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传统古籍的整理与出版。讲述张元济的出版与学术贡献，我们多会想起《百衲本廿四史》《四部丛刊》，会提及他的《校史随笔》《涉园序跋集录》。张元济早期曾是西学在华传播的重要推动者，也是清末重要西书译述机构——南洋公学译书院的主持人，1903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所长，仍非常重视严译名著、林译小说和汉外辞书的编刊，是在华传播出版西学文献的主要引路人之一。但学界很少注意到，在后来主持商务印书馆传统古籍校勘时代，张元济仍非常注意对汉文西学文献的发现和收集，张元济与天主教学者也有着很好的学术互动，这一点学界至今很少关注。本文叙述的是张元济与徐宗泽等天主教学者的交往。
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尊称菊老）
一、徐宗泽转道张璜结识张元济
徐宗泽（1886—1947），字润农，圣名若瑟，江苏上海人。徐光启的十二世孙。1905年参加童子试为邑庠生，旋入徐汇公学，1907年入耶稣会初学院，1909年毕业后奉命赴欧美留学深造，192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晋升耶稣会司铎。回国在南汇传教，1923年出任《圣教杂志》主编，并兼任徐家汇藏书楼主任。1924年起还先后任教于启明女中及徐家汇女中等校，先后译著有《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徐文定公年谱》等20种。1933年土山湾印书馆推出了他专门编辑的《文定公徐上海传略》，从天主教会的角度介绍了徐光启作为教徒的楷模品行；同年圣教杂志社也出版了该社编辑的《（三百周纪念）徐上海特刊》，作为《圣教杂志》第22卷第11期特刊，收入徐宗泽等人的纪念文章13篇。1938年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至今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第1至第5章，论明以前的景教与聂斯脱里异教的东传，第6至第10章是有关明清两代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及其影响，第11章是中国圣教掌故拾零。
徐宗泽（1886—1947）
张元济与徐宗泽的最早接触是请徐氏担任《辞源》一书的文稿校订人。1916年8月25日张元济日记记有：“张渔珊来，言徐宗泽君曾往英国研习哲学，现校订《辞源》，将来拟送至本馆，余问如何报酬，张云酌送书券可矣。”徐宗泽为商务校订《辞源》竟然不要报酬，仅需书券即可。一年后的1917年8月28日，日记再次记有，“张渔珊面告，前改《辞源》”的徐宗泽，“欲得甲种一部，可送交新北天主堂转”。8月31日，“徐宗泽交来《辞源》校正若干条，张渔珊转到，即送编译所”。帮助校改《辞源》，仅仅提出赠送《辞源》已出版的甲种一部和若干书券之要求，这一点肯定给张元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徐宗泽三次与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的交往，都是转手张渔珊，张渔珊是谁？查《张元济年谱长编》，发现这一段记述把张渔珊居中介绍的内容删掉了。张渔珊即张璜（1852—1929），字渔珊，又字渔人，江苏南汇人，1893年加入耶稣会，后晋升耶稣会司铎，圣名马弟亚，法文著作署名Mathias Tchang，是当时活跃在土山湾的一个著名的天主教学者。1905年他编《欧亚纪元合表》，参考了166种中外文献，书中除将以东亚世界为中心合并中西时间绘制对照表外，还附录中国年月日时异称表、天干地支异称表，另外他还著有《墨井书画集》等。从张元济日记的记述来看，张璜显然与菊老非常熟识，校改《辞源》中有关天主教和耶稣教的词条之想法，也可能出自张璜的主意，《张元济日记》1917年6月25日有：“张渔珊来言，《辞源》所改各条，均不偏于一面。天主、耶稣两教均可公用。至于酬报一层，随后再说等语。当即知照伯训，并托转知词典部。”大概商务印书馆方面觉得不给校改人报酬明显不妥，还是希望校改人徐宗泽能提出合适的报酬数额。徐氏是否通过教友张璜表达了报酬的额度，张元济日记后来再无记载，但张元济日记所记徐氏经张璜介绍从事校订《辞源》的事实表明，直至1942年张元济和徐宗泽似乎并未见过面。为什么天主教学者徐宗泽愿意仅以书券的回报来为商务校订《辞源》呢？两位天主教司铎何以都对素未谋面的张元济抱有如此之大的好感呢？我想可能与之前张元济欧游期间发现和重视《永历太妃肃罗马教皇笺》等汉文西学文献有一定的关系。
