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古以来人杰地灵，自宋元后蓝色海洋文明又漫涸海上，上海更显人文荟萃。自明代始，西学东渐，大学者徐光启举家迁居徐家汇，遂使以徐家汇为中心的现徐汇区一隅成为上海近代科学文明的首要之处。一些近现代科学知识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培养人才之所，相继于此建设，使徐汇区成为近现代培养人才的教学重镇与中心。这里主要说说徐汇区域内中国人自己办的几所百年老学校，以传承教育文化的遗产与脉络。
交通大学
创办最早的百年名校，当数交通大学了，它创办至今已有一百廿年了。不过交通大学创办之初，并非一所理工科综合性大学，而是培养、教育人才的师范学院。
交通大学（2005）
清末国力衰弱，朝廷的股肱之臣纷纷提出许多强国之策，并加以实践，其中有兴办工厂实业的，有定边守疆的，有编练新军的。而时任清廷邮传大臣的盛宣怀，则主张振兴教育、培养人才。为此，盛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头二等学堂，但在聘请师资方面却出现了问题：通晓外语及懂得现代科技的学者，却对中国的经史大义缺乏学养根柢；而通晓国学者，却又迂于章句八股。于是盛宣怀决定修改“借才异域”的办学方针，要另办一所培养合适教师人才的师范学院。为此他于光绪年间上疏朝廷，奏请在风气已开的上海开办一所“南洋公学”，其办学宗旨在疏内叙述得十分明白：“……臣前年创设天津头二等学堂，旁求教习，招选学徒，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柢，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呫哔之迂途。教者既苦乏才，学者亦难精择。窃喟然于事半功倍之故。盖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不正其基则构不可得而固也。”盛的上疏获准后，盛氏便择地徐家汇，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办起一所名为“南洋公学”的师范学院。公学于该年四月八日正式开学，招收学生四十人，课程设中西各学，尤侧重于教育一科。
盛宣怀(1844—1916)
南洋公学校门
第二年，南洋公学又开设了类似于现今附属小学的“南洋公学外院”，招收十岁左右的幼童一百廿人入学，课程为国文、算术、英文、地理、历史及体操共六门。外院延聘了张焕纶为总教习，同时让师范学院里的学生来分班教授，以作为这些师范生的教学实习活动。外院的学习课程在当时比较新颖，尚未为上海市民普遍接受，一般富家子弟仍入学书塾执迷于科举（时科举取仕制度尚未取消），而赤贫之家的孩子又无能力入学，故招收的幼童多为中等收入人家的孩子。笔者的外祖父便是该外院的学生之一。
在清末，南洋公学先后更名为“上海商务学堂”、“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及“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肇建，该校又先后更名为“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交通部南洋大学”、“第一交通大学”等。最后挂在徐家汇中国式宫殿大门口的校牌为“交通大学”。笔者外祖父外院毕业后转入南洋公学读书，其时该校已非师范性质，而为工业专门学校；外祖父学的是有线电报通讯，获颁的便是盖有“南洋大学”大印的大学毕业证书。
1921年的交通大学校门
上海中学
另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百年名校，便是现在位于上中路的上海中学。上海中学创办于1905年，至今也已有一百一十多年的历史了。
清末的上海还是隶属于江苏省的。当时的苏松太道在上海城里办了所龙门师范学校，也是旨在培养一批新式的教育师资人才。还在1904年时，新任龙门书院院长的汤寿潜就上书上海巡道袁树勋，建议将龙门书院改组为道立师范学校。袁赞成此议即将该书转呈江苏督抚批准，同时照会上海士绅李钟珏、姚文枬为校董，将书院正式改组为“苏松太道立龙门师范学校”，这便是1905年的事。同时沈恩孚、袁希涛、叶景澐、夏日璈等人被遴派赴办新学已稍具成就的近邻日本，考察师范学校的规制，以便仿行。同年，在龙门书院原址——上海县城西石驳岸，由李钟珏、姚文枬两位校董监督，增建楼房三十一幢为校舍，其中中式廿四幢，西式七幢。由于石驳岸西侧有座纪念纺织先人黄道婆的“先棉祠”，故新建校舍中那幢中式礼堂便被命名为“先棉堂”，而西式楼宇中有座校舍便依书院原名唤作“龙门楼”。
