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中西文化交流一直是世界各地人们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是因为在不同文化接触时，无可避免地会产生碰撞、交流、融合、升华的过程，在构建“和谐世界”或“天下一家”中能够给予人信心与希望。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日，这不但有助于扫荡隐形障碍，提升精神品质与文化觉悟，还可以激励世界各国人民彼此学习和相互尊重，以期达到互惠双赢的效果。
纵观天下，论视野之宏阔，谈影响之深远，利玛窦无疑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他破天荒地建立一座欧洲与中国之间对话与交流的真正桥梁，构成一次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人类道路的相遇，如此成为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利玛窦被誉为像教父般的中华杰出传教士、伟大的西方“汉学之父”、地球上的首位“世界公民”、照亮人类未来道路的灯塔，故此，本笃十六世盛赞他“促成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这无私的对话拥有不受任何经济或政治权力左右的自由，是在友谊中进行的，它使得利玛窦神父及其门徒的事业成为中西关系上最成功的巅峰之一”。
本人尝试着以迈克·波兰尼对隐性和显性两种知识的区分来阐释在中国文人特别是徐光启的影响下，利玛窦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以期在今日文化建设中，使人洞晓真正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道德精神动力之所在，并积极寻找他们不断净化和提升理性的秘诀。
一、“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追求真理之生
利玛窦的一生可用孔子回答子贡关于仁的一句话来概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魏灵公》）何谓器？器者，形也。何为仁？仁者，爱也。利玛窦所欲之仁事，正是循此方法的，想尽一切办法进入中国，为上层贤达官员效力，与仁人智者交朋友，因他认为贤仁之士不仅是践行仁德的中坚力量，也是在中国推广仁德的必要途径。
友谊是打开心灵的钥匙。利玛窦的汉语处女作《交友论》不但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同时也流露出他对华人的敬重。他说这作品“比我做的其它事情影响都大，因为其它科学类书籍只介绍西方的科技和艺术，而它则是介绍文学、智慧与修养，因此许多人都特别喜欢这本书”。他入乡随俗，与社会各阶层礼尚往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1610年全国殿试前一年，成千上万的文人学子涌入京城应试，许多人都渴望拜会西泰，他居所前常门庭若市，而他也从不拒绝任何人。马爱德称他为友谊的殉道者。
正值《几何原本》出版410年之际，谈谈徐利合译前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应该很有意思，它明证二位先贤相互之间的积极影响。众所周知，利玛窦神父来华的主要目的并非单纯地探讨器用之学，而是为了传扬天主教，当徐光启请求他翻译有“裨益民用”之书时，利却认为翻译工作异常艰辛而婉拒。因为此前十多年，瞿太素曾跟利玛窦学习并尝试翻译了欧几里得《原本》的第一卷。鉴于上次半途而废的经验，利公对翻译《原本》的计划有些犹豫不决，在徐光启大力敦促之下，二人合译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行笔至此，或许有人会认为利玛窦等传教士其实并不真心为中国人着想，而只以此当作传教手段。窃以为，作如是主张的人非君子之度也。器者，形也。有形必有度，有度必满盈。《论语·为政》中的“君子不器”是指君子之思不器（思想无边），君子之量不器（心怀天下），君子之行不器（博爱众生）。形而上是无形道体，形而下则是万物各自的象和用。若被万物的象用所束缚，就无法领悟并回归无形道体。现象背后是“道”，现象之表是“器”。故此，道是器的本原和基础。君子不会拘泥于外形，而是要去领悟万物之道。利玛窦内心最渴望通传给中国人的正是此道！因他深知器无所谓好坏，而器之用却常在，正如刀可用来切菜，但也能用来杀人。当务之急首先在育人，即“崇德而广业”，而不应一心只投在器上。有才无德比无才无德更可怕，因其德根本无法驾驭与之不相匹配的才。
徐光启“裨益当世”的务实态度影响着利玛窦，而利玛窦“修身事天”的超凡脱俗的精神也影响着徐光启，所以在《刻几何原本序》中写道：“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李之藻曾编译众多西方科学书籍，内容涉及领域极广。1628年他编撰出版《天学初函》，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洋著作分为器理二编，每编各十种，器编主要为科学著作，理编则是谈论天道的书籍。
