和章士钊，但是这两个人的结局却是一个有惊无险，一个始终安然无恙。其中重要原因是二人有官场背景。
吴稚晖（1865—1953），江苏阳湖人，举人出身，甲午战争以后思想趋于维新，1898年入南洋公学任教，1901年留学日本。他擅长演说，敢说敢为。1902年7月，驻日公使蔡钧拒绝为中国自费留学生进入成城学校出具保证书，引起留日学生的公愤。吴稚晖与孙揆均率留日自费生与蔡钧抗争，被日警逮捕，旋被勒令回国。吴稚晖在押送途中，愤投皇宫护城河自尽，幸被救起，虽未成为烈士，但其壮举在留学生中赢得崇高声誉。8月13日，吴稚晖回到上海，随后加入中国教育会，并与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成立爱国学社，吴任学监兼国文教员。爱国学社在张园演说，吴稚晖是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也因此引起清政府的注意。苏报案发生前，爱国学社诸人被公共租界巡捕房传讯过六次，其中四次有吴稚晖。但是对于这么一个重量级的革命人物，由于俞明震的暗中庇护，清政府开出的逮捕名单中却没有他。关于事情的详细经过，唐振常先生在《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中，已有专门研究，此处不再复述。这里进一步介绍的是苏报案发生前后，吴稚晖的反应和表现如何。
苏报馆被封以前，吴稚晖基本上是不以为意。俞明震奉两江总督之命到上海协助上海道办案，于1903年6月26日，即苏报案发生前4天，约见吴稚晖，示以公文，透露两江总督要求上海道设法密查爱国学社鼓吹革命的首要分子的内幕，实际上是暗示他逃逸。对此，吴稚晖不可能不明白，但他并不当回事。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此前租界巡捕房已有六次传讯，他的潜意识中，以为这不过是第七次传讯而已。6月30日章太炎被捕也未引起吴稚晖的警惕，他不躲藏，而且在7月6日这天，还大摇大摆地探望被拘禁的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其实，这时候清政府已经牢牢盯住他了。7月2日至6日，湖广总督端方曾一再致电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称吴稚晖是乱党头目，要求严饬上海道将其“一体严拿务获，不可轻纵”。直到7月6日，《苏报》发表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记者》，清政府律师向会审公廨申请封闭《苏报》，苏报馆在当天被封。其时，南洋公学一位与吴稚晖相处不睦的账房亦揭发吴稚晖，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藏了起来。7月10日，吴稚晖乘船去香港，然后前往英国。吴稚晖在苏报案中有惊无险，最终从容离开。
章士钊也是引发苏报案的另一重要人物。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人。1902年初，章士钊入南京陆师学堂。受上海南洋公学罢学风潮的影响，他领导南京陆师学堂罢学风潮，并带领30余名罢学学生来沪，加入爱国学社，在此遇到意气相投的章太炎、邹容和张继，并且四人结为兄弟。1903年5月底，章士钊应苏报馆主陈范之邀，担任《苏报》主笔。
章士钊
章士钊任主笔后，《苏报》放言排满革命。除了章士钊本人著文鼓吹革命外，《苏报》还大力宣传邹容著《革命军》和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此时，清政府正在追查革命党在张园演说的首要分子，《苏报》的革命言论立即引起清政府方面的注意，转而追查《苏报》和章太炎与邹容。因此，章士钊是促使《苏报》由温和转向革命的关键人物，苏报案发生，最应该被查拿的应该就是他。章士钊自己也说过：“按苏报案初起时，最有关系而首当缉捕者，惟稚晖与吾两人。”但奇怪的是逮捕令上没有他的名字，他也没有逃走，反而在《苏报》被封以后，办起有“《苏报》第二”之誉的《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原因何在？章士钊在南京陆师学堂之时，他是时任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最赏识的学生，同吴稚晖一样出于俞的庇护，章士钊安然无恙。
挺身就逮的章太炎与慷慨入狱的邹容
章太炎与邹容原本与《苏报》无直接的关系，清政府捉拿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的作者。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字枚叔。庚子事变之后，章太炎开始宣传反清革命，被清廷追捕，逃亡日本。1902年6月，他返回上海，参加了蔡元培等人发起的中国教育会，并且在爱国学社任教，结识邹容、章士钊和张继。这一时期他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称光绪帝为“载恬小丑”，鼓吹革命，并且为邹容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作序，在章士钊任主笔的《苏报》上发表，引起追查革命党的清廷官员注意，被列入逮捕者名单。1903年6月29日上午，《苏报》馆账房程吉甫被捕。第二天晚上，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但是章太炎在苏报案发生前后的表现却颇堪玩味。
起初是不以为意。6月29日上午苏报馆账房被捕，章太炎并未躲避，当日傍晚，路遇吴稚晖，吴稚晖告诉他巡捕到苏报馆捉人之事，他的反应是吴小事扰扰。6月30日晚，巡捕到爱国学社捉人，章太炎挺身上前，表示：“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遂被捉走。但是在被监禁起来以后，章太炎似乎开始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被捕的人除了自己，还有苏报馆账房、陈范之子陈仲彝和“假孙中山”钱宝仁，而这些人均为无足轻重的人物。这意味着章太炎可能会独自承担责任，这也应是他在被捕后立即写信给邹容和龙积之，要他们投案自首的主要原因。邹容、龙积之投案后，章太炎又豪气复起，7月6日，上海的一份报纸《新闻报》发表了他的《狱中答<新闻报>记者》，满口豪言壮语：
