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和徐汇区凌云街道办事处共同打造的“国乐雅韵——民间音乐推广平台”，自2015年6月正式创立以来，精心选取全国各地优秀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在徐汇区进行交流展演。2017年3月，著名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乔建中老师来到“国乐雅韵”的平台，以“满天星斗——丝路音乐文化遗产概说”为主题举办讲座，并为“国乐雅韵”的全新系列——“乐声飞天·丝绸之路上的民间音乐”拉开序幕。

　　题旨：“满天星斗”是20世纪杰出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近百年来发现的遍布全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称赞，用它形容从陕西到新疆丝路沿线至今存见的各种民间音乐品种，同样准确、生动、形象：关中的西安鼓乐、秦腔、迷胡、碗碗腔、户县曲子、长安道情、渭南皮影、合阳提线木偶、韩城秧歌、韩城行鼓、西府曲子、旬邑唢呐；甘肃的秦安小曲、庆阳唢呐、环县皮影、河州花儿、通渭小曲、兰州鼓子、河西宝卷、凉州贤孝、敦煌曲子；青海的平弦、贤孝、各民族“花儿”、塔尔寺藏传佛乐；宁夏的山花儿、口弦、泥哇呜；新疆南疆、北疆、哈密、吐鲁番、刀郎“木卡姆”，新疆曲子和各民族民歌……恰如地下的历史文物和地上的文化遗址一样，明亮如星斗，璀灿如宝珠，用动人的歌声、乐声、舞姿，呈现出这条千年不衰、历久弥新的经贸丝路、文化丝路、友谊丝路、音乐丝路的生命之韵以及代代丝路音乐家们传承、保护这些珍贵遗产的感人情怀。

　　一、丝绸之路及其音乐文化遗产

　　丝绸之路，即中国古代经由西域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一条贸易通道。因为贸易商品中有大量的丝和丝织商品，故称“丝绸之路”。但当这条贸易通道开通之后，除了商品，同时也使中国与上述国家、地区的文化艺术有了逐渐广泛的交流。所以，它也成为著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由此而流传、积累至今的文化（古代建筑、石窟、壁画、雕塑、音乐等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因此，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最先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但作为贸易通道它很早就已经存在。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带领一队人马从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向西进发。张骞原本负有政治使命，却在无意中完成了一项打通中国与中亚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伟大业绩，从而对中国和世界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作为一个开端，张骞此行让这里成为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纽带。他本人也成为历史和文化名人。

　　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形成于两汉（东汉、西汉）时期。它东起汉都长安，经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首先到达楼兰。楼兰位于古代盐泽（即今天的罗布泊）的西北部（古楼兰遗址后来几乎被荒沙全部湮没），汉代通往西域有南北两道，楼兰是两道的分岔点。

图1  丝绸之路示意图

　　“丝绸之路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就地域而言，它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沿路呈现了地中海文明、两河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和黄河流域文明；就时间而言，它绵延近两千年；就内容而言，它包括了这条路上不同民族、国家人民的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民间习俗以及建筑、绘画、舞蹈、音乐等传统艺术。这可以说是广义的“丝路文化”。而在另外的情形下，人们主要指丝绸之路沿途所保留的历代石窟、雕塑、寺庙、建筑以及仍然存活在民众当中的音乐、舞蹈、戏曲等口传艺术，也许，这应该就是狭义的“丝路文化”。也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丝绸之路文化”在本质上是多民族、多区域的，这是它最显著的两大特征。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西方国家经由此路互派使节友好访问，赠送礼物，传送各自的物产、技术、文化知识。西方的（主要是西域的，以及中亚、南亚、中近东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丝路先后传入中国。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艺术，儒、道思想也由此传到西方。所以，它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交汇之地。

　　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段流传、积累的艺术宝藏，同样丰富多样、精彩纷呈。地上的、地下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艺术遗址、遗产，简直无法计数。前三者如陕西周陵、汉陵、唐陵，甘肃天水麦积山、永靖丙灵寺、张掖大佛、嘉峪关、玉门关、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阳关，新疆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