二、约请张元济撰写《徐文定公三百年纪念册书后》
张元济与徐宗泽两位年龄相差近20岁的学人，再次交集是在16年之后。
1933年，是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的纪念，1932年1月《圣教杂志》就曾两次发文，倡议纪念。此事后得到南京教区主教惠济良（Auguste Alphonse Pierre Haouisée S.J，1877—1948）的支持，“议决于徐子逝世日开一追祷大会，柬请中西政商学界参与典礼”（《<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绪言》，上海圣教杂志社1934年4月出版）。上海、南京等地部分团体分别举行了纪念会，上海的纪念会由天主教上海教区主办，由法国耶稣会士惠济良主教主持。纪念活动在徐光启墓地举行，上海市长吴铁城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政要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柳亚子、冯玉祥等都纷纷题词，《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东方杂志》《新中华》《科学杂志》等几十家报刊或出专号，或刊论文，以表纪念；黄节、竺可桢、向达、潘光旦、牟润孙、徐景贤等学者撰文从各个方面对徐光启的贡献作了阐述。1933年上海徐家汇汇师中学出版《我们的教育》“本届毕业专号”刊载纪念徐光启的论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亦发表关于徐光启的纪念文章；天津《益世报》在1933年8月4日第四版“宗教与文化”副刊推出“徐文定三百周年纪念专号”。1933年由土山湾印书馆推出的《文定公徐上海传略》还被呈献给梵蒂冈教廷图书馆。
关于徐光启的纪念活动在次年仍在持续，徐宗泽拟专门编纂《徐文定公逝世文汇编》。1934年2月6日，徐宗泽致函张元济，称：“明相国先文定公讳光启为我国科学之泰斗，新政之南针，此次公三百周年纪念日，蒙中外各界诸君光临参与典礼，存殁同深感谢。兹特呈上宣纸一方，敬求宠赐鸿文，俾可制成册页，陈列于徐汇天主堂藏书楼，以作永远之纪念。专肃奉恳。顺颂勋祺。”并要求赐件于1934年3月1日寄送至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由于这是一封给“迳启者”的群发信函，张元济没有专门回复。1934年2月28日，徐宗泽又专函致张元济，要求其为《徐文定公三百年纪念册》（正式面世时题为《徐文定公逝世文汇编》）赐文：“菊生先生伟鉴：前日为先文定公三百年逝世纪念册曾求先生宠赐鸿文，以志不忘。如蒙早日赐下，无任感激。专此。即颂著安。”有感于徐宗泽纪念先辈徐光启的拳拳之心，3月3日张元济复函徐宗泽称：“宗泽先生大鉴：两奉函启，并文定公三百年纪念册。庄诵景仰，莫赞一辞。但瞻念仪型，重以雅命，辄拟书后数语，藉便敬忱。遵将发下素纸录呈，即希教正为荷。专此。”菊老表示将撰写“数语”，并写在徐宗泽送来的宣纸上。
张元济的《徐文定公三百年纪念册书后》一文刊载于正式印制出来的《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一书，该书由圣教杂志社1934年4月初版。该纪念册即收录1933年的这次纪念活动中蒋介石、林森、孔祥熙、宋子文、吴佩孚、徐世昌、蔡元培、于右任、叶恭绰、张元济、张伯苓、唐文治等政界、学界头面人物60余人寄来题咏外，还收录比利时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撰、张星曜译述的《徐光启行略》，黄节《徐光启传》，竺可桢《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向达《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等文。张元济所撰全文如下：