天资聪敏的玛窦自幼在家乡受到宗教与文化氛围的熏陶，加上良好的家庭教育，又遇到启蒙老师的智慧引导，进入耶稣会后还接受了扎实的宗教、道德、文化、科学等全方位培育。故此，在论及器与道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应将他的学术科技成果与其生活进行分离，否则就会显得有失公正，之后我们会详尽提出其理性基础。
二、“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探索天学之道
不论中外学界对利玛窦在教会和社会的价值判断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但都会承认由历史所昭示的这些事实：欧洲文化的理性价值与中国文化的道德传统进行平等对话；天文、地理、几何等当时西方最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科技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于明末清初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之盛事，人们通常着重谈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技文化具有无可否认的积极影响，却很少提及他们为西方认识东方所做出的贡献，至于谈到中国文人影响传教士的则更是少得可怜，而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因着自卑心作祟而成的片言只语，缺乏理性和真实历史的基础。
让我们看看本笃十六世如何强调利玛窦的伟大事业之所以成功，有赖于他跟中国基督徒的积极合作：“对利玛窦神父的钦佩，不过也不应使人忘记那些询问他的中国人的角色及影响。他使用的信仰本地化的策略，绝非依赖抽象工作所得，而是通过发生的所有事件、会晤及经验，一边走一边摸索出来的，因此，他取得的成就也应归功于跟中国人的会晤；是多方位生活的会晤，不断加深的会晤，藉着与一些朋友和弟子的友谊关系，尤其是与四位卓绝的皈依者，被誉为‘初期中国天主教会的柱石’，他们中的首位以及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启。”
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向西方译介儒家文化，同时也当作耶稣会士研习汉语的教材。传教士们的书籍和往来信函等促成欧洲当时的“中国热”，使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之间相互认识了解，开创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其伟大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给后人详尽记载下这项伟大的传教事业。在那时代，欧洲人十分赞赏神州文化，中国人也开始从欧洲学习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基督宗教文明，从此在东西方之间开展一场彼此尊重和平等的文化互动。徐光启及其同时代加入天主教的士大夫们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即便是按照最传统的儒家道德标准，其中也不乏堪称模范的杰出人物。
徐利二人的务实合作与深厚友谊成为我们今日追求信仰和真理的楷模。《明史·徐光启传》开篇仅用三十三个字略述其科举历程，紧接着就描述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假如他没跟利玛窦等人学习诸多西学，也不会成为明史上的璀璨明星。1595年徐光启在韶州遇见郭居静，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接触基督信仰。但无论从精神还是学识上，只有利玛窦才称得上他真正的导师。徐利二位先贤于1600年春在南京首次见面，虽未能久谈，但对彼此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所以三年后徐又去南京找利玛窦求教，得知他已定居北京深感遗憾。值得高兴的是，他得到《天主实义》手抄本，一夜读完后遂要求领洗加入天主教会，于1603年2月11日在罗如望神父手中接受洗礼，取圣名保禄。次年考中进士，因此徐利二人的密切交往只是1604年到1607年间，但这三年却影响了徐光启一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付刻之际，1607年徐光启家严逝世，他携家眷送父亲的灵柩回老家安葬。按当时惯例需要在老家服丧三年，他丁忧期满准备回京复职时，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
徐光启和利玛窦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是李之藻在《坤舆万国全图跋》和《天主实义重刻序》中所倡导的。他是以中国儒学思想为出发点理解天主教信仰的，称传教士的学问为“天学”，它与儒家学说并无抵触：“知天事天，不诡六经之旨。……性命根宗，义畅旨玄，得未曾有。”