　　下面我们介绍几处最著名的文化遗迹（由东往西）。

　　麦积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郊，秦岭西端。最早建于后秦（394—415），直至清代（1644—1911），前后绵延一千五百余年。现存龛窟和摩崖194处，佛像3600尊，壁画1000平方米，是中国保存泥塑佛像最多的石窟。

图2  甘肃天水麦积山

　　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永靖县境内。现存洞窟196个，壁画面积912平方米。初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直至明代。

图3  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

　　嘉峪关墓室壁画——位于嘉峪关市，于1970年代发掘。属魏晋时代遗址。大多数为画像砖。全面反映了当时的世俗生活，如放牧、耕种、打场、出猎以及出行、宴乐等。其中，表现音乐生活场面者多而且十分生动。

图4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

　　莫高窟石窟壁画——位于甘肃西部敦煌市郊。共有窟龛492个，壁画面积达45000平方米，自北凉起建造，直至元代结束。壁画主要内容为：佛画像、说佛土、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画、供养人画像、神话题材、世俗生活场面等。乃中国四大石窟群中最大、最辉煌者，也是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图5  莫高窟

　　克孜尔石窟——中国四大石窟中建造最早的佛教石窟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九千米戈壁断崖之上。其建造年代起于公元三世纪，止于九世纪。全洞窟共有236个。窟形与壁画完整的有81窟，其他多数或毁于自然原因，或被盗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探险队。壁画中有大量的乐器和音乐生活内容，反映了一千多年前龟兹音乐的风貌。

图6  克孜尔千佛洞

　　丝绸之路音乐文化遗产，如汉“相和大曲”，隋唐“九部乐”“十部乐”“燕乐大曲”“变文”，西域“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于阗乐”等。其中，隋唐九、十部乐中，除清商乐、燕乐为中原音乐外，其他如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均为西域诸邦国之乐，它们同时集中在隋唐宫廷表演，正是通过丝绸之路这一文化通道的长期交流而产生的结果。

　　流传至今的艺术，如“秦腔”“迷胡”“碗碗腔”“华县皮影”“合阳提线木偶”“韩城秧歌”“韩城行鼓”“韩城围鼓”“西府曲子”“旬邑唢呐”“西安鼓乐”“庆阳唢呐”“环县皮影”“秦安曲子”“通渭小曲”“塔尔寺藏传佛乐”“河州花儿”“陇东道情”“凉州贤孝”“河西宝卷”“兰州鼓子”“敦煌曲子”“青海贤孝”“青海平弦”，甘肃青海、宁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花儿”、塔尔寺藏传佛教音乐、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南疆、刀郎、哈密、吐鲁番、北疆）、哈萨克民歌、新疆曲子以及新疆各民族的歌舞音乐等等。

图7  环县皮影

　　二、丝路音乐文化的主要特征

　　“丝路音乐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音乐概念，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居住于间的民族成份，乃至千姿百态的音乐体裁、风格、形态，都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我们这里先讨论一下它的主要特征。

　　（一）丝路音乐所生存、传播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从陕西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先后有关中平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祁连山脉、沙漠、戈壁、绿洲和连绵大山等多种地貌物候，自古以来，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数以百计的传统音乐体裁品种的发生和形成，甚至成为这些传统音乐盛衰兴亡的决定性因素。而在上千年的传承积淀中，逐步形成了几个在体裁、形态、风格各不相同的音乐文化区、文化圈，也可以说是区域性音乐文化板块。我把它归纳成三个：

　　第一个是以西安为中心，以秦腔、西安鼓乐为代表的平原丘陵型的戏曲、鼓吹和锣鼓乐等音乐文化圈。它的地域在丝路东线，包括陕西关中、甘肃东部，但它的风格因为秦腔的传播而一直延展到新疆。我们将它的音乐语汇称为秦风、秦韵。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西安鼓乐，由于它历史悠久、结构庞大、体裁多样、历史文化信息丰富，已经于2009年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图8  秦腔

