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版库，其价值不亚于敦煌的藏经阁！”钱益均工程师如是说。从笔者实地考察的情况来说，这个“宝库”的整理、开发和开放，还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准上，戏曲唱片尤甚。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才缺乏，年龄断档。
上文提到，中唱上海分公司在唱片采录上，有着严格的把关程序，特地请来专家进行把关，如不合格，则必须重新来过。这种对唱片事业、戏曲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但是这些专家年龄偏大，且大多是返聘的人才，一旦这些专家不能坚持或继续这项工作，那么，这会对采录工作的质量带来莫大的损失。
20世纪90年代，中唱上海分公司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戏曲唱片合辑：京剧方面有《京剧大典精装版》（26CD），按照脚色行当进行灌制，荟萃了名家精彩唱段，其它如著名的“四大须生”“四大名旦”等名家名角老唱片全集，几乎出了个遍；越剧方面有《越韵华章》（分小生篇、小旦篇）、《越剧唱腔汇珍系列》等；沪剧则有《乡土上海：沪剧老唱片》和《沪剧名家唱腔系列》等。以京剧唱片的筛选和编辑为例，当时的编辑李素茵女士，乃著名红生表演艺术家李洪春先生的女儿，出身梨园之后，对名家名段自是非常熟稔。为了提高唱片的附加值，公司还专门请专家集体策划，撰写附录于唱片的小册子，其中包括已故戏曲研究专家王家熙先生、现任上海东方卫视中心七彩戏剧一级导演的柴俊为先生等，这些专家的加盟，为唱片集的高质量出版夯实了基础。现在这样的编辑已很难觅到。值得一提的是，《越韵华章》这套碟的编辑、“80后”的徐佳睿先生，已是目前上海戏曲唱片界最出色的媒体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才无人出其右，而“90后”“00后”能够接过“接力棒”的人才，就笔者所知，还未出现。如此严峻的现状，实在令人堪忧。
第二，学界业界，缺乏沟通。
近些年来，戏曲研究无论在方法还是内容上，均已取得斐然成果。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阈。将戏曲研究放在“非遗”视野之下，这样的交叉学科研究，取得的成果大大突破了原先文本研究的窠臼，其中，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中心的研究成果，在全国居于前列。
然而，在研究者将视野过多地放在“非物质”时，却忽略了“物质”的不可或缺性。没有物质作为基础和载体，“非物质”根本无从提起。戏曲唱片，恰恰是“物质”（唱片）和“非物质”（戏曲艺术）的完美结合。这样的交叉研究，在中国大陆范围内还没有给予一定的关注，甚至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起步，这在戏曲研究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台湾地区倒是对“物质”相当敏感，早在2011年就出了论文集《超越文本——物质文化研究新视野》，其中李元皓和王安祈两位专家的论文均与京剧有关，是“京剧视听资料与典范建立的物质文化角度讨论”系列论文篇目，眼光视角独特。
正是因为大陆戏曲研究界在唱片研究上的不足，学界没有专门人才指导唱片公司进行专业的唱片整理，因此，唱片公司在很多工作上缺乏头绪，处于做到哪里是哪里的阶段。反过来说，唱片工作从业者，由于缺乏一定的戏曲素养，也无法真正做到慧眼识珠，将具有价值的模版进行整理和再版，更遑论那些尚未发掘的剧种和声音。这个问题不解决，戏曲唱片的保护和整理，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摸索阶段。
第三，三足鼎立，各自为政。
目前，上海国营机构里拥有唱片量较多的，当属中唱上海分公司、上海图书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此外，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也有一定量的唱片藏量）。但是这三家单位在戏曲唱片的数字化整理上，远未做到严密和精确，这和人力的匮乏，以及人员戏曲素养的缺乏不无关系。因此，笔者要了解民国时期戏曲唱片概况时，三家单位均不能提供准确的数字，而且在编目整理上很不专业。显示唱片载体形态最重要的126字段，其中包括唱片材质、转速、声道等信息源等，能够做到这样的，惟有中唱上海分公司。这样一来，民国戏曲唱片的真正藏量，成了一头雾水。
五
鉴于戏曲老唱片保护和研究的现状，笔者提出以下三个建议：
一是集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唱片研究专家之力，尽快编撰出一套“民国戏曲唱片史系列丛书”。
关于中国戏曲老唱片的历史，大陆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当属罗亮生先生的《戏曲唱片史话》（以下简称《史话》）和吴小如先生的《罗亮生先生遗作<戏曲唱片史话>订补》（以下简称《订补》），两文互为参补，是了解近百年中国戏曲唱片出版历史最好的材料。罗亮生（1889—1971），名票，广东梅州大埔人，旅居上海，20世纪20年代悉心研究“谭派”，30年代以后开始从事戏曲研究与评论。吴小如先生是这样评价《史话》的：
