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出生家世
我叫李顺兴，又名李振兴，今年83岁，1934年9月7日出生在徐家汇堂街西（又叫廿间头）。父亲李孝生，祖籍南翔，至于有兄弟姐妹几个，家里具体是做什么的，何时来徐家汇，我都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他在南翔乡下学的木匠，现在家里还有他做的木头板凳；有一个哥哥和弟弟，哥哥去世之后，嫂子就改嫁给了弟弟。父亲是外滩气象台的信号员，就是徐家汇的气象台给出气象预报后，他在外滩气象塔插上旗子，这样人们和船只就知道气象情况了。这份工作还是徐光启后代徐林生（字宗绂，1907—1994）介绍的，父亲平时住在那里，每周回家一次。小时候我去过父亲上班的地方，要坐有小辫子的2路电车，咣当咣当，从徐家汇到外滩；他早上下班要去吃羊肉喝酒，就带我去吃羊肉汤，还记得店名叫“一乐天”。
我们一家住在堂街西48弄3号（廿间头3号），那是平房，上头有一间阁楼，后有灶间，我和哥哥结婚也是在这里，我一直住到1998年动迁。奶奶当时住在阁楼，是一位非常虔诚的老教友。父亲很孝顺，每次去上班，都会和奶奶说“阿妈我走了”，奶奶就叮嘱他小心点。母亲是育婴堂长大的，会哑语，脾气很好，见人都是笑嘻嘻的，从没见她发过脾气，1956年61岁时去世，现在教堂里还有记得她的人。
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大姐、哥哥、二姐和我。大姐比我大十多岁，哥哥比我大9岁，我和二姐是龙凤胎，从小穿的衣、用的碗都是一样的，但是她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个子很小，生下我们不容易，没有奶水喂我们，请了一个奶妈叫大阿金。我长得丑，奶妈喜欢姐姐，不喜欢我，不给我喂奶；母亲就和她交涉，这样我才没有饿死，活到现在，也最长寿。父亲在我8岁的时候过世，终年54岁，失去父亲的我们就是孤儿了。
原本父亲在世时有工作，家境尚可；父亲去世后，家里就靠母亲一个人操持，境况就困难了。大姐在父亲死的安慰鼓励我说：“天上没有饿死的鸟，地上没有饿死的人。作为孤儿要自强勇进，这是立身之本，生存发展的要道。”我和大姐曾背米卖给租界的有钱人，从漕河泾那边买了米进租界卖，赚差价养家，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单帮客。姐姐一次背1斗米（1斗等于10升），我一次可以背5升米。现在东方商厦所在的位置，以前是进租界的关口，日本人在那里拉好铅丝网，挨个检查进租界的人，租界那头由印度警察开红绿灯。有不少女士大肚皮，其实是把米藏在衣服里。日子越来越紧，我们背米也没有背几次。后来经教会人员的介绍，我姐姐嫁给了乡下朱庄一个叫阿五的教友（朱庄那里有一个教堂，叫圣若瑟天主堂）。大姐生了两个孩子，因伤寒先后都死了。经历了这些事情，大姐悲痛欲绝，不久也去世了，当时只有27岁。姐夫的父亲是保长，虽然不过是地方上的势力，然而那时的保长，其实就是给日本人做事的汉奸；现在想想，如果姐姐健在，以后还不知要因为汉奸家庭受多少连累。
1944年的时候，家里穷得没饭吃，为了能吃饱，我被送到乡下诸翟的叶家厍（现属闵行区）的一户人家做养子，这家人是我伯母要饭的时候认识的。主人家叫叶金生，就是我的寄父，剪卖羊毛营生。他家儿子夭折了，当时没有小孩，因此收养了我；寄母对我极其好，我们一直有来往，我现在的爱人也认识她，70多岁去世。寄父家里养了很多猪、牛，我在乡下看牛割草，有时骑在牛背上。有一次从牛背上跌下，大便出血，没有请医生看，也挨将活着过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我在乡下看到大家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大家都很高兴。
我的哥哥原来在信谊药厂做工，不知怎么回事，眼睛失明了，父亲在时给他定的亲也吹了。哥哥眼瞎了，姐姐死了，母亲特别思念我，就把我从寄父母家要了回来。记得乘车到程家桥，就是现在的西郊公园，母亲买了一根棒冰给我吃，她自己却不舍得吃，母爱是多么伟大！母亲当时在土山湾工作，通过教会关系，把我送进了土山湾孤儿院。土山湾有两个献堂会修女，主要管理孤儿，一位叫傅纳，现在浦东傅家玫瑰堂，大家都知道这个修女，她是那里出来的，患有“老烂脚”的毛病，一直治不好。母亲给修女洗衣服，也给孤儿洗衣服。
二、土山湾孤儿院的生活简况
