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路在徐汇区是一条较短的道路，北起淮海中路，南至桃江路，长323米，宽21.1-22.1米，车行道宽13米。虽然不是上海“永不拓宽的64条道路”之一，但就该道路的变化，以及该道路上的优秀建筑、往年琐事等，还是值得一谈的。

宝庆路的道路变化

　　宝庆路现在长323米，历史上曾有很多变化，道路曾经要比现在长许多，起讫地点也有一些变化。

　　早在1901年11月15日，法租界公董局会议上决定“开辟连接刘家宅路和大坟路与法华路相交的道路。大约1公里长”。翌年发布的《公董局1901年年报》中提到这条开筑的道路为“善钟路”，40英尺宽（12.192米），0.95公里长。该路为法公董局越界填浜修筑，因旧有“善钟马房”，故名善钟路。半年过后，在1902年9月25日的公董局董事会会议上又决定“将善钟路改名为宝建路（Avenue Pottier）”。宝建此人，西文姓名为Edouard Pottier，生于1839年，1903年去世，曾任法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少将，在1900年镇压北京义和团运动中为八国联军出过力，因此公董局为此改名了一条马路来纪念他。

　　将善钟路改名为宝建路在法册道契中也有迹象可寻：1903年4月21日所发法册道契第148号，中文道契中有“西至善钟路”，法契中相应的路名是“Route de Say Zoong”；1903年4月30日所发的第150号道契，法契中西文路名是“Route de Say Zoong”，中契中却译为“巴吉路”（即宝建路，Avenue Pottier的另一种翻译；《道契》中地名翻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比如将Rue Pichon翻译成咇嘧佛路、比松路等）；同日所发的第151、152、153号道契，法契中的宝建路西文均为“Avenue Pottier”（由此也可见道契最后立契的时间与开始订立买卖的时间有较长的间隔）。

1903年法册道契第150号“Route de Say Zoong”（善钟路），中文道契译为“巴吉路”（宝建路）

　　宝建路这时的起讫地点，从长度上来推算的话，善钟路（现常熟路），长716米，宝庆路长323米，比0.95公里稍微长了些，最主要的是最初宝建路南端的起点与大坟路连接。大坟路，法名Rue Big Grave。1901年11月15日法公董局决议“从4.2公里的法华路出发，向南朝向法徐家汇路辟筑，大约2公里长”（这里的法华路即现在的淮海中路，当时是越界筑路，不久即称宝昌马路、宝昌路）。1902年9月25日，董事会决定将大坟路改名为毕勋路(Rue Pichon)。毕勋路，现在的汾阳路，南面与其连接的是桃江路，后者现在长444米，其中东段当时为宝建路，就算有200多米，加上现宝庆路300多米，仅有500多米，离950米还差了一些。因此，今淮海中路北段、初期的善钟路也不是很长，大概400多米。宝建路的起讫地点：南至汾阳路，北至现长乐路常熟路。善钟路路名在《申报》上出现是在1908年11月4日：“新租界善钟路福医生花园，前日失去大衣一件、值银三十两火炉一具。报捕请缉，捕头派探至园查勘。”（这个时候还不是法新租界，在这之前没有在报刊上出现道路名称，也有没有案件或发生较大事情的可能）《字林西报·行名录》（以下简称《行名录》）中出现善钟路也是在1908年。当然不出现不等于不存在，比如宝建路在那时也没有出现在《行名录》中，而实际上宝建路当时已经存在了。这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越界所筑的道路，在《行名录》开始的《地名表》中一般不会出现（邻近租界的会列出）；二是不很繁盛，基本没有什么人需要做广告。到1912年，宝建路才在《行名录·上海街道指南》中出现，不过也没有说明起讫地点。1913年的宝建路，从当时的地图看，北端在今淮海中路，隔路与善钟路相接。

1913年地图上的宝建路、善钟路

　　1931年6月8日，法租界当局发布了“道路更名要求”，认为“贝当路与祁齐路之宝建路一段，实与恩利和直接贯连，似此直接贯连之路，反与斜来之路同名，殊难索解”，从九月一日起“贝当路与祁齐路之宝建路一段，改名为恩利和路”。恩利和路为现在的桃江路，如果到实地看看，东段与西段也不是很直，有很明显的从宝庆路弯过来的感觉。

　　宝建路，1943年以湖南邵阳旧名宝庆改今名；恩利和路，1943年改名为靖江路，因与京江路谐音，1980年以湖南桃江改为今名。

优秀建筑在宝庆路

　　1.宝庆路3号花园住宅

　　说到宝庆路的优秀建筑那就不得不提宝庆路3号，有人这么说：“据统计现今上海榜上有名的豪宅约有十幢门口挂有‘十大名宅’铜牌的，这十大名宅产权都已归国家;另有约三千多幢可纳入豪宅之列的独立花园洋房，其中产权仍属私人的，大约一成都不到了。”“上海宝庆路3号就属这其中的一成之内。”当然这话说的比较早，现在这建筑的产权也不属于个人了。