这是一篇极有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第一，由于好几家唱片公司都请罗先生参与其事，有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手资料，极为可贵。第二，像这样全面而详尽地论述我国自清末以来戏曲唱片录制、发行、流传的过程，这还是第一篇文章。第三，这篇《史话》，却为从事这方面（通过音响资料来论证戏曲发展的今昔沿革，并用来作为考订戏曲演出史的旁证，进而分析某一演员的歌唱艺术）研究工作的人提供了极其有用的资料。
《史话》以史为线索，对胜利、百代、高亭、大中华、蓓开等唱片公司一一进行叙述，评价各家唱片灌录之特点优劣，论述相对中肯客观；而《订补》一文，则尝试从唱片版本学、唱片校勘学的研究方法，“就罗先生文中所涉及的一些情况加以修订补充”，凸显了戏曲唱片研究的学术地位和价值，为后人的深入研讨提供了明确的学术思路，具有前瞻性意义。
惜乎，21世纪的今天，大陆学界在戏曲老唱片研究上尚未形成气候，大多数学术成果仅为篇幅较短的论文，论题相对较为分散。倒是日本学者宫尾慈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著有《中国戏剧唱片研究》，系统整理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的中国戏曲唱片目录。本书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为京剧唱片编，下部则是京剧唱片编和地方戏剧唱片编。因此，编撰一套资料翔实、内容严谨的“民国戏曲唱片史系列丛书”，对于戏曲和唱片研究界来说，无疑具有补白的意义。
若将此想法落到实处，笔者认为，可以先从一些影响力较大、唱片面数不多、且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剧种入手为宜。昆曲老唱片作为系列丛书的第一部相对合理。首先，目前已知的昆曲老唱片尚不足500面（包括早期的单面唱片和吹腔、时调、干牌子、曲牌等），和体量庞大的京剧老唱片相比，收集、整理的难度小了很多；其次，从罗亮生的《戏曲唱片史话》对昆曲老唱片灌录情况的大致介绍，到朱复先生编撰的昆曲唱片目录被南京（《昆曲唱片目录》）和台湾（《离山堂昆曲唱片目录》）出版的昆曲大辞典收录，再到张洪涛的《昆曲老唱片史话（1903—1948）》，按照不同的唱片公司，对昆曲老唱片进行专业性地排列整理，这一过程中，错讹越来越少，权威性越来越强，为“昆曲老唱片史”的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的宋波、贾红叶两位专家，已于近年（2014）编著了《昆曲唱片小识》一书，其体例是以年代为线索，介绍了横贯20世纪初（1902年）至20世纪80年代（介绍的最后一张唱片灌录于1983年），80余年的昆曲唱片灌制情况，每张唱片包括片号、唱片公司、唱词和演唱者介绍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书虽名曰“小识”，实际上却是昆曲老唱片研究上的“大突破”，凝聚着编著者的心血与汗水。如将以上这些成果的研究精华相结合，由戏曲史家牵头，唱片藏家积极参与，着力于民国期间昆曲唱片灌制的编撰梳理，昆曲老唱片的研究则将更上层楼，成果也将更为扎实全面。
二是打开思路，将戏曲老唱片的收藏与寻觅投向港台地区，尽可能收集珍贵的戏曲资料。
戏曲老唱片的收藏情况与研究成果紧密相连。
21世纪初（2002年），陈钧主编、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的《唱片研究与存目》，是全面介绍戏曲和曲艺唱片较为权威的一本工具书，整理了从清末至今唱片的发展过程，详细记录了民国期间各大唱片公司出版的唱片存目，涉及京剧、河北梆子、昆曲、单弦、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相声、歌曲唱片等，收录十余篇文章及唱片存目，内容丰富，资料性强。仿似昙花一现，类似的书籍，如今市面上已再难得一见，这与大陆学界戏曲老唱片研究和收藏的情况如出一辙。顺带说一句，据笔者考察得知，上海图书馆视听室里大量的香港唱片（其中也包括戏曲老唱片），目前就是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成了唱片研究的盲区。
也许是占了地利方面的优势，有关粤曲粤剧唱片的资料和研究则并不鲜见。香港近现代中国音乐史研究专家郑伟滔编著的《粤乐遗风——老唱片资料汇编》，是一部资料集，记录了作者近三四十年搜集得来，以及其知见的“粤乐老唱片”资料，按唱片公司为分类单元，各唱片目录均记有曲名、编号、作者、演奏者等基本资料。此外，还介绍了蓄音技术发明后，各主要唱片公司的跨国发展及中国本土唱片公司兴起的情况，以及唱片的制作和材料等基本知识。本资料集的出版，系统地记录了粤乐唱片的出版资料，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音乐资料馆的粤乐唱片藏品，为粤乐研究者、粤乐演奏家研究与学习前辈乐人的乐风及技艺，提供了重要线索与启示，也可作为将来建立粤乐音响资料库的重要基础。新加坡学者容世诚的《粤韵留声：唱片工业与广东曲艺（1903—1953）》一书，是戏曲唱片研究方面最值得称道的佳作。本书加上“序论”与“后话”，共有七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均有其独到之处。在“序论”《“第三类型接触，第三类型戏曲”：戏曲唱片与戏曲研究中》，作者提出了“第三类型戏曲”的概念，将唱片上的戏曲与舞台上的戏曲、文本上的戏曲并置，其论述立意不言自明。此外，容世诚的另一本学术论文集《寻觅粤剧声影：从红船到水银灯》，记叙了粤剧近代的变革历史，此书秉承了前作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思路，副标题“从红船到水银灯”以小见大，展现了粤剧从传统戏班的走南闯北，到现代剧团的中西融合；“声光电化”等舞台效果，留声机的发明，电影的擅场，都让这个古老文化展现出无穷的生命力。台湾地区的研究成果，上文已有介绍，此处不赘。