1905年5月，新校舍举行了师范学校开校礼，沈信卿被任命为监督。学校设本科一班，学制为三年；设简易科二班，学制为一年。未几，师范学校又将左迈位于半段泾处，由杨保恒、贾丰臻创办的二十二铺小学堂，接收并改组为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以作为实习教学之地。辛亥革命后，民国始立，该师范学校遂定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14年江苏省政府在上海县城西南陆家浜中国图书公司旧址设立一所商业学校（即今商业会计学校原址），是年10月开课，定名为“江苏省立第一商业学校”；十年后的1924年春，该校奉江苏省教育厅命令，改名为“江苏公立商业专门学校”。两年后，江苏省政府将江苏公立商业专门学校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合组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也就是说在1926年，正式有了“上海中学”的名头了。上海中学的初中部设在石驳岸原师范学校原址，而高中部则设在陆家浜原商业专门学校校址内。同年秋季，合并后的学校开学，正式定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上海中学”。
1932年，为解决初中部与高中部分立两处的不便，同时又为了使学校的教学更加先进、声誉日隆、接纳更多学生，上海中学成立了一个“筹建校舍委员会”，组织学校迁址事宜。该委员会经多方考察，几经筹划，陆续圈购了上海县漕河泾南首、吴家巷处的民地几十亩（即今上中路上海中学校址），同时将老城厢原有的两处校舍基地标价售出，所得资金充作建造新校的经费。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新校于1934年落成，10月1日迁移至新址的上海中学开学。新校舍仍保存有“先棉堂”和“龙门楼”的建筑校舍，并正式挂校名牌为“上海中学”。
上海中学先棉堂
上海中学龙门楼
上海市第二中学
明清以来，欧风东渐，尤其是上海，本着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秉性，社会风气日开，其重要内容与标志之一，便是摒弃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开创并实施女子就学的社会新风。其时在城内小南门花园弄有一开明士绅吴馨（字怀久），在自己家中设了一所家塾，让他自家的两个女儿识字读书。1902年，光绪帝在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改良派的鼓动下，着意于改良，其内容之一，便是下诏兴学。清廷此诏正合吴氏之意，于是吴馨将准备兴学之意禀奉其母张太夫人及嗣母杨太夫人：将原来的家塾扩充，面向社会接纳女子入学。其时女子入学风气初开，女校在一般百姓眼中是新奇洋化的东西，只有洋人在租界内开设。吴氏为人一向低调，兴办女校一事更不愿标新立异，所以这所中国人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仍被定名为女塾。吴氏为女塾取名“务本”，意在“以务实为根本”，“务必不忘办学乃为开启女子心智、服务社会之根本”。其时校舍只是在花园弄吴家自己的八间楼房和五间披屋。1903年春季开学时，学校只有学生七人，设为寻常高等二科，分甲、乙两级。吴氏延聘陆仲炳、陈菊生等先生为教员，聘沈竹书、葛尚平两位女士为舍监。开学两个月后，女校声誉日隆，请求入学者甚多。至该年冬季，新旧学生已达四十人。新生中大多为年长之失学者，为此学校增设特科一级。但学生既增，校舍不敷容纳成为问题，于是吴馨先后添租俞家弄吴氏姻亲家房屋及大南门口民屋数间为校舍。至1905年，吴馨改赁西门外生生里整条里弄为新校舍，共计楼房三十六幢、空地一方，花园弄、俞家弄、大南门口三处教室一并迁入此地。此时在校学生达到155人，老职员25人，学校设师范、正科、预科、简科、中学各一级，高小二级，每年办学经费高达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八余元。
1906年，吴氏筹款四万八千二百余元购置了西门外黄家阙旧营地十一亩、民地二亩构建新校舍。经过一年时间的营建，建成了有课室二十间、办事室等十幢、宿舍廿幢、其他用途平房七间的新校舍。新校于1909年正式开课，时设师范三级、中学二级、小学四级，共有学生一百九十人。
务本女塾自创办（1902）至1907年，所有经费都由创办人吴馨筹拨，故旧时城里人（如笔者外祖父辈）习惯称该校为“怀久女塾”（因吴氏字怀久）。至1907年10月，该校始得到江苏道署因朝廷有诏兴学而补助的每月三十六元经费。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道署自保不顾，经费停拨，该校也因军事倥偬而自春季始停办一学期。1911年秋，务本女塾恢复上课，校务由曾公冶主持，设高等科二级、高小三级、初小一级，有学生一百四十余人、教职员19人。1912年暑期后，上海县议会议决，将该校收归县立，改名为县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经费由县款开支，学级改以小学为主，并依中学程度设置各种讲习科。1916年，该校将国文专修科改为中学二级。