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复旦哲学的“耳顺”之年，10月29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系）举办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复旦哲学系在“文革”以后“三十而立”，值此盛典，饮水思源，想起了复旦哲学的一位奠基人——马相伯。复旦哲学和本校创办人、首任校长马相伯有着密切关系，当初的复旦公学就是靠哲学起家的，说起来已经有一百一十几年的历史了。
马相伯（1840-1939）
中国人的现代大学延续至今，历经坎坷，很多不幸夭折。可是确实还有好几所大学幸存下来，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称为“百年名校”，如天津大学（1895）、上海交通大学（1896）、北京大学（1898），马相伯在1905年创建的复旦也是其中之一。复旦大学，初名复旦公学，是一所地方公立学校。当年，马相伯裸捐了3000亩地产，办起了震旦学院（1903），再办一所复旦公学，就要靠马相伯通过私人关系，找上海地方政府拨款拨地。不像国立的北大、交大那样朝中有人、部里有钱、办事方便，地方学校经费有限，早期就是靠马相伯和复旦师生们的共同努力，复旦才艰难地维持下来。复旦办学一开始就是靠本土资源，靠校友关系，尤其是靠具有优势的课程教学。
按纽曼《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说法，现代大学是三足鼎立，靠教学、科研和社会传播来安身立命。复旦在匆匆间草创，始有一“足”，就是教学。财务是拮据的，校舍是临时的，学生是流动的，复旦公学用什么吸引学生？靠的是深孚众望的老师，还有他们教授的优质课程。早期复旦士大夫云集，于右任、黄炎培、穆湘瑤等二三十岁的老学生们都已经是举人，师生关系融洽，有一股明清书院的“讲学”气息，是一个研读共同体。但是，复旦又是一所全新的大学，偏重文史哲、数理化基础学科，讲授“四书五经”之外的“西学”。不似南洋、北洋那种经费充裕的国立工科学校，复旦公学置不齐设备、仪器、实验室，所以文科更显重要。
马相伯与弟子于右任合影
众所周知，复旦公学（1905）是从震旦学院（1903）中分离出来的。震旦学院的创办缘起，是马相伯为了解决蔡元培率领的南洋公学特班项骧等二十四位拉丁文学生的要求而创办的，触发点是南洋公学的“墨水瓶事件”（1902）。大家可能不知道，南洋公学特班、震旦学院、复旦公学最重要的教学目的是“翻译”，即迅速掌握外语，尽快翻译西方哲学经典。按当时人的理解，根据翻译西学经典的需要，以及中国人学习起来的难易程度来分，各语种的重要性分为：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为翻译经典而学习外语，这是贯穿在南洋公学特班、震旦、复旦的一条线索，而这条线索的指向，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高潮期间确定要建立的“译学馆”。戊戌变法中，北京由光绪、翁同龢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议定的方案，并不主张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新教传教士来主持“译学馆”，尽管当时新教在上海的广学会、《万国公报》、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已经翻译了不少作品。他们策划邀请由马相伯个人出任，在徐家汇依靠天主教耶稣会士来从事西学翻译，考虑的原因或许是马相伯中西学兼通，更容易合作，毕竟他是中国人好说话。他们听从了马相伯的建议，先在北京与法国公使团联系，获得行政当局的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竟然还同意马相伯一个很搭架子的意见：自己不去北京，在徐家汇设立朝廷级别的“译书局”，全面翻译欧洲哲学。
当年，康有为、梁启超为在全国推动“西学”的研习和普及，准备移译欧洲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作品。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张元济、蔡元培、章太炎都仰慕和佩服马相伯掌握的儒家经学、基督教神学和西方哲学。梁启超、汪康年、蔡元培曾经登门，躬身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这一段细节，在张元济的《拉丁文通》序言中透露了出来。当时来讲，学习拉丁文并非就是为学习外语，而是要从事翻译。翻译，并不是翻译近代英美哲学，而是要用拉丁文、法文、德文翻译欧洲古典、经典。蔡元培仓促翻译，居然采用了当时十分苟且的“和文汉读法”，借用日文“西学”作品翻译德国、法国哲学。项骧等学生已经掌握了英语，自然会挑战“和文汉读法”，于是蔡元培才去央求马相伯教授拉丁文。张元济一生仰慕马老的经学与神学，也曾经发愿要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一直到1930年代，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还刊刻了马相伯的《拉丁文通》《致知浅说》。马相伯在徐家汇藏书楼发现了一本《名理探》，花钱抄出来，送给了陈垣、胡适读，商务印书馆也马上加以排印。
章太炎从不轻易许人，但他尊马相伯在“严马辜伍”之列，为当代西学之翘首。就经学与神学两方面学问的平衡，就掌握的外语种类之多，就熟悉西学经典、溯源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来讲，马相伯比严复掌握的西学更加全面。马相伯早年受耶稣会管束，数学、天文学、神学译著都没有刊刻；中年后忙于“洋务”，杂务之余做的学问大多散失，帮助他弟弟马建忠创作、整理和出版的《马氏文通》果然成为旷世之作；晚年息影土山湾，本来是发愿一息尚存，努力翻译，但因为信仰虔诚，翻译的作品局限在《圣经》考释和诠释类作品，如《新史合编直讲》《救世福音》。马相伯晚年译经，虽然是学问精深，但只在教会内部有地位，而在20世纪世俗化、反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气氛中，远远不及严复介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英国近代政治哲学”那样时髦。不考虑社会影响和知名度，章太炎大概不会让马相伯屈居第二，“马严辜伍”或许也是可以的。顺便说一句，晚年（1930）的章太炎和马相伯是一对好朋友，两人政见一致，一起宣传抗日，主张宪政和地方自治。章太炎的经学，循“汉学”考据路线，更加深入；马相伯的神学，兼通西塞罗、阿奎那、笛卡尔。