图9  西安鼓乐

　　第二个是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交汇为中心，以这一地区七八个民族共同使用的西北方言传唱的“花儿”为代表的高原型山歌体裁音乐文化圈。“花儿”作为中国西部流传极广的民间歌曲，不仅跨省区，而且跨民族，聚居于这一带的回族、汉族、土族、撒拉族、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和藏族几百年来一直用当地民众共同使用的方言传唱，这在中国各地是很少见的。同时，它以“花儿会”和即兴创作方式维护自己的生命，也较为罕见。另外，一百多年以前，由于民族迁徙，“花儿”甚至随着移民唱到了新疆昌吉、吉尔吉斯斯坦，所以，它不仅跨了省区，还跨出境外。鉴于“花儿”曲目的丰富蕴藏和“花儿会”的别具一格，“花儿”会也于前些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遗产名录。

图10  “花儿”对唱

　　第三个是以新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地为中心、以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为代表的戈壁、绿洲型新疆各民族歌舞音乐文化圈。十二木卡姆早在十五世纪以前已经出现在新疆地区，因为地域不同，又有南疆木卡姆、北疆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和塔里木盆地的刀郎木卡姆。同西安鼓乐一样，木卡姆结构庞大，歌、舞、乐融于一体，它是维吾尔音乐、文学、舞蹈的晶体，是这个民族文化的最高代表。南疆木卡姆共十二套，每套包括四个部分，即序唱——穷乃额玛（大曲）——达斯坦（叙事诗）——麦西热普（歌舞），全套包括歌曲170首、器乐曲70多首，节奏变化反复，乐队音色丰富。因此，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同样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另外，这一文化圈还包括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锡伯以及蒙古族优秀的传统音乐。

图11  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

　　（二）丝路音乐体裁、语汇、形态和风格的交融性特征

　　由于丝绸之路开通甚久，东西文化来往繁复，所以这里早就是多种地区、多种民族文化的汇聚、交融之地。

　　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内部中原、东南与丝路沿线各地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一个是丝路东段（中国境内）与丝路西段（中国境外）的交流、交融。前者如从陕西到新疆的各种被称为“曲子”“小曲”的坐唱体裁，大概有十余个品种，它们一律用丝竹或弦索乐队伴奏，歌者为坐姿，手持磁碟击节，音乐几乎全部为各种明清以来的曲牌，如“五更”“四季”【银扭丝】【九连环】【耍孩儿】【茉莉花】等。历史上，人们称之为“明清俗曲”。它们早期的流传地主要在中国东部，特别是江南一带。后来，随着移民、流浪艺人进入山西、陕西，又从山、陕西渐，一直远播新疆。每到一地，它们很自然地与那里的民间音乐风格相互融合，或者直接吸收当地的民歌，其称谓也渐渐有所变化，如西府曲子、榆林小曲、秦安小曲、通渭小曲、青海平弦、凉州贤孝、敦煌曲子、新疆曲子等。这可以说是原为东部的明清俗曲，“西渐”以后与丝路民间音乐相互融合以后形成的一个“曲子”系统。

图12  西府曲子

　　另一个就是“花儿”，它的源头应该是古河州，即今天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后来逐步扩散到宁夏、青海、新疆，成为这一带七八个民族都喜爱的山歌。老百姓把“花儿”的不同调子称为“令”，有的令调流传很广，有一定通用性，如《河州大令》《白牡丹令》《水红花令》《二梅花令》等；有的则标上地方、民族称谓，如《西吉令》《民和令》《同心令》《撒拉令》《土族令》《东乡令》等。就总体风格和对歌习俗而言，“花儿”可以分成“河湟花儿”（黄河、湟水在甘青流经之地的“花儿”）和“洮岷花儿”（洮河、岷县周围）两大系统，再细一点分，还可以加上宁夏南部的“山花儿”。各系统“花儿”有它们的一些共同特征，如唱词格律、曲调的“五度三音列”基因等，这显然是因为“花儿”长期在不同民族、地区的广泛传唱，相互之间的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与此同时，“花儿”在保留整体唱风的前提下，又有了民族的、地区的差异。

