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本文为Old provenances of the Western books in the former (and current) Xujiahui (Zikawei)-library, Shanghai一文的节译，原文刊于《中西文化交流史杂志》（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2014年，总第36期。作者高华士教授退休前为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方古典学出身，通晓10种欧洲古、现代语言。以研究南怀仁、鲁日满等传教士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名世。近年来，高教授将研究重点转移到16—18世纪西方文献在华流传的题目上来。国内学界对徐家汇藏书楼及其善本西书的研究，多以介绍和历史概述的外部研究为主，几乎未见对西书本身探讨的内部研究。本文通过徐家汇西书留有的图章、藏书印、签名等材料，探索出藏书的中西方来源，从而为徐家汇善本西书的入藏年代提供了有力证据，结论出人意料。而高教授对西书章、印，乃至内容的解读也将为其他研究者提供资料和指南，一定会大大推进徐家汇西文善本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本文翻译殊为不易，其中涉及多种语言和大量的专有名词、词组，作者行文又常用简写和单词缩写。翻译过程中，译者多次就有关问题向高教授本人请教，并经作者允许，改正了原文中的个别印刷错误，添加了一条注释。个别法文问题曾向法文专家李声凤请教。尽管如此，本文翻译仍不免会有错误，特请方家指教。本文多次提及的解散前耶稣会（the pre-Suppression）主要是指1773年罗马教皇解散耶稣会之前的该修会，文中也称作“老耶稣会”（“Ancient Company”），与1814年重建后的“新耶稣会”（“new Company”）相对。
徐家汇藏书楼外景
16至18世纪，中国与西方人文文化的联系和互动是以中国和西方的“书籍”为基础的。这种跨文化的联系与互动可以肯定地说，即使不是最有趣的，也是存留了最多文献的案例之一。这里，我们的讨论只限定在西方对东方的传播上。西方书籍（也包括手稿和杂志）形成了一座实物的桥梁，以文字和图像的方式把信息从西方文化的中心传播到了中国文化的中心——满清宫廷，给大多数知识领域带来了必要的更新，扩展了传教士们个体的（通常是“有限的”）功能，回应了中国对话者常常深表怀疑的疑问，引起了他们的赞美，也有意地引发了他们对西方事物的好奇。耶稣会传教士从1600年左右便有组织地来到中华帝国，直到18世纪的尾声才告一段落。在他们的实例中，这些书籍是西方文化无言的，然而又是雄辩的使者。
与其他修会如方济格会传教有所不同，耶稣会的书籍运到帝国基本不是个别或个人携带几卷书籍而已，而是一种精心安排的结果，是一个完整计划的组成部分。这开始于1611年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发起的一项卓越的计划，由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和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Terrentius）予以执行。他们进行了一次不凡的旅行，在1616—1618年间历经南欧、中欧和西北欧，总体来说以完成这项“书籍/出版物计划”为目的。所有这些实际存在于京师的西方图书馆是慢慢积累而成，有管理的，也是不间断的。不过，并不是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而在其他所有级别较低城市的耶稣会住院（会院（college））则或多或少保持了稳定。这些图书馆是这一精心计划的结果，它实际的目的是：为源源不断的耶稣会士个人的精神和学术生活提供充足的资料，尤其是服务于他们的教育、牧灵和传教活动以及他们在学术领域的各种任务。历经磨难，这一图书馆网络的劫余于19世纪早期终结了。但是，在1840至1860年代它又慢慢地复兴了，它们合并为两个主要的图书馆，一直活跃到1950年，也就是位于北京的人称所谓“北堂图书馆”，另一个是新建立的位于上海的耶稣会图书馆。在这两个图书馆中，这些书籍可说是“会讲话的”。也就是说，这些书提供了不止一处当时留下的笔迹、注释或其他材料，它们暴露出了这些书籍的原始来源。他们展现出了这些1773年以前的耶稣会书籍遗产来自何方，又怎样起源于彼。而且，这些书籍也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与从欧洲书籍市场新征集来的古书合并在了一起，虽然，从数量上来说并不很多。
徐家汇藏书楼