利玛窦把欧洲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引入中国，其中包括数学、天文学、历法计算、地理、制图学、建筑学、神哲学、伦理道德、拼音、美术、音乐等。很多人仅仅将他视作文化交流和科学传播的“泰西儒士”。一些有关利玛窦的研究受到某种潜在而又古怪的意识形态所污染，认为他只是科学和文化的伟人，并算不成伟大的传教士。笔者希望借着这篇文章让大家明白，正因为利玛窦是真正的传教士，而且非常杰出，堪称典范，他才会无偿地和毫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最好的东西，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层面。因为那种分离式思维模式，就仿佛传教士不愿意传播科学知识一样，他们没有看到人性知识传递过程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更未看到那些传教士的无偿奉献和心怀天下的大公博爱精神，远超国家、种族、语言、肤色之别的自由坦荡胸襟。若望保禄二世盛赞利玛窦在科学、理性和宗教方面的务实和无私的态度，因而成为东西方真正的桥梁：“他这样做是为彰显出宗教信仰并不会让人逃避社会，而是让人投身于世界中，使社交生活更美善，……利玛窦的科学工作在中国备受推崇之处，在于他那谦虚、诚实、无私的大公精神及态度……将它们尽数不求回报的献给一个富有高度道德传统和高尚文化的民族。”
按照经合组织（OECD）在《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的报告，目前影响力最大的知识分类：知道是什么；知道为什么；知道怎样做；知道谁懂得如何做。前二者属于编码知识，构成信息交流的重要来源；而后二者属于隐性知识，很难由普通讯息渠道获得。从这种知识分类可以清晰地看到波兰尼知识观的影子。
匈牙利裔的英籍化学家和哲学家迈克·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在《个人知识》中提出“个人知识”“隐性知识”等悖论性概念。实际上，类似“隐性知识”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和多玛斯·阿奎那的思想中已做过某种程度的表述，尽管波兰尼从未在书中直接使用这些术语名称。该书是他在《科学、信仰与社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一部对生命、历史、社会、世界、科学、哲学与宗教等进行综合性全方位反思的结果，希望找到连接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他在反思理性逻辑与宗教信仰的繁杂关系的人生核心问题时，从词源角度去重新思考信仰经验的界限，发现那与真理息息相关的个人知识可以在断裂带重新创建起联络的桥梁，也发现信仰经验属于隐性知识的固有部分，同时又超越隐性知识。
波兰尼主张“知识的攫取”(knowing)既是一种对被知事物的能动性领悟，也是一种负责任的和具备普遍效力的行为。他认为对于“知识的攫取”是一门艺术，需要人懂得技能，而且在每一项这种行为中都有当事者的热情积极的贡献和“无所不在的”个人参与。每一种知识都具有“内在美”(intellectual beauty)，而人在追求知识时，正是对这种美的追求。它绝不仅仅是某种心灵的寄托，而是具有实效的逻辑功能，属于知识的必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传统知识观往往把主观和客观进行分离，并以将这些属于个人的、热情的、人性的成分从知识中剔除掉为目的。他认为此做法不但要不得，而且必须改变这种只能给人带来混乱和恶果的知识观。
波兰尼认为知识应分两类：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那些能够以一定符码标识（其中最典型的是语言，也包括各种图表、公式、手语、盲文等诸多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而隐性(默会)知识则是指那种已掌握（包括潜意识的）而难以言述的，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能运用的知识。譬如汽车修理工单靠听觉就能判断发动机的故障所在，这种知识无法单凭文字传授，而要靠师傅手把手地去教徒弟。各行各业的绝技或秘诀如果在一代人中得不到传承，它们就可能从人类知识中永远消失。隐性知识可以体现出理性的各种机能，如有眼光、鉴别力、创新力等，虽然它们属于内在于行动中的深层知识，但在人的显性活动中却能体现出来，因此，便成为显性知识的源泉和基础，始终在人类知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显性知识已成为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代名词，而隐性知识则对应着人文社科、哲学、宗教等知识。显性知识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目共睹，但若没有隐性知识作为指导，人类将会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如果把显性知识比作人类前行过程中用来披荆斩棘的一柄利剑，那么隐形知识就是握着宝剑的那只手。隐性知识内所蕴含的奥秘究竟在于什么？如何才能学会运用这只掌握着利剑方向的手，而不被它伤害呢？
