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先生是世界著名建筑师，在世界各国留下了许多杰出的作品。贝聿铭也是世界著名华人，他的英文名字叫I. M. Pei，外国人称呼“I. M. Pei”犹如说“I’m Pei”，就像在说“我是贝”，于是大家经常会因为他的英文名字闹笑话，时间长了，都对此习以为常；但是，这也使“I. M. Pei”的名字更容易被大家记住。贝聿铭曾经也是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常客，福开森路是他一辈子铭记于心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建交后，贝聿铭还重访武康路，寻找旧时的记忆，此源于他的父亲贝祖诒。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模型前

　　贝聿铭的祖父、贝祖诒的父亲叫贝理泰，是苏州贝氏的第十三世孙，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与近代中国“颜料大王”贝润生属于“同门兄弟”，年龄也相仿。贝理泰的父亲叫贝晋恩，和贝理泰一样均是秀才出生，因家境贫寒，被迫投笔从戎，后来当了“杭州府西塘海防同知”，就是负责浙江沿海海防的武官。1861年，太平军东进军进攻浙江，杭州失守，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身亡，贝晋恩跟着倒霉，根据大清惯例，贝理泰以荫庇获“五品衔承运浙漕功保监大使分省补用”（这个名称很长，实际上是一个虚衔）。后来，贝理泰被苏州知府招为幕僚，负责苏州财政，被人们称为“钱谷师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宣告“独立”，苏州是江南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各路军阀为争夺苏州的斗争很是激烈。贝理泰是主管苏州财政的官吏，凭借个人的智慧和胆魄，周旋于军阀与兵痞之间，总算保得一方平安。

　　苏州与上海相邻，水路和铁路直接相通，贝理泰在主管苏州财政期间，结识了上海和江苏的不少银行家和实业家，并开始认识到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1915年，陈光甫、庄箓（得之，是盛宣怀的亲戚）、李铭等筹备成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计划集资10万元（实收8万元），其中贝理泰出资5千元，成为主要股东之一。根据银行指示，贝理泰在苏州成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苏州分行，任行长。

　　贝理泰生育8子4女，贝祖诒（淞荪，1893—1979）排行老三。当时，总部设在上海的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在苏州创办博习书院，宋子文的父亲宋嘉树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牧师，被派往苏州工作。贝理泰是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苏州人，于是，他的许多子女就读于博习书院，贝祖诒也进入博习书院，成了宋嘉树的学生，并结识了宋子文。1908年，美国政府批准将“庚子赔款”的余款设立“庚款基金会”，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美国基督教监理会获得一笔资金，把上海的“中西书院”迁往苏州，与博习书院合并建立“东吴大学”。于是，贝祖诒进了东吴大学。读书期间，他认识了庄箓的女儿，后来二人结为夫妻。庄氏就是贝聿铭的母亲，这是后话了。1911年，18岁的贝祖诒完成了东吴大学的学业，在庄箓的推荐下进了盛宣怀掌管的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任主管会计，走上了独立创业之路。

　　1916年，盛宣怀逝世，汉冶萍公司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贝祖诒经庄箓、陈光甫、贝润生、虞洽卿等人的推荐，进了北京中国银行总行会计部。不久，贝祖诒又被总行派往广州中国银行分行，任会计部主任。