与此同时，通过类比现在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前耶稣会徐家汇图书馆19世纪以前的欧洲印本是法国耶稣会从1840年以来在中国建立的又一大型欧洲图书收藏。除了转移走的一些书外，它们现在被整合进了上海图书馆。那么是否类似北堂的重建模式能够被研究者用来复原19世纪的徐家汇藏书呢？开始研究这一课题的时候，我查看了那些写着来源的提示，它们在1992年出版的书目中都有呈现。虽然这一证据不能确定所有原来主人的名字，但是此项筛查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所有19世纪以前的书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通常是直到19世纪下半叶仍然属于欧洲私人或公共收藏机构所有。这就可以合理的排除，从总体而论上海或中国1773年以前耶稣会“古书”留存到今天的看法了。
根据最近发现的清单和1992年出版的书目来看，徐家汇收藏的古书有1831种，其中328种（17.9%）书上除徐家汇藏书楼藏书标记外尚存有笔迹、藏书印、图章和其他拥有者的标记，其他书则没有标记。在这1831部书中，有1800种以上的欧洲书籍是在1515至1800年之间出版的，只有大约20种出版于1800年以后。这么多1800年以前的古书引起了我进一步了解其来源的好奇心，特别是这一问题关系到究竟有多少书可以追溯到耶稣会解散以前上海或其他地方的收藏。确定来源的另一吸引人之处特别是考虑到捐书人（还有收书人）究竟为谁，以及有的书籍是否在北京和上海两处都有收藏等问题。为了回答这些和其他相关问题，我将在本文中试着去确认藏书中持续的各个“阶段”（layers），特别是确定书目中对单本书描述所提到的人名，这一次我们缺乏外围档案文献的证据。这将使我们最终认识到在耶稣会解散前（the pre-Suppression）上海教会的收藏得以延续到后来的假设几乎是站不住脚的。
在那些提供了来源标记的藏书中，首先，最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来自于R.A.S.N.C.B.，也就是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它于1857年在上海成立，运行至1884年，又于1906年重建。这一部分书有111部，他们于1952年之后才合并到上海耶稣会藏书楼中，也就是说，是在耶稣会时代以后，因此，他们在原藏中没有什么代表性。
其他单本的图书，上有中国来源标记的不是来自这里就是那里的耶稣会中国传教住点，但没有任何与上海或是收购时期相关的标记，也没有任何中国私人收藏者的标记。这里应该提到的有：
——“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图章（“Missio Sinensis S(ocietatis)I(esu)”）：书号240（被错印为“Misso”）、418、419、1612（1729-32）；它们差不多与耶稣会解散前的中国传教团没有联系，因为（很多）那些与耶稣会解散前中国传教团相关的书可以通过一个精确的地点格式（某某会院（“Collegii…”））或是归属于某一中国传教团来加以确认/区别，它们有着统一的手写笔迹形式（！），它们用的是属格：“Missionis Sinensis”（这些书卷隶属于金尼阁时期，更准确的说是邓玉函时期）或是“中国副省”（“Vice-Provinciae Sinensis”）。
——震旦图书馆“Bibl(iotheca)N(ostrorum)Aurore”：书号778；指的是上海震旦大学图书馆（Université L’Aurore），建于1903年，存至1952年，后并入华东高级中学（Superior High School of East China）和复旦大学。
——Authie de Belleroze J.B.C.E.图章和耶稣会芜湖图书馆藏书印（Ou-Hou Bibl(iotheca) S(ocietatis)I(esu)）：书号474。这卷书是首部分来自欧洲的私人收藏，但还未能确认Authie(Authié?) de Belleroze(Bellerose?)的身份；耶稣会解散前从没有在芜湖（安徽）传过教；“现代”在芜湖的传教团是西班牙耶稣会士后来建立的。
——耶稣会南京传教团主教图书馆（“Missio Nankinensis SJ Bibl(iotheca) Episcopi”）：书号355（1659）；922（1647）；925（1646）；928（1643）；930（1635）；947（1649）——其中后五本是一个系列（922—947）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包括整套拉皮德的科尼利厄斯（Cornelius de Lapide）的圣经评注（Cornelius de Lapide’s Commerntaria）及对圣经各部分的评注；1094（约瑟夫·曼西，司祭祈祷会士（Joseph Mansi, OR.）的《道德预言大全》（Locupletissima Bibliotheca Moralis Praedicabilis）一部，威尼斯，1722年版）；1831（依纳斯·德·祖来塔，耶稣会士（Ignace de Zuleta, SI），《使徒圣约翰公教书信之文献与道德评注》（Jacobus, seu commentaria litteralia et moralia in epistolam Catholicam S(ancti) Jacobi Apostoli），安特卫普1702年版）。根据笔迹的一致性（至少从书目上看来）和格式的一致性（书主以属格表示）来看，所有这些卷书是18世纪第二或第三个十年或之后一位不知姓名的南京主教的个人图书馆藏书。他最有可能就是拉姆贝克霍芬的戈特弗里德克·萨维尔（Gottfried Xaver von Laimbeckhoven，1707—1787），1752—1787年担任南京主教，在很多其他的文献中，他也用过这一笔迹：南京主教（“episcopi/ Ecclesiae Nankinensis”）。