因此，大陆学界如要在戏曲老唱片研究上有所斩获，还是要与港台方面的学者和唱片收藏者积极互动，争取获得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开掘研究纵深，探寻研究盲点。比如台湾日治时期没收英美资产后出版的唱片，弥足珍贵，如今两岸学界却乏人问津，殊为可叹。
三是亟需解决当下“民国戏曲唱片博物馆”的建立问题，需要有识之士加以关注。
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按照容世诚先生的思路推断，目前已经进入到“第四类型的戏曲”阶段，即“数字化戏曲”的阶段。听一段老唱片，只要点击进入“中国京剧老唱片网”即可。然而，虚拟的网络空间也许无法激发出广大听众欣赏戏曲唱段的激情，而作为实物的戏曲唱片，无疑会引发人们的亲切感、怀旧感。因此，笔者建议尽早建立一座“民国戏曲唱片博物馆”，让长期浸淫在网络化生存的人们，与戏曲老唱片实体来一次亲密接触。
一张粗纹戏曲唱片，至少包含了文献性、历史性和艺术性等三个层面的信息与内涵。唱片的片心、图案、封套，展示了唱片公司的历史沿革、匠心制作和绝佳创意，其意义丝毫不逊于演唱者与唱段的价值。唱针在唱机上转动发出的“咝咝”声响，能够瞬间营造出唱片黄金时期的年代感，让参观者在聆赏之际，抒发自身情怀，从而产生与传统文化的亲近感与代入感，这是网络技术所无法替代的。
既然要建这样一座博物馆，那么唱片来源就成了最大的问题。笔者以为，单靠事业单位拿出藏品参与还远远不够，应该拓宽思路，请国家相关部门牵头，加大资金投入，邀请全国乃至全球的私人藏家进馆开展，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和社交交流的平台，从而形成良性互动与循环，推动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和数字化建设进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笔者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曾专程登门拜访上海大学钱乃荣教授，感慨钱教授家的藏片令笔者大开眼界之余，也发出“养在深闺无人识”之慨，毕竟现场观摩与图片欣赏的审美体验，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无法互相替代。此外，已故国学名家、著名京剧理论家、评论家兼票友、北京大学吴小如教授逝世后，其子吴煜将其毕生收藏的975张京剧老唱片入藏上海市艺术档案馆。据专家鉴定，这批京剧老唱片涵盖150多位京剧名家的410出戏目，大都为传统经典戏目。其中有同光十三绝之一谭鑫培的早期唱片23张（包括七张半传世唱片以及灌录唱片），有最初的京剧四大须生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的唱片184张，谭富英的唱片5张。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余叔岩、言菊朋去世后，杨宝森、奚啸伯的唱片也有41张。此外还有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的早期唱片247张。这批京剧老唱片比较全面地涵盖了自20世纪初以来上海百代、胜利、高亭、歌林等多家唱片公司多个时期出品的京剧唱片，初步构成京剧各发展阶段的脉络，对于京剧传承有着特殊价值。这批老唱片目前尚处于消毒、整理及数字化阶段，其面向公众、充分彰显社会效益和价值的最佳地点，也许只有在“民国戏曲唱片博物馆”。
百代公司为余叔岩灌制的京剧唱片《桑园寄子》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政策》），部署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振兴我国戏曲艺术。《政策》指出，要加大戏曲普及和宣传；加强学校戏曲通识教育，大力推动戏曲进校园，争取每年让学生免费欣赏到1场优秀的戏曲演出；实施优秀经典戏曲剧目影视创作计划，扩大戏曲社会影响力。可以想见，戏曲唱片研究和整理，如能得到实质性突破的话，那将对戏曲普及和宣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笔者的这篇小文，对此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的话，真幸甚至哉！
（作者系上海谢晋影视艺术学院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戏剧影视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