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说唱是用上海方言进行说唱的一种曲艺样式，它滥觞于江南地区的唱小曲，与小热昏和独脚戏唱派节目有着血缘关系，又吸收了相声、评弹等艺术的元素，发展成一种兼有说、表、白、演多种艺术手法的艺术。由于它兼有滑稽的成分，又用各种戏曲、曲艺的曲调及民间小曲演唱，很受观众，特别是江南一带观众所喜闻乐见。前辈名家有王无能、江笑笑、鲍乐乐、袁一灵等。当代上海说唱的演员中间，黄永生是佼佼者。
黄永生
上海说唱前辈名家（左起）鲍乐乐、江笑笑、刘春山、袁一灵
黄永生自幼喜听卖梨膏糖等说唱艺术，自己学了一些段子，就想拜师学艺，但当时拜师费极其昂贵，拜不起。后来黄永生进工厂当了学徒。解放后，由于宣传需要，他用滑稽曲调填上词句进行演出，颇受群众欢迎。他的艺术才华为著名滑稽艺术家袁一灵所赏识，并热情加以辅导。后来黄永生参加南京部队文工团，又跟著名曲艺演员高元钧学艺，艺事日进。他演唱的上海说唱吸收北方单弦、南方评弹的营养，别具一格。1964年他演出的《热心人》，在第三届全军文艺会演上荣获创作、演出一等奖，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此后，他孜孜不倦地创作、演出、探索、改革，创作的节目有数十个之多，不论数量与质量，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观众中有较大的影响。经过黄永生及其他同行的辛勤努力，上海说唱这朵曲艺之花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黄永生晚年非常重视上海说唱的传承工作，他坚持在民间定期举办“曲艺大家唱”茶座，在群众中普及上海说唱艺术，活跃社区群众文化生活，培养上海说唱的人才，意在活态保护上海说唱这门艺术。2008年起他扎根在徐家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每逢星期天下午举办“黄永生曲艺大家唱”，并亲临现场。直至2013年8月4日，他参加完第574期的“曲艺大家唱”后，当晚永远地离开了他喜欢的舞台和喜欢他的观众。现在，徐家汇街道为上海市级“非遗”项目上海说唱的保护基地。
黄永生创演了大量的上海说唱作品，不仅在剧场、电台和各种场合演出，而且刊登于《小舞台》《新演唱》《文艺轻骑》《工农兵演唱》等刊物，广受欢迎，影响深远。他创演的作品贴近现实生活，风趣诙谐，通俗易懂，再加上他演唱嗓音宽厚，唱腔圆浑有力，表演豪放洒脱，使得作品具有鲜明的喜剧风格和丰富的娱乐性。
刊登黄永生上海说唱作品的刊物
从表现的题材内容来看，黄永生的上海说唱节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政治讽刺题材，如深入揭露“四人帮”丑恶面目的《古彩戏法》《狗头军师》《政治流氓》《两次宴会》等；2.塑造先进人物，歌颂先进思想，如《好市长》《人民售票员》《寻车子》《第三次婚期》《龙卷风》等；3.反映现实生活、世态人情，针砭时弊陋习，如《狗眼晴传奇》《鬼魂西行》《乐极生悲》《死要铜钿》《等退票》《我们曾经见过面》《儿子像啥人》《人财两空》等；4.其他，如取材于民间故事的《如意算盘》，以展现技艺为主的《上海游》《唱山》等。无论是哪一类，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具有很强的喜剧色彩和娱乐性。
一、作品努力加强故事性，使之有情有节，引人入胜，以适应听众的审美探究心理
他特别注意构筑喜剧的故事框架，将说唱、表白镶嵌于这个框架之中，显现出很强的娱乐性。以前的独脚戏中的唱派节目，往往技艺性强，但故事性稍差，如《金铃塔》主要表现唱功和绕口令的技巧，《白相大世界》也是戏曲曲调的连唱，唱段之间没有前因后果的情节关系。黄永生的绝大多数上海说唱作品都是以故事见长的。