1905年的复旦公学有两大王牌教师，即马相伯和严复，都教西方哲学。马相伯掌握七门外语（拉丁、法、英、意、希腊、日、朝鲜），精通神学、科学和哲学，曾经教授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学习拉丁文，在新派人士中间享有德高望重的声誉。比马相伯年轻14岁的严复，早以翻译《天演论》（1897）成名，被邀请来帮办复旦。清末讲“西学”，以“严马”并称，严是严复，马就是马相伯。严复擅长英国近代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马相伯则全面掌握希腊罗马古典哲学、欧洲中世纪哲学和近代法英政治哲学。马相伯的年资和声望都长于严复，前辈请晚生襄办复旦，哪怕是住到郊区吴淞镇，严复都欣然领命，焉有不从？
1905年9月4日，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160名学生入学。马相伯自任校长，严复出任评定官，熊元愕、袁希涛担任教务长，李登辉则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来上海，被马相伯聘请为教务员。还没有找到确凿的档案文献能够显示当天是谁上的第一课？课程名目又是什么？可以推断的是马相伯在开学致辞中一定又是勉励了一番，要大家学好外国语言，读懂西方哲学云云。还可以确定的是，复旦的“西哲”和“专外”两门课程由他亲自讲授，因为我们找到了马相伯上这两门课程的课件（教材）：《致知浅说》和《拉丁文通》。按《复旦公学章程》，复旦在1905年就正式开设“哲学”课程，这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是最早的。
《致知浅说》（1903）标题中的“致知”两字是指哲学，于是这门课程现在可以称作“哲学导论”。马相伯时代的学者并不采用日文汉字“哲学”，他们用“致知学”“爱智学”来翻译Philosophy，保留了明末徐光启他们对“西学”的那一套译法。马相伯引朱熹《大学章句》解释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殆即西庠所谓Philosophia。”按马相伯的理解，西方哲学和《大学》的“格物致知”之学类似，是一门用逻辑推理导出新知识的学问。当时，《致知浅说》和《拉丁文通》都是马相伯二年前为震旦学院的学生们准备的，这两门课程由他亲自教授。他说：“时年六十余，既从（震旦）诸子请，有《辣丁文通》《致知浅说》之作，有旁及度数与流形变现等。”（《致知浅说·小引》）看起来不单单是哲学、拉丁文课程，连数学、代数、法语、英语也都是马相伯一个人教。马校长更像是明清书院的“山长”，一人多课，那是何等的全才！这里说的是震旦，问题是复旦脱离震旦以后，公学里的哲学课是否也是由老校长来担任呢？查考后的答案是肯定的。
按着马相伯在《一日一谈》中的回忆来看，他这个校长不是挂名的。为了复旦，他舍弃了震旦，且不顾自己65岁的高龄，从徐家汇土山湾移住到了吴淞校园，和学子们朝夕相处，切磋学术。三年以前，震旦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西学”翻译人才，教学以哲学、科学和外文为主。《震旦学院章程》（1902）规定的“功课”只有两门，第一门为拉丁文，兼带讲解西塞罗、阿奎那哲学；第二门为笛卡尔哲学，总之“非名家著Classical author不授”。三年以后，复旦公学的教学方针有所变化。应学生们的要求，复旦更加强调英语和实用课程。但是《复旦公学章程》（1905）的办学“宗旨”，仍然是“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裁成有用之人才”，复旦仍然是一所“注重科学，崇尚文艺，不谈教理”的人文主义学校。按照这个办学初衷，哲学课最重要。复旦公学本科（“正斋”）文、理两个学部的学生，必修“伦理学”和“拉丁文”两门课程。这里抄一下正斋一部（文科）的课程体系：“伦理学、国文、英法文、英法或德文、历史、地理、数学、论理、心理、理财、法学、簿记学、体操、音乐、拉丁文。”伦理学放在第一门修，拉丁文则是最后一门修。这里的“伦理学”就是哲学，教材还是马相伯的《致知浅说》；“拉丁文”是翻译欧洲哲学的工具，教材也还是《拉丁文通》。
查证做到这里，我们可以确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复旦公学从1905年办学之初，最重要的课程就是西方哲学，以及学习西方哲学必须的辅助工具拉丁文、法文、英文等专业外语。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还没有找到北京大学最早的西方哲学课程之名称、以及教师和教材，即使找到也不会早于马相伯的《致知浅说》，因为北京大学的“哲学门”（哲学专业）建立于1912年，比震旦、复旦的哲学教学要晚上好几年。有“哲学门”之前，北大设立“八科”（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如果有现代哲学性质的课程，那就是“经学”科教学了。但是，那是章门弟子传授的中国经典，可以称为中国哲学，难以说是西方哲学。我们还没有查考的是教会大学课程，按理说更早建立的教会大学，如齐鲁、圣约翰、金陵、东吴等大学都涉及了基督教神学和欧洲哲学的教学，很可惜的是它们都在1950年代中断了。
1996年编辑《马相伯集》，我们发现了商务版的《致知浅说》；最近编辑《马相伯全集》，又得到了日本学者内田庆市教授惠赠的《拉丁文通》，曾经以为失传。早期复旦的两部哲学教材终于收齐。如果我们确认《致知浅说》《拉丁文通》是现存最早的西方哲学教材，那复旦哲学真的可以被称为中国大学的“西哲先锋”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由于马相伯（以及严复），复旦大学的西方哲学教学传统在全国现存的“百年名校”中间是最早的！以上意见，原为我们当年编辑《马相伯集》（1996）之余兴。献芹于此，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六十周年庆典助兴，尚祈海内外方家教正。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