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邹容与上海的关系，人们熟知的是邹容因苏报案在上海被捕、受审，后被监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去世后又被葬在上海华泾黄叶楼。实际上，邹容同上海的关系不仅这些。据邹容自述，他“居于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出扬子江，旅上海，以壬寅游海外，留经年”。实际情况是在1902年夏秋之间赴日之前，他有半年多的时间在上海补习外文。1904年4月从日本回国后，又落脚上海，在上海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并在上海出版给他带来极大声誉的《革命军》。因此，可以说，上海是除了出生地重庆之外，与邹容关系最为密切的城市。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邹容同上海何以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邹容（1885—1905）

　　邹容与上海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位那个时代最激进的青年、一位青年革命宣传家与一座城市的关系。具体而言，邹容为何出国前来上海，回国后又落脚上海？或者说那时的上海有哪些方面吸引了年青的邹容？

　　首先看邹容为何出国前来上海。

　　邹容在出国前来上海，主要出于两个目的：

　　其一是经上海赴日留学。20世纪初的上海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工商业，已成为国际航运业中心，是中国乃至远东的物流、人流集散中心。由上海赴日，最便捷的线路便是由重庆乘船至上海，再由上海乘远洋轮船赴日。而那时的上海早已开通至横滨、神户、长崎等日本港口的定期航线，上海同日本之间的往来，十分方便。1902年的夏秋之间，邹容应该就是搭乘这些航线当中的某一班，到达日本，然后又前往东京。

　　其二是补习外语，为出国做准备。邹容在重庆时，曾经学习过英文和日文，但很可能程度不高。因此，在赴日之前，邹容预留了至少半年多的时间在上海补习外文。他当时补习外文的学校是上海广方言馆。

　　上海广方言馆是一所中国官方办的外文补习学校，初名广方言馆，于1863年设立，后附属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邹容进入上海广方言馆时，这所学校已有近40年的历史，应为上海最好的外文补习学校之一。事实上，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上海就有各种形式的以华人为主要对象的外文补习学校设立，数量十分可观。翻开那时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随处可见各种英文补习学校的广告。据研究，晚清时期上海的外文补习学校数量多时达200余所。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当时的外语热，亦可看出上海是当时中国外语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中国科举制尚未废除前（1905年清政府正式停止科举制），这个现象是非同寻常的，表明了上海的开放程度。可以说，吸引邹容的，正是上海的开放。上海是当时中国最为开放的城市。

　　第二个问题是邹容为何自日本回国后落脚上海，并且在上海出版《革命军》。

　　邹容到日本后不长时间，就因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于1904年4月被驱逐回国。回国后，他没有回家乡重庆，而是留在了上海，直至6月底苏报案发生。邹容当时选择留在上海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师友。其中年长的除了章太炎，还有蔡元培和吴稚晖等。

　　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是辛亥革命元老，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此时均为当时上海的一个类似革命组织的团体——中国教育会的成员。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1902年4月，主要的负责人为蔡元培、蒋观云、黄宗仰等。该团体表面办教育，实则鼓吹革命。这年夏秋之际，上海南洋公学的学生因“墨水瓶风潮”罢学离校，于是中国教育会为这些罢学学生办了一所学校，即爱国学社。而章太炎则经常为爱国学社学生上课。

上海爱国学社成员1902年冬合影

　　除了这些年长的师友，邹容还在这里遇到了与他年龄相仿的张继和章士钊。邹容与张继在日本时即相识，并一起进行反满活动，曾一同减掉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后张继同邹容一起被遣送回国。

　　章士钊原为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曾领导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罢学，之后他带着这些罢学学生来沪，入中国教育会附属的爱国学社就读。而这时邹容自日本回沪后，也住在爱国学社。

　　在这些师友当中，与邹容义气最为相投的是章太炎、章士钊和张继，四人还结拜为兄弟。四人当中，邹容年龄最小，因此年龄最长的章太炎称其为“小弟”。

　　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碰到了一批同样激进、有革命思想的老师，可以说这时的上海，汇集了当时中国国内最为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定期在张园发表演说，并且在《苏报》上发表言论。不仅如此，章士钊还在1903年5月应《苏报》馆主陈范的邀请，担任《苏报》主笔。这对满脑子是新思想、一门心思要反满革命的邹容来说，自然是如鱼得水。他自日本回国后，就非常积极地参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他在张园发表演说，在《苏报》发表革命言论，并且在1903年的5月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在日本时就已完成的反清革命宣言书——《革命军》。章太炎亲自为其作序，并且在章士钊任主笔的《苏报》上发表。上海因此而掀起革命风潮，并且与同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遥相呼应，直至6月30日“苏报案”发生。

张园旧影

　　此处需要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一群如此激烈鼓吹反满的革命人士何以能汇聚上海、组织革命团体并且公开发表革命言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结合近代上海城市的独特格局，即“一市三治”。

　　上海自1843年之后，相继设立了英租界和法租界。英租界后来发展成为公共租界，也是上海最大的租界。在这两个租界，虽然绝大多数人口（95%以上）是华人，但是中国政府在这里却不能有效地行使管辖权，即熊月之研究员提出的近代上海租界的“缝隙效应”。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主要是欧美人，其管理理念和制度都是仿照欧美。比如，在租界，居民（无论是外侨还是华人）言论自由有基本的保障。只要具备基本的条件，普通人都可以办书局、报馆，不需要审批。近代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十分发达，同上海公共租界这样的管理理念和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不意味着无论在报刊上发表什么言论或者出版任何一种书籍都是绝对自由的，如涉嫌造谣、诽谤以及淫秽色情内容等，也会受到惩罚，但一般只作为违警案件处理，涉案者通常会被罚款或短时期的拘禁，不会被判重刑。而且实行的是事后追惩，即报刊或书籍发行或出版后被发现涉嫌前述违法行为，才会被追究。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上海出版，以及《苏报》在章士钊当主笔之后发表了很多非常激烈的革命言论，并且刊登《革命军》序言，包括章太炎等人得知自己可能会被捉拿的风声之后，却没有立即逃走，都与此有关。据此，可以说，上海是当时中国最为自由的城市。

《苏报》1903年6月10日刊登《序革命军》

　　由此也可以说，邹容同上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是偶然的。开放、自由的上海吸引了年青的革命宣传家邹容，给了他施展才华和实现抱负的舞台。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