他的成名作《热心人》以误会、巧合等手法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大雨倾盆的晚上，解放军战士田德志到轮船码头接从宁波来上海探望他的母亲，途中捡到一只皮夹子，皮夹里除了工作证、钞票之外，还有一份“母病危急”的电报和当天的轮船票。田德志急人所难，暂时放下接母亲的事，而急着去寻找皮夹的失主。而失落皮夹的三轮车工人范生录来码头寻找皮夹，适逢乘船来上海的田母，田母不见儿子来接，又不知道儿子服役部队的地址，加上风雨大作，陷入艰难的处境。范生录问清情由，把自己的事暂放一边，踏着三轮车帮助田母找儿子。最后田德志和范生录相遇，原来彼此帮了对方的忙，谁也没有误事，作品自然而然演绎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深刻主题。这个故事用巧合的手法，显得情节集中而富趣味性，皮夹子与田德志字音相混，是误会，整个故事构思巧妙，悬念丰富，有很强的娱乐性。这比直率地歌颂舍己为人的精神要生动得多。运用巧合、误会等手法构筑故事的还有《一只女式手表》《人民售票员》《我们曾经见过面》等。
《96号铜牌》通过银行遗失的一枚领款的铜牌，引出了一个饱含血泪的曲折故事。如果说《热心人》主要以巧合结构故事，那么《96号铜牌》更突出的是以悬念吸引听众。说唱一开头是1978年3月12日，南京路银行储蓄所的营业员陈国泰“战高温”十年刚回到原来的岗位，做准备工作时发现了一块96号铜牌，这块铜牌已经遗失了十年。演唱者以沪剧曲调把人物带入深沉的回忆。这笔生意正好是十年前陈国泰亲手经办的，但十年过去了，铜牌一直没有回来，一笔存款无人领取，这“真正的主人在何方”？一下子就构成了强烈的悬念，为听众营造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触发起听众的审美探究心理。接着演唱者以说唱相间的形式，描述了几个情节，一个情节是十年前，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拿了一张具名李勤的存单来取钱，老陈交给她一块96号的铜牌，可是老陈询问了几句，一会儿小姑娘便踪影不见了。几天后，老陈根据存单上的地址去找存款人李勤，可是李勤一口否认存过钱，老陈失望而归，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老陈头脑却留存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故事悬念又增添了一层。第二个情节，十年后，老陈再次去寻访调查，原来上次老陈去找李勤，他们的谈话被当时厂里的造反司令蒋大章听得，蒋偷了被打成走资派的党委书记老戴一张150元的存单，于是嫁祸于人，诬陷李勤所偷，并把她调到外地工厂。这个情节推进了故事的发展，但悬念并未消释。第三个情节，老陈根据李勤母亲提供的线索，到青浦找她的亲戚王志良，这才真相大白，原来王志良是小学教师，积蓄了一些钱，准备买收音机，为防意外，冒名存下这笔钱，后来王志良被政治运动波及，不幸去世。王的妻子叫亲戚李勤去取钱，但老陈询问，她讲不清楚，故而悄然离去。这个作品围绕一块铜牌串起了两桩冤案，并始终以悬念维持听众的审美注意。以悬念结构故事的，还有《真正急煞人》等。
在黄永生的说唱作品中，更多的是将说、表、唱、白镶嵌于一个喜剧故事的框架之中，使听众得到轻松愉悦的审美感受。比如《两次宴会》，情节很简单，“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陈阿大设宴招待外宾哈里卡，见到一个小兄弟也来参加，便说：“小贼也来出外快！”外国人听不懂，翻译急中生智，说：“这是上海土话，意思是您好”。哈里卡到北京，张春桥设宴招待，他走上前用中国话对张说：“密司脱张，小贼出外快！”经过翻译解释，张春桥也只好回答哈里卡“小贼出外快”。通过前后两次对比、重复，构成极好的喜剧情节，把荒唐丑恶揭露在听众面前，使人捧腹大笑。