经合组织对知识的分类建基于波兰尼的理论之上，而我以此知识分类将利玛窦对东西方交流的贡献尝试着做一种简洁新颖的介绍，算作抛砖引玉，希望由此探索出一条建基于人性同时又向上开放的友谊之路。
（一）知道是什么（know-what），简称“是什么”
是指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事实是客观性的，首先是以我们的五官认知感受的事物和现象，然后是感官的延伸物，即各种观测仪器搜索到的物象。尽管客观事物不会以主观感知而转变，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理性知识却是源自感官的经验。
伽利略在《试金者》中写道：“谁不研究书写宇宙的语言和文字，就读不懂宇宙。因为宇宙是以数学语言写成的。”为利玛窦而言，科学不仅仅是工具，它也是耶稣会的人文和神学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同一的神学方法也应用于绘制地图的活动。他称那幅地图“可能是目前完成最好和最有用的工作，让中国能够称赞我们信仰的事物”。借着世界地图和天文仪器等，他不仅打破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更唤醒中国人客观认识世界的意识，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天主实义》是与儒家传统文化对话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努力尝试着把福音讯息融入中国人当时最普及的哲学和伦理范畴，其内容以理性为基础，在中西方文化古典中找寻具有普世价值进行对话，在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中力求探索天道。书中谈到人无论相信与否，但绝不会影响到客观事实的存在：“譬如西域狮子，知者信其有，愚人或不信，然而狮子本有，彼不信者，能灭狮子之类哉？”（n.179）。不知者否认其存在，但狮子却不会因为他们的不信而不存在，“天地之大尊”的存在更是如此。再者，理性超越感知，“以目睹物不如以理度之。夫目，或有所差，惟理无谬也”（n.181）。
（二）知道为什么（know-why），简称“为何是”
是指自然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科学理论。凡知识首先应是“技能性”（更深层）的，然后才逐渐演变成“概念性”（可言传）的，即关于“为何是”的知识。这种认知过程是将技能知识抽象到概念层面，再凭借逻辑推理来论证事物的所以然。人类互相依存必须接受先人们长期积累下来的知识精华，即那些已被普遍认可并得到验证的事理。故此，人不但应该知其然，也需要知其所以然。
《天主实义》借着中士和西士的对话，让人忠于事实，热爱真理。在普遍理性的引导下，中士承认真理存在，并独立于人的思想（客观性）；真理是可以被认识的（可知性）；真理是有章可循的（秩序性）；有果必有因（第一因）。 “天主的真道就在人心”（n.9）。虽然藉着“为何是”人们可以认识真理，但还属于抽象性的真理，而存在性真理的发现过程是默会能力在起作用，因为仅靠显性知识的力量难以说服人心。
在下面的两类隐性知识可以看到知识所蕴含的个人性，但同时又是客观的。亦即知识是由人建构，并包含着人性对真善美的情感向往，所以又超越主观性视域，走向真善美的普遍性。一切知识都根植于默会知识。如何获得默会知识？它只能借助于一种把感性的、理性的、情感的知识整合性地参与来获得。正是“鉴于利玛窦严谨的科学事业及其充实的灵性生活，我们不能不被其创新与独特的才能所感染，他以极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与其道德生活中的一切。事实上，正是因着这种态度使他的使命与众不同，也就是在数千年的崇高的中华文明与基督信仰的新颖性之间，努力探索着彼此和谐的可能途径。……”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好写照出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实践，因为在主客体相融合的状态中，认识主体必须置身其中不断地体验和感悟，靠实际经验的积累才可获得。
（三）知道怎样做（know-how），简称“如何是”
是指做事情的技艺和能力。“技术”层面，涵盖那些人们难以明了的技能，常被人称为“诀窍”，由个人亲身体验而产生主观的灵感、直觉、洞察力等都属该层面。这里涉及到“技术性”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们通常被称为“雕虫小技”，甚至“奇技淫巧”。虽然近代中国的GDP总量很高（根据国际工业合作组织的专家所著《世界经济千年史》测算，利玛窦时代中国的GDP总量居于世界第一，约占世界GDP总量的39%），但充其量也只是技术弱国。