我上学是断断续续的，7岁在怀安街上蒙学，就是读经，后来在若瑟院小学、汇师小学读过书。汇师小学里都是有钱人的孩子，我家里穷，由教会介绍免费读书，读了半年，就被送到了乡下。如今回来土山湾，在慈云小学，从五六年级接下去读，那时已经是1946年。母亲在土山湾孤儿院干活，赚的工钱其实就是教会每个月给2斗米，后来米价飞涨，每个月的工钱只有一斤油钱；好在土山湾吃饭不要钱，读书不要钱，穿衣服不要钱。每月发米的时候，哥哥就来土山湾孤儿院领。瞎眼哥哥自己一个人在家，非常不容易，最后几年老年痴呆，很可怜。我阿嫂和我说：“小阿叔，怎么办啊，大小便都拉在身上。”那时不像现在有洗衣机，我就帮他换下衣服，再把脏衣服放到水龙头下洗掉。因为有一个瞎眼哥哥，所以马路上看见有瞎子过马路，我都要过去搀扶一下。
肇嘉浜和蒲汇塘是水路交通要道，两河交汇形成自北向西的转弯，土山湾孤儿院在河的西南，占地面积有80多亩，房屋150多幢。土山湾里面有三个教堂，其中神父楼上有一个小教堂，给院长、校长、神父做弥撒用；里面还有一个小教堂，就在现土山湾博物馆的位置，是梅乘骐神父（1907—1997）给我们做弥撒用的；大教堂是给教友望弥撒用的，外边的人也可以去。再过去西边，就是操场红房子，后面是菜地，种冬瓜、南瓜等蔬菜给孤儿吃。
1948年我进入初中部，一直读到1951年。我们的学校类似现在的职业学校，区别在于土山湾孤儿院是教会办的。学校的课程有语文、数学、音乐、机械制图等等。我记得教机械制图的是王潮海相公，曾在加拿大接受过培训；数学老师是外边请来；教语文的是顾古香老师，个子很小，有时写字要踮脚，甚至要跳起来；英文老师是徐人侠，也是土山湾孤儿，毕业之后就留下做老师，他还安排我在院长过生日时念英文致辞，他有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女儿是律师，非常有出息；还有一位董正衢相公（Juan Dorronsoro），西班牙人，是发行所主任，也教我们英语，他的发音比较硬，像法语，1985年去世。我的英文就是在这些基础上，以后又自学了一点，边用边学的。
土山湾孤儿院的初中部有三个班，我那个班十来个人，三个班共四五十人。这时我开始在印刷部的排字车间学撮字了，左手拿字盘，右手撮字排版。大概常用字有6000多个，遇到生僻字就要另刻。1951年7月初中毕业后，我被安排在排字车间，只做了一个月，8月就被辞退了。因为时局变化，土山湾效益不好，叫我们到外边找工作。母亲是育婴堂出来的，在土山湾洗衣服，没有多少社会关系，我找不到工作的那几个月，在家里没事情做，天天荡马路，心里苦恼得很，一直到1952年7月复工。
当时土山湾的校长是法国人程万里神父（Jean Billot），他原是汇师小学训导主任；院长是万尔典；理院神父是丁斐神父，他很有才，我们孤儿院的院歌，就由他作词作曲。丁斐神父有一个哥哥叫丁汝仁，也当过孤儿院的校长，之后才是程万里神父继任校长。程神父对学生尽心尽力，听说他后来被遣送出去，1983年在台中去世。
徐汇区文化局张晓依女士曾给我一张在上海工作的耶稣会士名录，我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都和土山湾有关。如吕道茂，他曾经是院长神父。那彦英相公（Antonio Navascues），在印刷部，1979年在马尼拉去世。高伯龙神父，他来过土山湾，我见过他，这个法国神父死在了新竹。贡伯农神父，法国耶稣会士，他是样子木匠，就是模型木匠（做电话机需要先用木头做出一个模型出来，然后铁水浇铸进去做出模型样子），木匠技术很高级，会做小提琴，别人找他买他还不卖，1988年去了摩洛哥，之后又去了马达加斯加，在那里去世。还有教过我们英文的董正衢相公，我复工后（1952年）应董相公的嘱托，还给奥国皇帝的女儿、公济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Mother Vick（修女）送过奶饼。潘国磐相公，什么事情都会做，本事比神父都大，我有一个朋友去台湾看过他的墓地。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修道人很多都去了台湾，死在异乡。
土山湾孤儿院其实是有严格等级的。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孤儿可以修道做修士，但是不能做神父，如赵鸿儒、金江声、王朔海。当然，这也不是说孤儿就不能接受好的教育，孤儿基本走工读这条路，优秀的也会派出去，王潮海相公就去加拿大学习深造过。献堂会先生（就是献堂会修女，当时都叫她们先生）比姆姆要低一等，是二等修女，负责管理土山湾孤儿。
三、中华印刷厂当技工技师
1958年前后公私合营，土山湾印书馆（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印刷部）并入中华印刷厂，我自然就变成了中华印刷厂的职工，以后就一直在印刷厂工作，一直做到退休，其间于1990年评上了技师职称。
1958年，我们先后集中在陕西北路500号的上海市团校学习，只学了一个多月。我是和孤儿院的另一个同学顾定南一起去的。顾定南也和我一样是做排字的，他的父亲也是土山湾的，叫顾春林，是石印机印刷工（当时还有一个印刷工叫范金生），操作的就是现在土山湾博物馆里面展示的那部石印机，当时住在土山湾对面的红房子里。