《鬼魂西行》写的也是一个近乎荒诞的喜剧故事，王阿财鼓嘴弄舌，宣传迷信，亲手导演了一出配鬼亲的闹剧，花轿里坐了骨灰盒，黄鱼车里装满了纸扎的沙发、被头、电冰箱等，最后在焚化这些冥器时，引起一场火灾。这个故事不仅结尾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整个故事的进程都是将那无价值的丑恶的现象撕破给人看，其浓厚的娱乐性显而易见。
听故事可以说是我国民众长期积淀下来的一种基本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生动的故事、有趣的情节也成为我国民众对文艺娱乐性的要求的一个方面。黄永生的上海说唱注重有情有节、引人入胜的故事，就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娱乐性及其流传的活力。
二、说唱节目以精彩丰富的演唱艺术给人以悦耳动听、娱心动容的美感享受
上海说唱主要是听觉艺术，它的娱乐性也主要表现于美听方面。它除了要求作品本身的语言有可欣赏性之外，同时要求演唱者说的技巧和唱的艺术都有一种魅力，能够以美听来满足听众听觉方面的美感享受。唱得好，娱乐性相对也强。黄永生无论说表、演唱都有较好的天赋和基本功。他口齿清晰，伶牙俐齿，嗓音宽厚，唱腔圆浑有力，演唱神完气足，演唱技巧全面。他熟悉多种戏曲、曲艺的唱腔，平时经常向戏曲名家讨教，自己又勤于练习，因此无论沪剧、锡剧、甬剧、越剧、绍剧及各种小调，都唱得很好。他唱《金铃塔》，绕口令咬字准确，快而不乱，一气呵成。他唱浦东说书，音乐性强，且有很强的乡土气息。他唱《上海游》更见功力，这个段子是借鉴沪剧传统开篇《游码头》重新编写的。《游码头》是前辈沪剧艺人王筱新、筱文滨的拿手杰作。黄永生模仿他们的唱腔，无论声口、转腔、甩腔，都能听出几分神韵。听《上海游》，不仅为节目中描述的上海新貌及俯拾皆是的笑料所吸引，而且沪剧开篇特有的韵味，对听众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和听觉享受。
黄永生的上海说唱《唱山》用优美的锡剧、沪剧、黄梅戏等唱腔歌唱祖国的名山，诸如昆仑山、峨眉山、灵岩山，直至上海的金山，最后把唱过的几十个山，次序倒过来用沪剧〔赋子板〕一口气唱出，如山间飞瀑，一泻千里，唱来喷口，急而不喘，既有很强的技艺性，又有很强的娱乐性和欣赏性。
在其他描述故事、刻画人物的段子里，黄永生注意用音乐唱腔的手段，配和说表，发挥叙事、抒情、塑造人物的功能，使唱词与音乐较好地结合，形成一种富有娱乐性和思想内涵的复合艺术形象。
三、说唱节目戏剧色彩非常鲜明，作品时常注重构筑喜剧的结构
喜剧、滑稽往往具有特别强烈的娱乐性，因为它不像正剧那么严肃，也不像悲剧那么沉重；相反，它很轻松，风趣，使人愉快，发笑。这里我想着重谈谈，黄永生的上海说唱节目如何努力塑造喜剧性格以及如何运用各种招笑手法造成浓郁的喜剧效果的。
（一）努力刻画喜剧性格。
他的作品从结构看可分两类：一类是叙述故事始末，纵向结构；一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辐射性结构。从数量看，前者居多。但不论哪一类，他都很注意对人物喜剧性格的刻画。说唱《儿子像啥人》中的主人公高志豪，其爱人生了个儿子，他兴冲冲到医院来接儿子，看着儿子很像自己，心想，你爸爸是个小小办事员，你以后起码要当个科长。在医院门口他先后遇到张科长、王主任、刘书记。张科长说孩子像他妈妈，他想科长水平高，肯定比自己眼睛准，再看看，确实像娘。可是王主任说孩子像他娘舅，他想，王主任比张科长职位高，讲话肯定比他正确，再看看，儿子是像娘舅。刘书记来了，说：“不像你，不像娘，不像娘舅，像隔壁的吴大毛。”高志豪想，刘书记熟读马列，掌握政策，肯定正确，但再一想，这吴大毛是爱人单位里的会计，脑子想到歪路上去，便把孩子掼在凳子上，走了。这时，一个老太太叫住他，说：“孩子像你！”一看这老太太是陈局的母亲，老根据地来的革命老妈妈。他想：“根据地来的人，讲话总归有根据的。”于是又相信孩子像他。此时，医院的护士出来，说他弄错了号码，抱错了孩子，这孩子不是他家的。真是啼笑皆非！通过一个反复否定的故事，把高志豪那种趋奉附和、毫无主见的喜剧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同时也揭露出社会上流行的“谁大听谁的”的陋习，具有强烈的滑稽效果和讽刺意味。