——耶稣会董家渡传教团（“Missio S(ocietatis)J(esu) Tom Kia Tou”）：书号97、1511；即董家渡，教堂（堂区）由西班牙耶稣会士于1853年在上海建立。
——“Wu Lien Teh”：书号806、878、1118、1212、1753；即伍连德（1879—1960），中国医生，也是一位中医史的写作者。书号1118、1240和1752同时也有皇家亚洲文会(RAS)的章。
——藏书印Kin You-shing，书籍装订及文房商人。仅见于书号1702的书籍中；他是中国的藏书家，地点不明。
出于各种原因——就我所见到的而言——这些书中并没有耶稣会解散前上海的藏书。
除此之外，有一系列上海现存的书籍上有另外的（exclusive）欧洲来源 /书主标记，它们或属于（之前的）机构或是私人收藏。在这些先前的（宗教和其他）机构中，提到有位于法国的、瑞士的、德国的、意大利的、葡萄牙的等等。
还有一小部分带有准确日期的早先来源标记，标明了时间，说明每本书在那一时段（仍然）是各自收藏的一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书号1371：奥古斯丁圣十字监牧约翰，主年1606年，真理，馨香之气（“Johnnes Praepositus Sanctae Crucis Augustae anno Domini 1606. Virtus, bonus odor”）。
——书号1628：“Conv(entus) Eystad Efrum (sic) Praed(icatorum)1742”，改正为：埃赫施塔特神父传道修道院（“Conv(entus) Eystad(ensis) Fr(at)rum Praed(icatorum)”），是一个修道院，于1806年被解散。
——书号1311：方济会奥古斯丁圣十字神恩监牧1668年(“Franciscus D(ei) G(ratia) Praepositus Sanctis Crucis Augustae A(nno)1668”)。
——书号1395：“慕尼黑耶稣会学院1671”（“Collegii S(ocietatis) J(esu) Monachii 1671”），这是一种“典型的”藏书记录，说明其来自慕尼黑的耶稣会图书馆（缩写为慕尼黑耶稣会学院[书目]（[Catalogo] Collegii Soc(ietatis)Jesu Monachii）），后面跟着年数，表明这部路易斯·德·拉·普恩特（Luis de la Puente）的《巴尔萨撒·阿尔瓦雷斯的耶稣会生活》（Balthazaris Alvarez e Societate Jesu Vita，安特卫普，1670年）于是年入藏图书馆。这部书的流通情况还不明了；该学院的一些书在耶稣会解散以前曾流通于其他（耶稣会和非耶稣会）学院，有一本或两本复本的书或是被卖或是拿去交换，但是这部书的流通情况并没有记录；在现在的北堂藏书中也有两部书有这种笔迹（惠泽霖（Verhaeren），书号1337和2689）。
——书号227：“Ex libris Bibliothecae qua Illustrib(us) Ecclesiae Princeps D(ominus) D(aniel) Huetius Episcopus 1692(sic)”，（改正并）补写为：最荣耀的教会图书馆的藏书印/彼得丹尼尔·休伊特主教（“Ex libris Bibliothecae quam Illustriss(imus) Ecclesiae/ Princeps D(ominus) Petrus D(aniel) Huetius/ Episc(opus) Abrincensis Domui Professae Paris(iensi) P(atribus)/ Soc(ietatis) Jesu integram vivens donavit anno 1692”）。丹尼尔·休伊特（Daniel Huet），阿夫朗什（Avranches）主教在1692年把他的私人图书馆捐献给了巴黎的耶稣会发愿楼（Maison de Professe）（圣安东尼路(Saint-Antoine)）；该书在法国耶稣会遭解散（1763年）之后的流传变迁没有记录。
——书号1497：罗瓦耶稣会学院1694年（“Coll(egii) Soc(ieta)tis Jesu Lovanii 1694”），书上的手写来源标记与上一本属于同一类：罗瓦耶稣会学院藏书（“(Catalogo in/adscriptus) Collegii S.J. Lovanii”），写着1694年入藏；在北堂藏书中也有同类笔迹的图书：参看书号1995、2686、3086、3131和4016。
——书号1299：约翰·耶利米（“Johannes Jeremias 1695”）：来历不明。
——书号421：藏书印：奥古斯丁圣十字1708年奥古斯丁神恩监牧（“Sanctae Crucis Augustae A(nno)1708 Augustinus D(ei) G(ratiâ) Praepositus”）；参见上文书号1311、1371。