景教流行，碑石可考，而天主教入中国最早。天主教之有教堂，建于前明之燕都辇毂地亦最先最早，其事实自上海徐文定公成之。公于未通籍前即与法人利玛窦游。既登朝，不数年即成建立教堂之功。而西学东渐，凡天文、历算、格致、制造诸大端，皆由公引贤赞治，盛极一时。清初诸儒精天文、历算，得窥西来法者，何莫非公所饷遗。公生于上海，自明至有清海通时代，而上海一地遂为西学传习之总汇。迄今由几及百年，上海更成为中国与欧美各国沟通文化之中枢。乌呼！此则大上海之建设，虽谓公在二百余年前既已播其种，而造其因焉可矣。公既有功于乡，如是之久且远，抑亦有功于全中国。方兴未艾，岂不伟欤！故读此纪念册，不禁低徊景仰而不置也。海盐张元济谨撰。
《徐文定公三百年纪念册书后》
短短三百来字，涵盖了很多很深的内容，足见张元济之大手笔。早在1910年张元济在纽约中国留学生会馆应邀发表演说时就指出：“明季士大夫多喜与罗马教士相往还，且多有信奉耶教者，其中如徐文定公光启，为有明有名人物，其人即皈依耶教。今上海之徐家汇天主教堂，即徐公捐宅所建也。”此文可以视为系其20多年看法的进一步阐发。在题辞中他首先强调天主教早在唐朝已经流行中国，此由《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而天主教在京城皇帝车舆之所在地建立教堂则以明朝为最早，其间徐光启的贡献卓著。而徐光启在尚未当官前就与利玛窦有所交往（文中菊老将利氏误作“法人”）。而进入政界后，徐光启在有关天文、历算、格致、制造等西学东渐的重大方面，“引贤赞治”。之前的在纽约演说中张元济也指出当年康熙皇帝“颇信用罗马教士，被简为钦天监官者，实繁有徒，且闻有入宫禁充顾问者”。有大臣上奏疏未将“天主”两字抬头，还受到康熙皇帝的申饬。北京宣武门内天主教堂落成时，皇帝还遣官前往行礼。张元济在题辞中也特别陈述大家经常称赞的清初康熙时期诸儒精天文、历算，能窥习“西来法者”，均系徐光启的恩泽所赐，将明末徐光启传播西学作为康熙推广西学的先导。接着张元济特别强调了作为上海人徐光启对于上海发展的意义，清末开埠后，上海成为“西学传习之总汇”，而百余年间，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与欧美各国沟通文化之中枢”，其种子亦属徐光启所播，徐氏不仅是大上海建设的功臣，亦有功于全中国。
由朱维铮、李天纲完成的《增补徐光启年谱》的“谱后之部”记述了1933年的徐光启三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但这一被认为记述徐光启生平事迹最为“丰富”的年谱，以及之后的其他相关研究，似乎都未曾提及上述张元济与徐光启纪念活动相关的史料，亦未注意到1934年张元济所撰的《徐文定公三百年纪念册书后》一文，对于认识徐光启之于上海和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价值。
三、与商务印书馆失之交臂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徐宗泽对商务印书馆有着极大的好感，这种好感还来自多年来该馆出版过许多有关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著述，如1936年该馆出版萧浚华译出的法国裴化行著《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1938年推出过冯承钧翻译的法国费赖之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1941年推出过冯承钧翻译的法国沙不烈的《卜弥格传》。
葡萄牙传教士傅泛际（Francisco Furtado，1587—l653）译义、李之藻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术语达辞的《名理探》的原本即1611年在德国科隆城首次出版的科因布尔大学耶稣会会士哲学讲义的拉丁文本Logica（《逻辑学》）一书。该书全称《斯大琪里人亚利斯多德辩证大全疏解》，分上下两编，上编五公论、十伦论，下编论三段法，是各家关于逻辑问题的论述及对亚里士多德命题、三段论的解释。原书共三十卷，傅、李合译仅成十卷。前五卷的五公论讲概念的种属关系和它的五种特性，解释的方法是按公元四世纪薄斐略（今译波菲利）所述亚里士多德范畴概念的“五旌”之说“宗、类、殊、独、依”，即今所谓“属、种、种差、固有属性、偶性”的烦琐注释来分析的。后五卷的十伦是以亚里士多德范畴为纲，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体势、何居、暂久、得有，即今译的实体、数量、关系、性质、动作、遭受、状态、地点、时间、状况，综合薄斐略以来“经院派”烦琐学者们的辩论写成的，增进了当时所谓范畴的辩论问题。中译本1631年首次在杭州刊印，1932年徐宗泽曾对自己搜集到的这一十卷本珍本进行了校订，由光启社重刊，之后又将之交给商务印书馆，1935年9月编入“万有文库”第2集第53种，1941年3月还编入“汉译世界名著”出版，书前都有徐宗泽所写的《名理探重刻序》。