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掌握许多天文、数学等领域的知识，但却不成系统，人们知道一些祖上传下来的规律和图表，但已经不懂得如何去论证，甚至都不会使用它们。他还指出为什么这些学科被人轻视以致于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无法求取功名。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间接地看出徐光启等人不求功名的高贵品德。
利玛窦学生时代的制图学和地理学在西方发展迅猛，正因为他曾刻苦研习绘图，所以他才能先后在中国绘制多达六个版本的世界地图。实际动手能力和技术训练也不容忽视。他学会日晷的制作原理和技术，并洞晓机械钟的奥秘。他不仅绘制地图，还亲手制作自鸣钟、地球仪、浑天仪、等高仪、日晷及测绘仪器等。由上可见，他的实践能力非常强，懂得学以致用，完全领悟和掌握在制作过程中必要的“技术性”窍门。
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
在此不仅要与事实和真理衔接，还需进入美善之境。其实，每位艺术家都需要把自己的那颗随心“雕琢”成为匠心（融入美善之境）。若你的心灵被某物打动，那肯定是某位艺人用心赋予它灵气所致。美善的存在是真实的，感受却非常主观，绘画音乐等艺术的至高境界不在于名利，而在于它们向人传达美善的程度，这样就形成良性互动与升华。也许艺人不善表达他内心的感受，但其作品却能与人交流，在这里形成了主观性和客观性悖论式的共同存在的基础。
（四）知道谁会做（know-who），简称“谁会做”
指知道是谁，也知道谁懂得什么、谁知道如何做的知识。今日随着分工日益发达，知识的分离也越来越大。因此，与之相应的，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人际关系方面的知识，才能互相依存不断发展。但若仅仅停留在人与人的层面，还是无法答复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疑问。知道我是谁，以及我与客观事实（神、人、世界）的关系，才能客观地去面对各种人际关系。波兰尼认为“一个社会的理想，首先在于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有一群人尊重真理，渴望正义，并爱与他们相似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性和普遍性彼此互为必要条件，尽管真理超越人，但却不会强迫人，同时也需要人把它生活出来，从而成为仁爱的社会。
对耶稣会士而言，绘制地图属于融合文化、科学和宗教的综合性经验，客观认识世界并把它画在纸上，其意义无异于让人参与进入创世工程中去，故此，利玛窦教导我们要以沉思的目光去观察宇宙的奥秘：“谁认识天与地，就会明证那位主宰天地者是极美善、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无知者拒绝上天，假如科学无法引人回归天地的真主宰，就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科学。”波兰尼也深明此意，所以才表达他自己对真理的信赖和臣服，并把宣扬真理当作他的使命：“我相信，尽管有危险，但我被召唤去探索真理，并陈述我的发现。”
为使中国人皈依基督信仰，利玛窦神父明白最重要的是进入人们情感的深处，回归中国道德生活的本源，祈祷并渴望着中国人的心扉能够向真理敞开，他在《天主实义》自序说：“二十多年来，我每日早晚都含着眼泪向上天祈祷，我知道天主怜悯众生……关于天主的真理早已深植人心，但世人却不能直观地了解该真理，此外，也不习惯反省这类问题。”
藉着《天主实义》一书，他也将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哲学和神性思想引入中国。阿奎那认为只有通过与存在事实的接触，才能踏上走向智慧的旅程。他在《神学大全》把知识分为三个层面：感性、理性、情感。这三个层面的知识循序渐进，其中情感知识为最高级，它不以理性借着抽象活动获取概念，而是在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实之间产生“情感共鸣”，与感同身受有异曲同工之妙。假如人把抽象认识比作“看见”，那么情感共鸣知识就仿佛是以爱为基础的“品味”。它是在理性（头脑）和情感（心灵）的相互协同下进行认识的，可谓整合性的认识，因为这层面的认识活动会使整个人的各方面都参与其中。这种最高深的认识方式就是智慧。人性智慧是聪明与科学的结晶，只有藉着“智慧理性”，才能抵达这种智慧。这种走向智慧的唯实论是以完全接纳隐性哲学的基本定理（“事实优先”）为前提，其认识方法超越自然理性、科学理性、哲学理性，是智慧理性的认识。只有这种理性能使人追求那“善之真”及“真之善”；其所采用的方法既不是分析法，也不是综合法或辩证法，而是类比法；与其说它是用言语来表达，倒不如说它以标记来指示；与其说是用眼看真理，倒不如说是用心去品味真理。在利玛窦身上，科学、理性与信仰三者达到了辉煌的天然合成。他不仅以大智慧教导人，更用生命见证了对那真理的爱。
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见证仁爱之心