图13  “花儿”王朱忠禄

　　丝路音乐更大空间的交流、交融发生在与境外国家、民族这一层面上。例如新疆的十二木卡姆，这一古老的乐舞体裁，在中亚、阿拉伯地区各国同样流传至今。而十二木卡姆在新疆各地的数百年传承，本身就是丝路国际文化交流的见证，但历经几百年的实践，它已经深深打上中国维吾尔族音乐文化的印记，与境外同一体裁一定有很多共性，但它同时融入大量本民族、本地区的音乐文化因子。这是它经过文化交流、文化变异、文化融合、文化更新的一系列阶段以后才呈现出来的，这个过程不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戛然而止，它还在变化融合，以此来延续、强化自己的艺术生命。

　　这里，我还想说说唢呐这件乐器以及以它为代表的中国鼓吹乐艺术。据大多数音乐史学家的研究，唢呐的故乡应当不在中国，而在波斯、阿拉伯一带（伊朗：sorna、sornai、surnai）。它何时进入中国的？说法很多，但肯定是从丝路西段传入的；进入的时间也有“唐宋说”“元明说”等，我们只能说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明清时期。而到了20世纪以后，这件从西域传来的吹奏乐器，已经成为代表中国更遍及全国的传统乐器了（据刘勇《中国唢呐艺术研究》载，除了汉族，另有19个民族使用唢呐）。这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产生的典型例证之一，也是丝绸之路馈赠给中国器乐文化的珍贵礼物之一。此外，当然还有琵琶、管子（筚篥）等，文化交融的伟大力量，在这些器乐艺术里同样获得了印证。

图14  庆阳唢呐

图15  新疆纳格拉鼓与苏尔奈

　　（三）丝路音乐文化遗产的原生性特征

　　自“非遗”保护法实施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各类音乐“非遗”代表作的原生性，指出原生性是它们的本质特征之一。所谓“原生性”，我个人的理解，主要是指这些音乐体裁自发生以来，始终以它固有的传承方式（口耳相传）、表达方式、唱奏技艺、风格语汇等与特定的民间信仰、民间礼俗、游艺规程相互依托，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最终铸成了一种具有鲜明本真性、唯一性的文化品格，并成为一地（县、镇、村、寨）一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我还要特别强调，“非遗”保护中高度重视的“文化多样性”，其根源也在各“非遗”代表作的原生性，没有原生性，就无法体现、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以这样的理念衡量丝路音乐文化的诸多遗产，我觉得相对而言，它们的原生性要更加鲜明突出。其中主要的原因仍然在自然、社会环境方面。过去，绵延数千里的丝绸之路，不是高原大山，就是沙漠戈壁，地阔人稀，城镇之间、乡村之间交通不便，相互封闭。这样的环境，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十分不利，但对于保存民间音乐的个性风格和形态特征，“封闭”却成了一条天然的“隔离带”。所以，在历年的田野考察中，我们早就发现，愈是交通不便、封闭自守的地方，民间文化的蕴藏及其特色便愈丰富而独特。例如，新疆维吾尔族的木卡姆，当地各民族的民歌、史诗，甘青宁“花儿”等，大多数是1950年代以后才被全面发现、发掘的；而且只要发现、发掘了，只要听到了，人们就会觉得闻所未闻、震撼不已。这样的感受，首先就来自于它们与生俱来的那种原生性、本真性和惟一性。原生性愈是鲜明，它们的价值就愈高。当然，原生性特征，一方面是我们对非遗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不同体裁类别“非遗”代表作的原生性表现是相对的，不可比的。凡是入选名录者，都有它们自身的原生性体现。我这里只想强调，由于丝路音乐生成的特殊环境、特殊条件，它的原生性更加突出鲜明而已。

　　三、丝路音乐文化的现状

　　应当肯定，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和政府推广民间音乐、保存保护民间音乐方面有过很多重要举措。如举办全国民间音乐调演，请大批民间音乐家进入专业音乐院校传授技艺，吸收大批民间歌手、乐手到专业音乐团体，多次组织音乐学家到民间采访、记录、整理民间音乐，并于1979年开始编撰“十大集成”这一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整理工程等。所有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民间音乐的传播空间，延伸了它的艺术生命，彰显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保护保存民间音乐积累了可资借用的经验。