——书号623：耶稣会罗托玛根西斯学院.耶稣会马丁（神父？）及弗朗西斯·布拉汉姆，1721年（“S(ocietatis) J(esu) et Coll(egii) Rothomag(ensis).F(rater?) Martin S(ocietatis) J(esu) & Franciscus Braham 1721”），本书来自鲁昂（Rouen）的耶稣会学院图书馆，于1763年解散。
——书号119：高尚的爱尔兰圣雅克布斯修道院，1726年（“Mon(aste)rij S(ancti) Jacobi Scotorum Ratisbonae anno 1726”）；这是指位于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爱尔兰本笃会（Irish Benedictines (爱尔兰修道院（“Schottenkirche”；“Schottenkloster”）)）圣詹姆斯修道院（Monastry of Saint James (“Jacobus”)），解散于1862年。
——书号1040：让-巴蒂斯特·皮埃尔-亨利·卡屉医生；兰斯？1775年（“J.B.P.H. Caqué D(octor) M(edicus) Rem(ensis?；Remis?).1775”），即让-巴蒂斯特·皮埃尔-亨利·卡屉（Jean-Baptiste Pierre-Henri Caqué，1720-兰斯（Reims）1787），法国医生和外科大夫。
在考察了各种各样读识或未读识的来源标记之后，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对这些书的主要部分来说，可以证明它们是来自于其他“现代的”在华机构(China-based)的收藏，有些是耶稣会的，有些则不是；大概可以说这些机构（例如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接收的这些书籍不是来自于解散前在华的耶稣会学院/住院。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书籍中没有（早期的）捐献标记，相反，在北堂藏书中却比比皆是；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徐家汇1800年以前的西文古书主要是通过购买而非捐献获得的。
——在其他来源标记中，没有1773年以前的在华耶稣会（或其他修会）住院的标记，而北堂藏书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标记“耶稣会南京传教团-主教图书馆”（“Missio Nankinensis S.J.-Bibl(iotheca) Episcopi”），它可见于一些书中，可能属于18世纪中叶的冯·莱姆贝克霍芬（Von Laimbeckhoven）主教。
——令人意外的是，藏书中以来源/捐赠者来看，北堂与徐家汇之间的交汇点只有两个，也就是说徐家汇只有两种书上的早期来源手迹，可见于北堂，其一为慕尼黑耶稣会学院图书馆，北堂有两本亦来源于此；其二来自鲁汶耶稣会学院图书馆，北堂有五本；另外，藏书中只有极少先前注明日期的（dated）来源标记/书主标记（“Besitzvermerke”）是指向欧洲收藏的。只是在最后一组讨论的书籍中，我们大概可以说，这些书可能在“老耶稣会”（“Ancient Company”）时期通过捐献或其他方式来到中国传教团，虽然这些书之前先已为欧洲机构所收藏。即使是这样，仍然值得注意的巧合是这些书没有任何一种发现有捐赠标记，也没有任何“中文的”登记，这也说明这些书仅仅是在“现代”传教时期才来到中国的。对大多数书籍来说这一结论是肯定而且明显适用的。大多数书籍曾经是著名的（主要的）教会收藏，这些教会机构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被关闭了，有1760和1770年代的古代耶稣会学院（住院等）的大解散，有法国大革命，有19世纪初（德国）和1870年左右（意大利）的教育世俗化（“Säkularisation”），也有19世纪末法国政府的反教权法令。
整个藏书，部分“继承”自之前在华的欧洲收藏、在周期性宗教“迫害”时期关闭的欧洲宗教机构和私人藏书，其中大多数书籍仅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各机构关闭、书主去世和图书分流后才离开欧洲。这一情况，一方面与徐家汇图书馆管理者大规模采购书籍的时间相吻合，这些书有的来自购买，有的来自捐献。这些管理者即南格禄神父（Claude Gotteland，生于1803年；1843—1856年间担任图书馆馆长）、 晁德莅（Angelo Zottoli，生于1826年；从1848年开始在徐家汇）、夏鸣雷（Henri Havret，生于1848年，从1874—1876年在徐家汇图书馆）、费赖之（Louis Pfister，生于1833年，从1868年开始在徐家汇图书馆）和之后的连续九位中国神父；另一方面，这也就差不多排除了与解散前耶稣会传教团（在上海或在其他地区） 有若干“连续性”的任何可能。
（高华士系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蒋硕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