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百代的缘起
上海百代公司的创始者是法国人乐浜生（E.Labansat，亦称“乐班萨”）。19世纪90年代中后叶，他辗转来到上海，几经周折后，沿街设摊播放唱片，以此谋生。此时已进入20世纪初叶，唱片刚传入中国不久。在当时通商大埠的集市、庙会，乃至街边，设摊播放留声机的小贩时有所见，乐浜生的摊点位于南阳桥（今西藏南路）附近。他取娱听众的主打唱片据说为“洋人大笑”（也称为“五人大笑”）；收费也颇低廉，有人考证每次只须铜钱10文。
《洋人大笑》唱片
不出数年，乐浜生便小有资财，于1908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最初称为“柏德洋行”，改称百代公司是1910年4月间的事。柏德洋行从创立之初起即为法国百代公司（Pathé Frères）的在华代理商，代理销售该公司出品的各式留声机、唱片、电影机械、影片等。“柏德”为法语“Pathé”的音译。柏德洋行设有总行及分行。总行坐落于四川路九十九号，分行位于四马路老巡捕房西首中和里口；房屋均是租赁的。为了便于营业，还安装了电话，总行的电话号码为“二三八九”，分行的电话号码为“二八六二”。此外，柏德洋行在外埠还有两家经销处：位于南京下关的润昌公司和江西洗马池的李怡昌号。
1910年4月19日《申报》，上载“百代公司即是柏德洋行”
柏德洋行并不是法国百代公司在中国的唯一代理商。20世纪初叶，法国百代公司在北京、天津陆续设立了代理机构，重点是开拓与电影有关的业务。然而乐浜生却将唱片放在了柏德洋行业务发展的首位。创立不久，他即开始考虑在国内进行唱片灌音，为此从法国购来录音设备，并聘请技师一人来沪；而制定录音方针、联系录音对象等事宜就由买办张长福负责。当时灌录唱片，内容绝大多数为京剧，间或夹杂若干地方戏曲。然而张长福与京剧界素无交谊，对京剧艺术也不甚了了，他是倚靠著名票友王雨田、乔荩臣才得以打开局面的。1909年3月3日，清廷宣布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双国孝”结束，柏德洋行的北上灌音终于得以成行。灌音后，运回法国由百代公司制成唱片，再返回上海销售，柏德洋行也改称为法商东方百代公司（Pathé Orient）。
二、“雄鸡”诞生：名伶荟萃的法商时代
这批首次灌录的百代唱片问世后，风靡一时，百代由此脱颖而出，令谋得利洋行（代理“胜利”品牌）、老晋隆洋行（代理“哥伦比亚”品牌）等老牌唱片商很有些招架不住。这批唱片为百代公司赢得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转机。全新登场的百代唱片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呢？究其原因，不外乎内容与质量两条。首先就内容而言，可用“名伶荟萃、好戏连台、行当齐全”予以概括。如谭鑫培所灌录的《秦琼卖马》《洪羊洞》，虽然并不算其最得意的剧目，但却在此后十余年内一直保持着百代唱片中销售量第一的记录，直至1921年以后才被露兰春灌制的《阎瑞生（惊梦）》所打破。这次灌片对于谭鑫培本人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灌唱片。百代公司宣传这次唱片的广告中有“所唱各片，如大名角小叫天、王雨田、讷诏先等，惟本行独有，他家断难仿冒”的语句，即可为之佐证。唱片能够如此走红，自然与其质量息息相关。在这方面，百代公司最突出的品质是讲究诚信，在灌音过程中绝不弄虚作假，而这在当时上海的主要唱片商中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以谋得利洋行早期灌录的“物克多”京剧名伶唱片为例，孙菊仙平生不照相、不灌唱片（甚至连蜡筒也不灌）的特点早已为伶界所共知，而谋得利洋行却屡屡发行冠以孙菊仙之名的“物克多”唱片，显系伪作。
《申报》1921年12月4日刊登的百代公司名伶唱片公告
在首次灌片成功的激励下，百代不久实施了第二次集中灌片，在巴黎制片后，陆续返回国内销售。自1913年6月起陆续到沪，至7月20日之前全部到达。较之第一批，第二批唱片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彩，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了。
正值百代公司前程似锦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法国百代公司的正常业务受到严重影响。对于成片完全依赖法国总公司的东方百代而言，必须另作决断。在这种情况下，百代公司于1915年初决定在上海购地建厂，厂址选在徐家汇谨记桥徐家汇路1434号（今肇嘉浜路874号、徐家汇公园所在地）。历经两年有余，工厂终于在1917年内建成投产。东方百代生产的仍为钻针粗纹唱片，片纹由外向内，片心处开始印有鲜明的红色“雄鸡”商标。这就是俗称的百代“红片”，著名的百代“雄鸡”也从此享誉中国。法商东方百代公司遂成为中国唱片史上第一家唱片生产企业。唱片生产的完全本土化使百代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唱片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加盟的名角越来越多，发布新片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每年都有新片推出。
三、“时代曲”——英商时代的主旋律
正当法商东方百代公司踌躇满志之际，远在法国的百代总公司却于1929年发生巨变，其唱片生产部门及法商东方百代公司于1930年被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收购。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完成收购后，于1930年即向香港政府进行了企业注册。鉴于百代唱片的品牌影响力，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决定继续沿用“百代”的品牌和商标。新公司定名为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Pathe Orient,Ltd.”，注册资本150万英镑。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包括总店、制造厂，以及两家外地分店。总店即总发行所，地址由四川路九十九号迁至圆明园路19号4楼。制造厂被命名为中国唱片有限公司（China Record Co. Ltd），仍位于原址，但门牌号码变更为徐家汇路一0九九号。设备、规模较之法商时代均更为充实、扩大。职工人数达到1500人前后，厂房、机器等值银400万两。
