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唱片业起源于上海，发展壮大于上海。从唱片进入中国之日起，直到1995年黑胶唱片停产，上海始终是中国唱片业最重要的基地。
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唱片。20年后，唱片进入了中国领风气之先的城市上海。到20世纪初，在上海经营唱片、唱机的外国人已不少，听唱片成为国人的一种时髦。有个叫乐浜生的法国人在上海南阳桥（现西藏南路）一带设摊播放“洋人大笑”，生意兴隆。但那一时期，不管是销售还是设摊放唱，唱片都来自国外，即使是京剧、广东粤剧等中国文化的内容，也是在中国录音后送到国外压片，再运回国内的。直到1917年，法商百代公司和大中华唱片厂相继买地建厂、购置设备、开工压片，中国才有了自己的唱片工业。
1949年之前，中国的唱片公司基本都在上海，而上海多家唱片公司中，最具实力的，是百代、大中华、胜利三家。我们简略地梳理一下这三家公司的发展脉络。
1908年，法国人乐浜生在设摊播放唱片取得第一桶金后，开设了法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1909年开始在国内录音；大约在1917—1918年期间，在徐家汇购置土地，建厂房，买设备；1919年，在上海本埠生产的唱片面市。1930年12月29日，法商百代产权转让为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1934年6月25日，英商百代更名为英商电气音乐实业（中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Electric & Musical Industries（China）Ltd.,简称EMI。无论是法商百代、英商百代，还是后来的EMI，唱片的主要品牌始终是“百代”，商标始终是“雄鸡”，因此在一般人的概念里，EMI即百代。
东方百代、EMI时期百代唱片封套
自百代在徐家汇购地建厂后，地块逐年扩大至60亩，1926年这里又建造了灌音部，也就是小红楼，1936年紧挨着小红楼建造了录音棚。这个北靠贝当路（今衡山路）、南临徐家汇路（今肇嘉浜路）的地块被称作百代公司旧址。
1940年代拍摄的百代小红楼和录音棚
1917年，孙中山先生邀请日本人铿尾庆三来沪创建了中国唱盘留声公司，地址在虹口的大连路，公司于1920年左右开始生产唱片，唱片商标为“双鹦鹉”，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唱片品牌定名为“大中华”。该公司建立之初由中日资本家合资经营，1927年，12位中国民族资本家联手收回日资股份，改由中国人自己经营，并更名为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所以大中华是第一家真正的中国人的唱片公司。1937年8月13日上海沦陷，日本人铿尾庆三重新掌管大中华，将大中华改名为“大上海蓄音器株式会社”，唱片改用“孔雀”商标，因此那段时期大中华也叫孔雀唱片公司。
大中华唱片封套
1929年，美国广播公司RCA与日本胜利留声机公司合并，第二年在上海成立子公司，名为上海RCA胜利唱片公司，地址在杨浦的平凉路，唱片品牌即“胜利”，商标为“狗听喇叭”。1939年，日本人扩大股份至51%，成为大股东，将其改名为中国胜利唱机有限公司。
胜利唱片封套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日军进占租界，百代公司因英商背景而成为“敌产”，被日本人接收。1942年，日本军方全面接管了百代、大中华、胜利三家唱片公司，合并组建为中华音乐株式会社。在此期间，唱片基本集中在百代生产，使用百代的商标和版号，片芯上标注有“大日本军管理，受托经营者中华音乐株式会社”字样。
1945年抗战胜利后，英商收回百代并很快恢复正常生产。大中华重新回到中国资方手中，但因负债累累不能正式开工，1946年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出资将其收购，成为国有企业。胜利公司因其日资背景先是被国民政府接管，后美国广播公司提出权利要求，并出资收购了原属于日本的51%股权，使胜利成为美商的独资公司。
此时上海的唱片业名义上仍然是三足鼎立，但大中华和胜利都因设备陈旧、实力不足、经营不善而难以与百代竞争，唱片市场实际上形成了百代独大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9年。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9日，军管会接管大中华，6月3日录制了第一批节目《解放区的天》等六首歌曲和民乐，6月6日第一批唱片出厂，被迅速分送到上海和各地的广播电台。这是新中国唱片出版事业的开端。
大中华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唱片厂。1949年7月，定唱片品牌为“人民唱片”，商标图案是光芒四射的五角星和工农兵。1950年1月更名为人民唱片厂，划归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由上海的企业变为央企。1950年5月迁往北京，改称北京人民唱片厂。
人民唱片片芯
此时的百代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只拿到三个半月遣散费的百代职工成立了“复工委员会”，派出代表与英商交涉，并向华东工业部请愿支持复工。华东工业部的代表，百代“复工委员会”的代表，与百代英商进行了一轮又一轮谈判，终于于1952年1月5日签订了厂房和设备租赁合同，在百代公司的原址建立了华东工业部上海唱片公司。公司于合同签订的当天正式挂牌，3月15日开工生产，唱片品牌为“中华”，商标图案为天安门和华表。1953年，公司也划归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更名为上海人民唱片厂。
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与EMI签订的工厂租赁合同
中华唱片片芯
胜利公司在上海解放后被军事管制。1951年6月，华东工业部批准筹建公私合营上海唱片制造有限公司，将胜利公司的厂房和设备作为公股投资，后因私方未遵守合约而中止筹建，胜利公司的资产部分留存上海人民唱片厂，部分调拨北京人民唱片厂。