《粗心人》是个小段子，其中粗心人的喜剧性格也让人忍俊不禁。他接到舅父去世开追悼会的通知：29日星期三上午十点钟。他只记了三、十两个数字，后来误认为三十日开追悼会，跑去大哭了一场，哭好一看，死者不是娘舅，却是个女的，便奇怪地问：“我的娘舅叫陈宰庭，怎么是女的？”对方回答：“这是我妹妹金秀英。”演唱者还加了一句：“这当他是庵堂相会了。”（陈宰庭、金秀英都是沪剧《庵堂相会》里的人物）整个段子妙趣横生。
粉碎“四人帮”不久，黄永生演唱了《古彩戏法》《狗头军师》《政治流氓》等一组揭露、讽刺“四人帮”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夸张的手法刻画了“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做出的种种滑稽、荒唐、丑恶的行径。
《狗头军师》着重刻画张春桥“老狐狸偏要打扮成诸葛亮”“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性格。他一心想当总理，拟定了“强烈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唆使其喽啰偷偷贴出，谁知喽啰心急贴错了，贴成了“张春桥强烈要求当总理”，于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全曲用“哭苗根笃爷”的曲调演唱，很有讽刺意味，预示着他们一伙灭亡的下场。
《古彩戏法》以古彩戏法比喻江青搞阴谋诡计。段子先写她的外部形象：“自编自导自己演，涂脂抹粉自化妆。今天她穿起吕后的百褶裙，武则天一件绣花蟒，慈禧太后的凤靴脚下穿。……”揭示了她想当女皇的野心，接着，重复数次“毯子身上盖一盖”，写她一会儿变出金印一方，一会儿变出黄金万两，一会儿变出卖国文章，一会儿变出“帽子工厂”，最后阴谋被粉碎，剥下画皮，揭开毯子看真相，原来是三十年代的叛徒、七十年代篡党夺权的野心狼。这些作品由于形象生动鲜明，讽刺辛辣，一经演唱，不胫而走，在群众中流传甚广。
（二）运用多种手法，制造笑料和喜剧效果。
1.夸张。说唱《香烟头》中说到老刘怕老婆，结婚前，每天抽两包香烟，结婚后只能每天抽三支，香烟上写好A、B、C，早上抽A支，中午抽B支，晚上抽C支，当他吃感冒药片。每天抽三支香烟，这不稀罕，但在香烟上标明A、B、C，像吃药片一样按时服用，就将事物夸张到了极度，由此产生了喜剧效果。
2.误会。《第三次婚期》中，军医陈碧春为了解救三轮车急病工人，推迟回乡结婚时间，写了张条子，托人打电报给母亲与未婚妻，条子写“不及返家”，打电报的人，匆忙之间，漏写了一个字，成了“儿因送进医院开刀……”，造成误会，闹出笑话。
3.巧合。《我们曾经见过面》中，肇事的汽车驾驶员陈强违章超车，还骂公共汽车司机是“憨大”，“你爷叔开车晓得吗”？谁知公共汽车司机就是他未来的丈人，这一巧合构筑了很好的喜剧氛围。《一只女式表》里，女青年拾到的手表，正好是她男朋友为她买的那只手表，而那位错怪女青年侵吞手表的又正巧是她男朋友的父亲，在偶然性中生出许多的笑料。
4.通过语言技巧制造喜剧效果。如前面提到的《狗头军师》里那幅词句颠倒的标语，还有《人民售票员》中售票员发现一形迹可疑之人的月票有问题，问他在什么单位工作，有没有工作证，那人回答：“我单位没有带，工作证不在上海。”他的语无伦次暴露出他心中有鬼、慌慌张张，同时令人发笑。
5.借鉴滑稽戏中的套子制造笑料。如《死要铜钿》中张秀兰听到丈夫戴国才出差外地在车祸中身亡，为了敲诈抚恤费，费尽心机，谁知戴国才没有死，死的是穿了戴国才衣服的流窜犯，阴差阳错搞出一场闹剧，这里用的是阴差阳错的套子。而《乐极生悲》《鬼魂西行》等用的是自食其果的套子。