　　但必须指出，经济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持续性的，特别是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对传统文化生存、传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作者本人自1980年代初直到近期，曾多次往返于丝路沿线城镇山村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一方面为那里的群众保存本民族音乐文化的顽强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则亲眼见到传统音乐正随着生产方式的转换、交通的改善、传媒在社会底层的渗透、教育的普及、娱乐形式的多样化等现实状况，有的在逐步消失，有的日益衰微，有的被改变功能，特别是一些价值很高的传统音乐品种，面临生存挑战，甚至处于濒危之境。例如，1983年夏我到甘肃、青海两省采访“花儿”和“花儿会”，两个月内我们“赶”了四场不同规模、类型的“花儿会”，采访了20多位“花儿”唱家。应该说，当时的状况还比较自然，歌手多，听众多，与此前文献记载的歌会场面颇接近，并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当时虽然已露出某种不够自然的衰微趋向，但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民间歌会。但2004年夏我再去参加甘肃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却真有一种“凋零”之慨。二十多年前我在莲花山上就听过他们的对歌，但那时除了他们外，还有一大批自发来的“朝山浪会”者，他们同时也是好唱家。而这次仅剩他们几位了。二十年来，莲花山“花儿会”“生态”的剧烈变化，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现在的情形如何？我无法判断，因为有十余年没有去莲花山了，我们当然希望它保留昔日的对歌传统。再如曾经风靡兰州市的“兰州鼓子”，原本也有很多民间班社，但这几年不仅数量锐减，而且，就连仅有的三四个班子也没有条件维持经常性的活动。我本人于同一年乘会议之隙走访了一个唯一进行常规活动的曲社，可以说，我所见到的情形比我想象的还要差：活动地点在兰州市一个小巷内一位普通工人家里。主人是曲友，刚去世不久。其妻因感念丈夫生前对鼓子的热爱，仍然愿意提供自己家作为聚集场所。该班社共十余人，每个星期从市内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大家挤在主人不到十平米的卧室内，饮茶、唱曲、自娱。每次的活动“经费”，则是靠各位曲友交出一元钱，然后由主人为他们准备一碗“兰州凉皮”，尽管如此，我看他们也是兴趣盎然，其乐融融。中国民间音乐传承者对于乡土音乐的执着精神，在这个平均年龄六十多岁的普通乐社里，再次得到确证。我的感慨是：他们具有那样高的演唱水平，他们掌握的这种音乐有如此高的文化价值，但他们却毫无怨悔地在这样的条件下默默地传承着民族文化的命脉。仅此一点，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我要举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一种传统音乐，都已经或正在遭遇这样的挑战，都要以一种无奈的窘态对待这种无奈的现实。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丝路民间音乐丰富的蕴藏、巨大的价值是无可争辩的，而它们被一再“边缘化”的现实更是我们应该正视的。我们的历史任务是，一方面热烈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一方面传承保护好包括音乐在内的丝路人文资源。这也许是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够实现的伟大目标。但无论前面的道路有多么曲折，我们都不会动摇！

　　最后，我想以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潘新近出版的《丝绸之路》一书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丝绸之路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帝王、军队、商人、学者、僧侣、奴隶，往来在这条道路上，创造并传递着财富、智慧、宗教、艺术、战争、疾病和灾难。”

　　“丝绸之路让中国丝绸和文明风靡全球；罗马和波斯在路边缔造了各自的帝国；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迅速崛起并传遍整个世界；成吉思汗的铁蹄一路向西，在带来杀戮的同时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大英帝国通过搜刮丝绸之路上的财富，铸就了日不落的辉煌；希特勒为了这条路上的资源，将世界推入战争和屠杀的深渊。时至今日，丝绸之路上的恐怖主义，依然是美国争霸道路上挥之不去的梦魇！”

　　“翻开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你将发现，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创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引自《丝绸之路》书评）

于古城西安思仁斋

2017年3月20日草

2017年6月8日改定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