1942年8月30日，徐宗泽到上海合众图书馆参观并拜访馆长顾廷龙先生，并在其陪同下，拜访菊老。尽管徐宗泽与菊老数度书札往来，但似乎并未见过面，此次徐宗泽应该是到合众图书馆不远的张元济家拜访，具体讨论了什么，不详。笔者以为可能也与出版徐宗泽编译的著作相关。令人遗憾的是1947年4月10日，已在病中的徐宗泽致函张元济，将其耗费多年编纂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书稿，计划交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在4月19日复函称：“润农先生大鉴：敬复者，奉到本月十日惠书，藉悉贵书楼有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拟发交敝馆印售，至感盛意。当属敝馆派员晋谒，面呈指示，归述壹是。经在事诸君会商，佥以际此时局，敝馆处境困难，未敢承命，容俟市面稍有转机，再行效劳，云云。谨为面陈接洽，据请代复，无任悚歉之至。专此。敬颂道安。弟张。”该信函系由他人起草，菊老作了较多的修改，并在信稿的右下角亲笔签名。据说徐宗泽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书稿完成于1940年前后，1941年中华书局曾有意接受出版，但因战事而未果，张元济得知徐氏愿意将《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交付商务出版，非常高兴，并慎重地“派员晋谒，面呈指示”，并在馆内进行了“在事诸君会商”，可惜结果亦如中华书局一般令人遗憾：面对纷繁多变的时局，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一样，考虑到这一专门著作问世后的销路，但是菊老还是表示一旦“市面稍有转机，再行效劳”。商务拒绝徐宗泽出书要求的两个月后，1947年6月20日徐宗泽因斑疹伤寒去世，7月10日举行了徐宗泽神父大弥撒，顾廷龙先生出席。徐宗泽并未因为商务印书馆婉拒出版该书而感到失望，临终前他把遗著《中国天主教史》《徐文定公年谱》都交于商务印书馆，可惜结果也都没有付诸出版。世事洞明的张元济在听到徐氏逝世的消息后，一定感到极为痛惜！
也许中华书局觉得应该给已故的徐宗泽一个交代，1949年该局推出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1983年又有该书的影印本，1898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民国丛书”，第一编收入该书，后经上海书店出版社整理校点，2006年出版标点本。该书主要依据徐家汇藏书楼的藏本，分圣书、真教辩护、神哲学、教史、历算、科学、格言等七类；每类之首有总论，每类中一书有一提要，介绍译著者、刊印时期、出版地点，然后录各种序跋。后附有索引，颇便检索。加上绪言和译著者传略共9卷。卷10是徐汇巴黎华谛冈图书馆书目。统计过徐汇、巴黎、华谛冈（今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者书目，统计出徐家汇所藏402种，巴黎所藏760种，梵蒂冈所藏169种，但三者有重复。西学译本目录的第一个作用是便于检索，不少具有提要和大小序的译本目录，可以帮助考辨译本篇帙的分合、文字的增删，该书每类之首均有总论加以说明，所有汉译本各有提要，除介绍译著者、刊印时期、出版地点外，还录有各种序跋，为读者了解这些译本的大旨、品题译本版本的优劣，为研究者辨别译本优劣高下给予了重要的帮助。该书不仅告诉读者如何求得译本的渠道，也提供了研究明末清初翻译史的门径。可惜这本经典西学目录学著述却与商务印书馆失之交臂，未免令人遗憾。
通过张元济与徐宗泽之间的交往，亦可以了解张元济和徐宗泽那一代学人坦诚相见的崇高人品。2017年是张元济诞辰150周年，也是徐宗泽逝世70周年的纪念，作者谨以此文表达对两位学者最大的敬意！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