20世纪初土山湾印书馆的彩色石印机
我在土山湾还有一个同学，他叫沈方伯，今年84岁，比我大一岁，个子很高，有一米八，人特别老实。他是崇明人，父亲本来是崇明大公所学校的老师，母亲特别热心。后来父亲去世了，他来到土山湾，和我一起在排字车间工作。
四、现在的生活很幸福
改革开放以后，我因为有点英文的底子，就负责外文印刷，1982年之后担任中华印刷厂外文组组长。我在外文组承担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接待活动的文字材料的排版，如英国女王、美国里根总统、菲律宾总统夫人等来访，相关的接待和报道的文字材料排版都是我们做的。有一次我们去西郊宾馆为当时来访的英国女王排印菜单，李先念主席也在。还有一次，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问上海，在延安中路的上海工业展览馆设有接待活动，也给了我一张入场票。我和倪明山、张美华厂长等人一起去，时任市长是汪道涵，他和菲律宾总统夫人一起进来，菲律宾第一夫人穿了一件红衣裳，现场表演了一段昆曲。当时人家还问我：“这么高级的地方和场所，你怎么会有资格去？”
1958年市团校学习回来我就结婚了。1967年妻子生病去世，留下三个孩子，一女二子。之后我和现在的后妻结婚，她叫何月娥，是我一个小组的工友，人非常好，也很理解我，如今家里什么事都由她负责。我们结婚后又生下一子李亮军，汇师小学毕业总分第一名，数学考120分（包括附加题）。他个子高高的，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体育很好，是学生会体育部部长，现在上海汽车厂工作，因为外语很好，被外派在德国工作。李亮军的媳妇脾气很好，在交大一个后勤公司任经理，特别孝顺，我们去美国、日本、欧洲，都是他们一家陪同的，如今孙女在美国读书。我家老三李亮佐，是上海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的副会长，曾经是耀皮玻璃公司的老总、第十一届市政协常委。像我这样的家庭培养出两个高级工程师，也真是难得的。大儿子李亮安也很能干，书房墙上寿比南山的字画，就是他送的，他是汽车厂的工会主席，手特别巧，家里空调、热水器坏了，都是他来修。女儿李亮婴已经退休了，也早有了孙女，是我们李家的第四代。他们都很来赛（笔者注：这是上海话，就是给力、有出息的意思）。
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1998年搬过来的。最初有关部门安排了56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我想申请安排三室一厅，后来自己出资2万元，就多了20多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1千元都不到。我对吃、穿不讲究，尽管衣柜里有这么多西装！我也不喜欢炫耀，一个半月剃一次头，一次三块钱，一年八趟，也就24元。厂里每月给我的退休养老金有四千多，爱人有三千多，我如今这么节衣缩食，一是年纪大了，消费本来就不多，另外也想帮别人一点。
我哥哥李德兴，眼睛失明，1958年在圣衣院旁边的福利工厂上班，具体生产什么我不知道，就是用手摸呀摸的。哥哥虽然眼睛瞎，可是个热心人，1996年70岁时去世，他走了，我家很多事情都讲不清楚了。嫂嫂也是一个瞎子，曾经结过婚，有过一个女儿，离婚之后听说我大哥人很好，就和我大哥结婚了，生了我侄女李红。我哥嫂多亏了这个侄女，她长得很漂亮，而且非常自立，人又聪明，曾经是空中小姐，现在自己开服装公司，做意大利品牌服装，有很多领事夫人都来找她设计、定制服装。侄女对父母很好，对我也特别好；嫂嫂去世前有8年精神状态不好，住在精神病院，都由侄女安排照顾，于2016年4月去世。
这就是我简单的人生经历。我这一辈子，经历了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民党内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日子越过越好。现在我们蹲在屋里还拿养老金安度晚年，这要感谢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日益富强，人民生活福祉越来越好。如今进入新时代，虽作为老年人，也要不断学习，提高认识，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系复旦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