6.借鉴和运用评弹中“噱头”手法。如《鬼魂西行》中，王阿财谎说东沟大队的根娣生前爱西沟大队的福根，根娣死后把福根从高楼上推下，这叫“爱的伊死脱”。又说，死人到了阴间都要分开点，荡马路要一定的距离，这叫“死开点”，这些类似评弹中的噱头。黄永生时常借鉴评弹中用第三者评论的口吻，挑出笑料来。如《等退票》中张国良在电影院门口结识一位姑娘，看电影时，姑娘请他吃话梅、橄榄，散场后，一起去买服装，谁知这姑娘拿了试穿的羊毛衫逃之夭夭，张国良只能付款70元，这里演唱者加了一句：“仔仔细细算一算，一只话梅要合着廿只洋。”《买药》中对癞皮狗的开相：“此人长得眉毛细，眼睛小，牙齿扒，颧骨高，鼻头塌，嘴巴翘，老实说，一个人集中介许多缺点也不大容易的。”写新四军侦察员李志浩让杨兴郎服下10片安眠药，这种药吃20片就会死掉，这里有句咕白：“半条命去脱勒。”
7.借鉴运用相声中“抖包袱底”的手法。如《英文翻译》中写王笛一知半解，假充内行，只学会yes、no，就要去翻译。一次在南京路碰到外国人，外国人问：“和平饭店是不是朝前走？”王笛说：“yes。”外国人说：“谢谢！”他说：“no。”第二次，王笛约女朋友李小洁到外滩公园游玩，一个非洲外宾问他：“请问这是不是公园？”他说：“yes。”又问：“我可以进去吗？”他说：“no。”非洲人又问：“是不是因为我是黑人不能进去？”他回答“yes”。非洲人不高兴了，说：“你不是好人。”他还是说“yes”。非洲人说：“这个赤佬有神经病！”这类似相声抖包袱底的手法，《儿子像啥人》的结尾，也是很好的包袱底。《吃老酒》中写司机阿六头吃醉酒开汽车，撞的头破血流，被公安局拘留，他对公安人员说：“能不能弄一瓶高粱酒，关在里面也好过瘾头。”演唱者说：“他还在想吃老酒。”很有点单口相声的味道。
8.运用对戏曲等唱腔的夸张唱法，以及方言、谐音等手法，制造喜剧效果。《如意算盘》中，地主用山东方言，唱山东坠子；账房先生用无锡方言，唱锡剧；师爷用绍兴方言，唱越剧铃下调；长工说宁波方言，唱甬剧。唱的时候对唱腔又作了夸张处理，产生了很好的喜剧效果。
上面谈了黄永生说唱作品中喜剧色彩和娱乐性的种种形态，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这种娱乐性具有鲜明的世俗特点。这些作品很注意市民阶层听众的审美情趣，往往从世俗生活中选取艺术的材料，歌颂普通人美好心灵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作品中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仿佛就活在我们的身边，因此绝无高不可攀的感觉。一些针砭时弊的作品也取材于世俗生活，像《人财两空》中的赌博行为、《鬼魂西行》中配鬼婚的怪现象、《两个媳妇讲婆婆》中虐待婆婆的举动，这些作品无论情节还是笑料，都是从世俗生活里提炼而成的，所用曲调都是观众熟悉、喜爱的戏曲曲调、民间小调及歌曲，所用语言又是生活中的通俗语言，所有这些，都极容易被听众所接受并引起共鸣。另外，黄永生在演唱时，很注意与观众的交流。在不少段子里，演员“跳出来”，与观众“商量”，或向观众设问，或代替观众回答，这样演唱与欣赏就联成一气了。我听过一段《皆大欢喜》的录音，这是黄永生在上海纺织局工会举办的集体婚礼上演唱的节目，其中穿插了大手大脚办婚礼，自讨苦吃，结果背了一身债，唱到这里，他说：“你看，就坐在最后一排的第三行。”仿佛真的就在观众的身边。他又赞扬了集体婚礼的简朴风尚，“结婚不办酒席不收礼，总共化脱不到十只洋”，最后还请新郎新娘们起立，由他指挥唱歌曲《明天的生活比蜜甜》。这里，演唱者与观众打成了一片，娱乐性与世俗性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结合。黄永生的上海说唱之所以受人欢迎，我觉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奥秘。
（作者系上海“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