1954年3月，北京人民唱片厂迁回上海，与上海人民唱片厂合并。1955年1月，上海人民唱片厂更名为中国唱片厂。至此，旧中国三个最重要的唱片公司，兜兜转转，殊途同归，共同奠定了新中国唱片业的基础。
1958年6月，中国唱片社在北京成立，负责唱片的编录出版工作，同年成立中国唱片社上海编辑部（后更名为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办公地点即衡山路811号的原百代公司小红楼。1963年，唱片发行公司在上海成立。1983年2月，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中国唱片厂、上海唱片发行公司合并，成立编产销三位一体的中国唱片上海公司。
中国唱片社出版的“中国唱片”早期封套
1958年9月，第一批密纹唱片出版。1966年薄膜唱片投产。1972年粗纹唱片停产。1980年1月，立体声大密纹唱片投产。1995年，在盒式音带和CD等新载体的冲击下，黑胶唱片停产。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中国唱片业的足迹没有离开过上海，甚至没有离开过徐汇。虽然人民唱片厂到北京兜了一圈，但很快就回来了；虽然中国唱片社设在北京，多数的编辑录音工作在北京完成，但编录完成的节目还是送到上海来生产，并从上海发行到全国；虽然后来北京、成都、南通等地相继有了唱片厂，但只能生产薄膜唱片，上海始终是黑胶唱片的唯一产地。这个唯一产地，就位于现在北靠衡山路、南临肇嘉浜路的徐家汇公园当中，这里是百代公司旧址，也是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旧址。
关于中国唱片业的起源、演变和发展，有不少文字的记载，也有很多实物见证，其中最为大众知晓的，就是徐家汇公园中的小红楼。在我们保存的百代公司旧文档中，有一份公司所有房屋建筑的建造年份和面积清单，其中写明“灌音部”即小红楼建造于1926年，此后的75年中，小红楼始终是唱片公司编辑部、录音部、出版部的办公楼，直到2001年中唱上海公司迁离。
13万面唱片金属模版，是中国唱片业的宝贵遗存，也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这些模版的时间跨度为1920—1990年代，内容涵盖戏剧、音乐、曲艺、文化教育、名人演讲等各个门类，其中1935年录音的第一版《义勇军进行曲》，可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他精品不胜枚举。这些珍贵的声音档案记录了近百年的中国好声音，也折射出中国近代世事人文的变迁。
还有很多文字档案记载着唱片公司的发展历程。
第一类是合同。
比如1930年12月29日签订的两份产权转让合同，法商百代公司是把产权分别转让给了英商东方百代公司和中国唱片有限公司，英商百代获得了百代名称的使用权、商标使用权和全部的模版，中国唱片有限公司获得徐家汇路的厂房及设备，但这两个公司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董事会班子。1934年7月10日，英商东方百代公司、中国唱片有限公司分别与EMI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合二为一。通过这些合同，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它们之间转换、延续的关系。比如1952年1月5日EMI与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签订的租赁工厂契约，约定了租借区域，约定租借是为了“生产之用”，规定不予租借的是原有公司名称、各种商标和全部模版，并约定每月租金为8000折实单位。什么是“折实单位”？原来解放初期为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人民政府和人民银行共同推出以实物为基础，以货币作计算单位的折算措施。上海是以白粳米1斤、生油1两、煤球1斤、龙头细布1尺等四种物品前五天的平均价作为一个折实单位的牌价。所以租金定的不是多少钱，而是多少折实单位。
除了产权转让合同，还有唱片公司与作者、艺人、文艺团体的版税合同近200份。这些合同的正本原件都保存完好。
1933年东方百代有限公司与黎锦晖签订的合同
第二类是公司内部文件。
这类文件很多，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即英商东方百代时期和EMI时期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从这些会议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1930年英商东方百代注册时，地址为北京路2号，1932年11月迁至圆明园路19号，1933年9月迁至徐家汇路1099号；还可以看到：法商百代变成英商百代后，乐浜生仍为公司董事，持有股份，并且拥有“有权雇佣或解雇他认为必须雇佣或解雇的工人、职员、技术人员以及销售人员；有权确定并支付他们的工资、佣金、津贴；有权管理公司所有职员”等13项重要权力，直到1932年2月2日董事会批准其辞职。从1930年12月29日到1941年8月18日，11年间，董事会平均每个月开一次会，每次都有详细记录，其中的信息量之大可想而知。
东方百代、EMI董事会会议记录簿
第三类是信件。
有唱片公司为组录节目与艺人、中间人的通信；唱片公司与作者、演员、电影公司之间的通信；唱片公司与销售商之间的通信。比如有一个文件夹，标明是“1937年百代订货、提货、付款来往函件”，共保存信函700页，涉及浙江、山东、安徽、四川、河南、山西、云南、江西、河北、福建、陕西、甘肃等十余个省份的销售商家。信中除了添货申请外，还有质量信息反馈。
百代公司给梅兰芳的信
周璇给百代灌音部主任傅祥巽的信
这些文档，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录，是研究中国唱片业的发展、研究上海这座城市历史文脉的具有重大价值且非常可靠的素材。
中国唱片业的百年历史，与上海这座城市息息相关，是上海应该留住的城市记忆。希望能在上海建一座唱片博物馆，展示珍贵资料，讲述历史故事，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唱片，同时也更多地了解上海。
（作者系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原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