1923年秋，遵照教育部令，该校又改订新章，分设为初、高中各三年的两级中学。其时，上海租界内人口剧增，市面也十分闹猛，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也十分迫切，于是吴氏又会同民国政府及各界人士，共同筹款在法租界雷米路（现永康路）、台拉斯脱路（现太原路）辟地造了现代化的新校舍。新校舍为三层钢窗大楼，楼前设了一个有跑道的现代运动场，大楼西侧还有一个小花园。1928年新校落成，改归市立，正式命名为“上海市市立务本女子中小学”。1949年上海解放后，该校改名为“上海第二女子中学”。1967年，学校更名为上海市第二中学并沿用至今。但我母亲这一辈老人（家母今年95岁）至今回忆起自己的中学生活仍会说：“我是怀久女中毕业的。”
建于1933年的市二中学（原法国雷米小学）教学楼（2009年摄）
南洋中学
早在1902年清光绪皇帝下诏兴学之前，上海的有识之士便一直对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十分热心。1897年，上海士绅王维泰便在大东门自家王氏祠堂旁的空地处造了数幢房屋，定名为“省园”。王维泰以 “省园”新造的房屋作为教室，开办育才书塾，借用祠堂原有的房舍为宿舍，首批招收了五十余名学生。书塾分正馆和备馆二级：正馆设置课程有经史、词章、掌故、算学、化学、英文等科，中西学并举，是较现代的教育；备馆则相当于预科，开设国文、英文、算学三科。此时处清末，科举制度尚存，故育才书塾虽中西并举、教学比较现代，但课程中较侧重的乃是国文一科。1900年夏，族人王培孙继任校长，正式将书塾定为中学，制定了中学办学章程，规定了学制及学生毕业期限，自第二年起贯彻实行。这一改制经清廷两江（江苏、浙江）学务处派员调查合格，正式更定校名为“南洋中学”。南洋中学办学六七年后，在1907年由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批准，每年拨给办学补助经费四千二百元。至此，南洋中学既少了办学经费之忧，又积累了七八年办学经验，在社会上声誉日隆，要求入学者数目骤增，原先在王家祠堂的校址已显十分狭隘，难以扩充和发展，学校主政者考虑要另筑新校舍。几经寻觅考察，找到南火车站左迈黄浦江畔日晖港桥房有十八亩空地，此处虽属华界，但却近法租界，价钱也较租界便宜，便被购为新校址。自1908年开始，历经一年，建造新校舍19间，其中讲堂六间、化学室一间、办公室四间、宿舍卧房二间、食堂膳室一间、厨房三间、门房二间。新校建筑经费共白银一万一千四百余两。1909年学季开学，全体师生便已在新校舍上课了。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一个运动场和一座有希腊式样门面的图书馆，南洋中学成了一座较现代化的完全中学。
南洋中学校友厅北立面
龙华小学
在上海徐家汇朝南，有座龙华古寺，这是许多上海人或来上海旅游者都知晓的，但在龙华寺西南周家湾处（即今龙华寺西南三百余公尺，龙华路、龙华西路拐角处），有座上海人自己办起来的现代教学小学——龙华小学，可能知之者不多了。清光绪年间，朝廷下诏兴学，并颁布了钦定学制，各地方士绅父老都对办学跃跃欲试。但正如当时报章之评论：“言之非艰，行之维艰。”也即是说，这一类中西学并举的与千年传承下来的私塾完全不同的学校究竟怎样办，真是“说说容易，办起来难啊”，以致在上海真正兴办起来的学校并不多。这时上海有位士绅吴绍基，见此等景况感叹“彼辈之空言无补于事实”，毅然抱“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决心，独立奋斗，筹备良久，终于于1907年春建成一所现代小学堂，校舍借设在龙华寺弥勒殿西侧的岳王庙内。这座岳庙在嘉庆年后便因年久失修而坍塌，仅存一堆瓦砾，直到1906年才有这位吴绍基会同宁波信士邬凤松，禀县立案，募捐重建，故吴氏就将小学堂设于其中，名为“蒙养小学堂”，意为“启蒙学识，养正心智”。
1915年，吴氏为扩充校务，又将小学堂迁至龙华庙外西南方的漕河庙。同时该小学堂被收归公立，改名为“漕河泾乡乡立第四国民小学”。第二年，创办人吴绍基联合吴士英等，筹款在龙华庙西南周家湾建筑正规教学的新校舍。新校舍才用了九年，却逢江浙军阀争夺上海地盘的齐卢之战，小学内动产财物竟被洗劫一空，校务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所幸校舍未被破坏，故半年后，小学堂又能恢复上课。未几上海设为特别市，小学堂便被收归市立，在1928年7月改名为“市立龙华小学”。开初小学仅设初级四班，至1932年8月开学时，添办高级班，始成为一所完全小学校。20世纪60年代起，龙华周家湾经过建设改造，已建起了一片新村公房，政府在新村中，差不多是原小学的原址新造了一所漂亮的新校舍，校名仍为龙华小学。
（作者系上海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原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