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
7月15日的第一次审讯后，章太炎和邹容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清政府此时加紧与上海领事团和北京公使团交涉，要求将章太炎等人移交给中国政府。狱中的章太炎这才变得不安起来，写下诗作《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细品此诗，特别是其中的“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与其说表现的是冲天豪情，还不如说是对自己命运的隐隐担忧。在正式审讯中，章太炎的表现似乎完全没有了被捕之初的大义凛然、敢作敢当。1903年12月，苏报案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正式审讯，章太炎在供词中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他写给康的私人信件，信写好后，托人带到香港寄给在新加坡的康有为，信的草稿则被他丢进废纸篓。他对这封信如何被印刷出版，一无所知。
苏报案中章太炎的表现似乎反复无常，但也在情理之中。革命激情洋溢之时，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在面临生死安危考验，特别是在自己可能会独自承担责任之时，却表现出胆怯。更有损章太炎的革命形象的是在被捕后预审时，他甚至指使苏报馆主陈范之子陈仲彝供认吴稚晖是《苏报》主笔。章士钊是《苏报》真正的主笔，吴稚晖与《苏报》并无关系，章太炎不可能不清楚，推测其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与吴稚晖关系不和，他和邹容被捕后，吴稚晖还大摇大摆来探望，令章太炎十分不快。这时的章太炎如此对待革命同志，显然不够光明磊落。
苏报案诸位志士中，邹容是唯一死难者，形象也最为光彩夺目。
邹容
邹容（1885—1905），原名桂文，字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人。1902年，邹容赴日留学，并于留日期间撰写《革命军》。后因参与留日学生拒俄运动，他被日方驱逐，回上海，寄住在爱国学社，结识章太炎等人。期间，《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章太炎为此书写序，在《苏报》上做宣传。邹容被清廷列入抓捕者名单，主要是因为他是《革命军》的作者。1903年6月29日与30日巡捕捉人时，邹容均不在爱国学社，巡捕没有捉到他。其时他不在爱国学社，不是因事先得到风声躲避，而是因与爱国学社学生相处不洽，去了虹口。苏报案发生后，由张继介绍，他藏在虹口一位英国传教士家里。章太炎被捕后，来信劝他投案。邹容见信后，能做的无非两种选择：要么投案自首，要么继续藏匿，伺机逃离上海。选择后者安全，易；选择前者危险，难。但邹容激于朋友义气，选择了前者。可以想象邹容当时心理：《革命军》是我邹容写的，序言是章大哥做的，大丈夫敢做敢当，不能让大哥独自承担后果。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满怀豪气，一腔热血，至于投案后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可能他并未多想。邹容最迟应该在7月1日上午收到章太炎的信，当晚就去投案。据当时与邹容在一起的张继回忆：“太炎被逮，余与威丹（邹容字威丹）居新闸新马路某里。太炎以书招威丹，威丹慷慨赴义，余亦不能留，且愿成兄弟之美。”
邹容著《革命军》
在法庭上的表现，邹容与章太炎也很相似，竭力为自己作无罪辩护：一是否认《革命军》出版与自己有关。他说《革命军》是其在日本读书时的学校作业，从东京回国时，将其与行李一起寄存在东京的一个留学生俱乐部里，回上海后才见到已被印刷出版的《革命军》。对于《革命军》中被指控的内容，他声称书中的观点都得自于在日本读的外国书籍和他的日本老师。他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些观点：“在我写好小册子之后，我看了其它书，我认为小册子中的观点是不好的，现在有了新的想法。”他还说现在已经转而信奉社会主义，他现在的理想是作卢梭第二。二是否认自己是主动投案。他在供词中说：
……我听说逮捕令中有我的名字，由于我与《苏报》无关，所以觉得很奇怪，于是前往巡捕房询问。当我到了巡捕房时，碰到一名外国巡捕，就询问他我是否被通缉，我的名字是否与《苏报》有关。巡捕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了他。他把逮捕令给我看，我在几个被通缉的名字当中看到了我的名字，我被指控写煽动性的文章。
显然，邹容的供词与事实不符。和章太炎一样，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是为了争取轻判，也是受到了为他作辩护的律师的影响。
被捕后的邹容对坐牢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对牢狱生活，邹容表现出了软弱，也有恐惧。被捕后，他曾寄回重庆家中一张照片，在照片背后血书告知家人自己被捕后生死未卜，语气至为哀婉。在邹容病逝前不久，友人汪德渊前往狱中探视，邹容见到他大哭：“言半月之前，无力任役，为印捕所殴，至今胸骨大痛，夜不能寐。”
苏报案发生前的邹容是一位慷慨激昂的革命青年，案发后邹容主动自首，也堪称义士，但在此后的表现却一如常人：他在法庭上供认自己已放弃革命主张，显然是力争轻判；被监禁时，也不时流露出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和恐惧。
苏报案中的诸位革命志士各具个性。陈范愚钝、糊涂，被卷进苏报案，案发后闻风逃避，因此算不上真正的志士。吴稚晖、章士钊、章太炎、邹容诸人或演说，或写文章，或著书立说，率先在国内宣传革命，堪称革命志士。但在生死安危面前，因个性气质、年龄阅历、社会背景以及身处的情境和心态不同，他们各自的应对不同，结局也大相径庭：吴稚晖与章士钊因官场有人庇护，侥幸未被捕；章太炎能逃而不逃，挺身就逮；邹容先是藏匿，但激于义气，慷慨入狱。
一个大案展开的就是一幅世态人情图。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