近三十年的传教生涯，利玛窦遭遇的困难无法数算，在这里我们仅提及三两个，但是他从未因此灰心丧气，因为利玛窦是正义的捍卫者和拥护者。他去印度传教的最初几年，就为当地人力争进入高等学府的机会，1581年他从卧亚写给总会长的一封义正言辞的信函就是极好的佐证。信中谈到当地修生如何受到歧视，并无法接受同等教育，他猛烈抨击偏袒主义和各种不公平对待。他也曾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诬蔑和控诉：利玛窦被指控绑架儿童，罗明坚则被诬告强暴一个新教友的妻子。
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和罗明坚
利玛窦一心希望早日抵达北京。他陪同兵部侍郎石星同船而行，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石侍郎是准备前往北京上任的。当时日本入侵高丽，而高丽又是中国的朝贡国，时值中国派兵援助高丽之际，船行至赣州的十八滩，触到暗礁，利玛窦的坐船也沉了，河水冲走了船上所有的东西。虽然利玛窦侥幸逃过一劫，但是陪同利玛窦的中国修士巴兰德却溺死河中，这件事令他痛苦万分。
他宽恕那些曾伤害他并在官府诬告他的人。传教士宽恕仇人的行为令许多国人惊讶不已，传教士们的爱德更是令炎黄子孙印象深刻。1586年他从肇庆给马塞利神父写道：“今年这座城市的河水又泛滥了，洪水淹没了田地，冲垮了房屋，灾情非常严重。在我们的会院聚集的许多穷人，感受到他们从来不敢奢望的基督徒爱德。我们不多的一些东西也都施舍给了别人，让他们重建家园，援助贫穷的基督徒，整座城市的人深受教诲。”
抵达北京后也是困难重重。1600年3月同会兄弟郭居静与庞迪我从澳门而来，随身携带着将要进献给皇帝的礼物。5月19日南京的官吏也赞同他们前往北京，于是利玛窦偕同庞迪我，再次向京都挺进。7月3日抵达临清，被宦官马堂逮捕，先是连人带船一并扣押起来，差点失去性命，然后被转移到天津关押外国人的城堡，在冰天雪地的冬季，两位神父多次恳请宦官转呈万历皇帝，终于在1601年1月8日才御批由二人敬献礼物的奏疏。
在疫情泛滥时，神父们护理病人的影响也很大，1605年利玛窦致信总会长说：“今年这座城市流行一种类似鼠疫的传染病，我们也正好有机会向他们施行基督徒的爱德。我们竭尽所能地帮助患病的人，而他们也深受感动，因为连他们的亲朋好友都不乐意接近他们。”此外，利玛窦还为福音本位化做出巨大贡献，如力争从属于葡萄牙管辖的澳门独立出来；着重培育中国圣职人员等。还有那些曾努力却未能成功的使徒事业，譬如成立宗座大使馆，范礼安访问北京，传教区独立自主，皇帝正式允准在神州大地的传教工作等，虽然没实现，但借着皇帝在京御赐墓地，事实上也算达成。
从利玛窦身上，可以借鉴学习为我们时代有益的尊重与热爱不同文化的能力，超越个人和民族的私利或偏见，回避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或征服他人的欲望。他选择在一切事上跟中国人一起做真正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承认他那友谊和双赢互惠的风格，在我们这全球化时代也非常有用。近些年来，在中国、意大利，乃至全球范围内，举行一系列纪念利玛窦的活动，正显示出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在教会内，而且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均能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用眼下很时髦的一个词来表达，就是产生了超强“正能量”。既源自他在历史中的伟大性，也出于他在当代的现实性，他留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族人民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如今全人类仍在探索着走向合一，以期抵达和平共处的理想境界，他的精神遗产定能使我们获益匪浅。
通过了解波兰尼对隐性和显性知识的阐述，明白客观和主观的事实之间息息相关，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利玛窦及其友人对中西方全面交流的贡献之深远。道为器之本原，君子不会拘于外形，而应去领悟万物之道。利玛窦和徐光启的一生不局限于“独善其身”，而是“崇德而广业”，其“大道之行”在于他们“修身事天”的超凡精神，更使自己成为践行仁爱和真理的化身，终能以“天下为公”，感动着身边的人们，并带动他们迈向真善美。相信他们的善表今天依旧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弦，故此我们在向徐利二位圣贤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激之情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研究他们的友谊及其所结的善果，从而领悟他们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精神动力之所在，并积极寻找他们不断提升理性的“秘诀”，努力效法他们深切关注人类共同福祉，以促进中国社会和普世人类的科学、理性和信仰的整合性构建。
（作者系意大利利玛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