　　1924年，广州政府为了筹集资金，计划动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的资金，将广州分行改组为广州政府中央银行。对银行管理层来讲，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行长闻风后逃离广州，未来得及逃离的贝祖诒被广州政府监视，强迫签字交出全部资金。贝祖诒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后来，贝祖诒邀请许多外国朋友到家里做客，乘机男扮女装，混入外国人群逃离广州到了香港，主管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业务。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北京向南京、上海转移，原来设在北京的中国银行总部奉命迁到上海。贝祖诒的工作责任心和金融才华有目共睹，中国银行得到蒋介石不追究贝祖诒“脱离”广州的“罪责”的指示后，电招贝祖诒回上海，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根据1898年中英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政府同意把九龙租借给港英当局，租借期为99年；1997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期满时，中国政府将收回九龙、香港。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英关于收回香港的谈判便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中国政府决定重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楼，对这幢大楼的设计和建设要求很高，于是希望在美国的贝聿铭先生担此重任，由于种种原因，贝聿铭拒绝了。1982年，中国银行派代表团赴美国，找到了82岁的贝祖诒。贝祖诒曾经是中国银行的总裁，还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对香港、对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有特殊的情感。在贝祖诒的劝说下，贝聿铭才接受了重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楼的委托，并出色地完成了设计和建造。直到今天，巍然耸立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楼依然是香港的标志性建筑。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初六）出生于广州，后来又与父亲贝祖诒“避难香港”，1928年随父亲来到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和广东话。贝祖诒回上海后居住在银行提供的福煦路明德里（延安中路545弄）沿街的住宅。1930年，贝祖诒原配庄氏患癌症在苏州逝世，这对贝祖诒、贝聿铭都是沉重的打击。料理好妻子的后事，贝祖诒回到上海，但是精神萎靡不振。于是，中国银行确定派贝祖诒随团赴欧洲考察，实际上就是旅游度假。

　　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西名Tingfu F. Tsiang，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外交家。辛亥革命前肄业于湖南湘潭益智学堂，1912年赴美留学，攻读历史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32年与胡适等出版《独立评论》。1935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翌年，出任驻苏联大使。1944年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任驻联合国常驻代表。贝祖诒赴欧洲期间，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邂逅蒋廷黻的女儿蒋士云，当时，贝祖诒40岁，蒋士云21岁；两年后，他俩在巴黎结婚。据说，20世纪30年代，张学良夫人赵四小姐、贝祖诒夫人蒋士云、实业家沈天梦夫人刘丽梅和宋子文夫人张乐怡被北京人称为“北京四美人”。新婚后的贝祖诒十分开心，回国后任中国银行总裁。蒋士云同意随贝祖诒回国，但是有两个条件，就是贝祖诒必须另外置一套房子，并与前妻生育的的子女分开居住，前妻所生的子女只能在周末到新家与父亲团聚。这个条件对贝祖诒来说太苛刻了，但是为了这个新家，他必须做出让步和牺牲。对尚处于青少年时代的贝聿铭来说，在丧母之后还得与父亲分开居住，这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害，也使他和蒋士云之间产生了无法消除的隔阂。

贝祖诒、蒋士云夫妇

　　贝祖诒与蒋士云的新家在法租界福开森路378号（今武康路378号）。贝聿铭在他的回忆录里多次提到，因为与父亲分开居住，为了打发时间，他整天趴在明德里住宅的窗台上，数来来往往的车辆，也经常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当时与大光明电影院相邻的国际饭店正在建设中，贝聿铭会整天呆在那里，看国际饭店一层一层地造起来，这对他以后走上建筑师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贝聿铭也多次提到周末与父亲团聚时的兴奋，和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沮丧。

　　贝聿铭没有提到他父亲在福开森路378号的住宅是租赁的还是买下来的，或者是父亲出资建造的。不过，根据迹象判断，福开森路378号住宅应该是租赁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贝祖诒离开了上海，以后再也没有人去关注他在福开森路的住宅。倒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根据中美之间的约定，1974年4月，包括贝聿铭在内的一行15人组成的美国建筑师代表团访华。自1935年离开上海，40年后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除了走亲访友，贝聿铭还去了趟让他一辈子魂牵梦绕的武康路378号。这时，上海人才知道，这里曾经是贝祖诒的家，也是贝聿铭挥之不去的记忆。可惜，没过多久，贝祖诒在武康路的住宅被拆除了，这里又被建为房地局的宾馆。

（作者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地名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非物质文化委员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