1931年，英国留声机公司（HMV）在兼并了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之后，组成了英国规模最大的唱片企业——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Electric & Musical Industries Ltd.,简称EMI）。1934年6月，EMI将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及中国唱片有限公司合为一处，更名为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Electric & Musical Industries(China) Ltd.），作为其在华分公司。由于继续沿用百代品牌及商标，因此一般仍被称为百代公司。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将原设于圆明园路19号4楼的总发行所迁往徐家汇路一0九九号，与制造厂合为一处。在厂区内新建办公用房多处，雇佣的中外职员虽比以前略有减少，但一般仍维持三四十人的规模。20世纪30年代中叶的百代公司雄踞于上海市区西南部的徐家汇，占地达二十余亩；职工逾千人；所拥有的不动产及机器设备等价值法币五六百万元；年营业额约为法币一百万元。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唱片制造厂。
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时代的百代唱片在内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京剧让位于20年代末崭露头角的“时代歌曲”，后者逐渐成为百代唱片中最重要的部分，并最终在某种意义上演变为百代唱片的代表。无论对于中国唱片业、中国现代流行音乐，抑或中国现代城市生活，百代唱片在内容上的转换都可谓意义深远。正如“名伶唱片”代表了法商时期的百代唱片那样，“时代歌曲”代表了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时代的百代唱片。从这两种类型唱片的相继问世与走红中，可以解读出多种意义：从表面上看，它象征着中国唱片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其深层次涵义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它意味着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通俗流行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
四、日蓄时期的百代公司
1937年的百代公司达到了鼎盛点。然而，正当它雄心勃勃、意欲更上一层楼之时，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由于是英商企业，百代公司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虽还能依旧制售唱片，维持着正常的经营业务，然而已直接感受到了来自日本当局的压力。这种压力源于日本方面对唱片的管制措施。在最初的一二年里，日本当局在涉及到具体个案时态度还比较谨慎，这种情况一直到临近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才发生了较大改变。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即日占领公共租界全境，英、美在沪资产成为“敌产”，由日军予以没收，侨民成为“敌侨”被监禁。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在劫难逃，公司全部资产被日军接管，英、美籍职员被迫离职，随后即遭日军监禁，被拘押于上海“敌侨”集中营内，饱受身心折磨。
日本占领当局接管百代公司之后，并无意使其处于闲置状态，而是希望继续维持生产。日本方面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顾忌百代作为唱片品牌在中国的影响力。毋庸置疑，百代唱片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唱片品牌，已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象征性符号之一。因此在日本当局看来，百代的“雄鸡”能否继续引吭高歌，已关涉外界如何评判日本统治上海城市社会的能力，具有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意义。
为了使百代公司继续生产唱片，日本当局必须选择一家具有相当资质的企业对其实施托管，最后被选中的是株式会社日本蓄音器商会。百代公司由此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依旧维持着“上海百代公司”的称号，继续使用“雄鸡”商标，但出品的唱片底端则清晰地刻有“大日本蓄音器”的字样。这其实是接管方经营理念的一种反映：即最大限度地利用百代的品牌号召力，尽可能地冲淡中国顾客对日方经营这一现实的厌恶和抵制。
沦陷时期的百代并非全然黯淡无光。中国现代流行歌曲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即诞生于这一期间，一些最富盛名的歌手、作曲家、词作者也得以一展才华。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期间如果没有日军侵略及日伪统治，中国现代流行歌曲以及百代公司的事业无疑将会更加顺利，取得的业绩也将更为辉煌。
抗战胜利后，英商收回了百代公司的所有权。由于厂房、设备基本完好，所以英方只进行了简单的调试与维修即恢复生产。从1946年至1949年5月，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录制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唱片，内容基本为流行歌曲。但百代公司的辉煌却是短暂而脆弱的。从1948年起，公司的经营就开始逐渐滑坡，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已处于停业状态。上海解放后，百代公司与中国唱片业一起，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百代”唱片是近代中国唱片业的标志，也是近代中国声音文化的象征之一。作为中国最初、规模最大的近代化唱片制造厂，位于徐家汇路的上海百代公司在上海史、中国近代史上可谓流光溢彩，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百代”唱片及百代公司档案，为从声音角度解读、还原历史场景，梳理近代文化、社会生活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标新立异、丰富完整、极富于历史人文价值的史料。上海百代公司之所以选择在当年法租界内的徐家汇路建厂，历法商、英商、日商三世于不倒，“百代”唱片终成上海史、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其中缘由值得深加探究。2017年正值上海百代公司唱片厂建成投产一百周年，虽然今日“百代”已风光不再，但是它在历史长河中依然熠熠生辉。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