　　据称，1925年时该住宅就属于沪上富商周宗良。这里开始时仅有一幢主楼和一幢给仆人住的副楼，是一德国侨民的别墅。周宗良以重金购入此别墅后，花了七年时间，另外兴建了三幢房子，一幢专门给子女住，一幢是有8个大灶的厨房，还有一幢专用来接待客人的独立洋房。或说1930年，周宗良收购房产，并于1936年委托近代著名的华人建筑事务所——华盖建筑师事务所改建，新增1号楼和3号楼，逐渐形成目前的建筑群形象。从《行名录》的记载看，1925年还有西人居住的记载，但从此之后宝建路3号就一直没有在《行名录》中出现。《申报》1930年10月1日报道：“法租界宝建路三号乡人家，昨晚八时余，侵入三盗，咸持手枪，向事主恫吓，恣意搜劫，历半小时。盗等始携赃而逸，统计衣服饰物约五六百元。”由此而看，周收购此建筑在1930年的说法比较可靠些。

1925年《字林西报·行名录》中宝建路部分住户

　　周宗良生于1875年，浙江宁波人。父亲是个牧师，周得以在宁波教会中学读书。毕业后进入宁波海关工作，没有几年即转入宁波德商美益洋行任职，还曾与人合伙开设通和布厂。1905年左右到上海发展，先进入德商谦信洋行作“跑街”，1910年提升为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因和英法等国处于敌对的状态，上海的德人纷纷回国。谦信洋行的德人老板委托周宗良代为隐匿和保管财产，所有房地产改用周的户名，全部存货作价让归周宗良所有。大战期间，颜料价格大涨，周宗良因掌握了谦信洋行的全部颜料存货，所以获利极巨。大战结束后，谦信洋行重新来沪，周宗良将房地产重新过户，代管的财产和作价的货款全部归还。需要说明一下，是把作价的货款归还，不是把所有的盈利也全部归还。这样一来，周宗良不仅获取了大笔的利润，也获得了德国资本家更大的信任和重用。1924年，德国人在上海设立德孚洋行，原来礼和、爱礼司、谦信、裕兴、广丰、咪吔、禅臣、拜耳等洋行在中国的颜料生意，全部归“德孚”独家经销。这些洋行原来的5位颜料买办，也全部改任德孚洋行的买办。因为德孚洋行大班系由原谦信洋行大班充任，周在这些买办中居为首位。

　　周宗良为这个洋行在中国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颜料销售网络，使得德国颜料深入我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独霸了中国的颜料市场。1920年左右，他和贝润生合资组设谦和号，资本140万两，包销德货颜料。虽然贝润生任经理，他任协理，但经营大权掌握在周的手中。1930年他又独资设立了周宗记商号，利用谦和号的销售渠道，经销其他一些德商洋行的西药、汽油灯和洋杂货，并经营他自己的房地产和其他投资，比如入股浙江实业银行，与贝润生合资开设恒孚钱庄等。1948年把大部分财产转移到国外，同年6月去香港。1957年，旧中国最著名买办之一、被人称为“颜料大王”的周宗良因病去世。

　　宝庆路3号占地面积4773平方米，建筑面积1048平方米。虽然有五幢老建筑，可我更喜欢那德式风格的大花园。原来的私家花园住宅，因多种原因，经过拍卖后，现在已经成为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只要提前预定，就可以参观。并且每天还限定人数，这无论是对旧建筑的保护还是利用都是一件幸事。

宝庆路3号花园局部

　　2.宝庆路9弄1-6号花园住宅

　　3号南面围墙的另一边就是9弄1-6号北面入门的通道。六幢小洋房，东西并排相连，两两之间有着进门。入门离地面较高，有着七级的台阶、一个小平台，还有低矮的门槛，这对于防止雨水的漫入有很好的防护作用。进门后面的建筑墙体都连接着，住宅南面有一个与住宅平面面积基本相同的大花园，成为看上去相连又独立的一体。在住宅北面，几乎都有些向外的搭建，于是有些住宅有了两个花园。建筑为砖混结构，假三层，法式坡顶，或可称之为“法国式花园住宅”，约建成于1923年。从1924年起，1号和2号（当时称9号、9号A）就有西人居住。那年1号住着L.盖而纳夫妇，2号住着A.G.莫恕伯夫妇。莫恕伯1913年前来华，是一名英国律师，在这里一直住到1932年。1936年时1号住户是F.籁考尔，2号住着K.呵莱尔、C.普特凡肯。1937年抗战爆发后，这里就没有了西人居住的记载。

1946年宝庆路9弄1-6号平面图

　　2017年6月10日，在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上，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正式揭牌，宝庆路9弄1-6号名列其中。

　　3.宝庆路10号独立别墅

　　10号建筑很有特色：红色的屋顶砖瓦，黄色的素面墙壁；南侧一端是古堡造型，黑色的盔顶；窗框呈拱形，窗间使用陶立克式柱为主的装饰性混合柱，与北侧的门廊同样使用装饰性柱式相呼应。整个建筑为假三层砖木混合结构，平面略呈方形。建筑屋顶形式比较丰富，主要为孟莎式屋顶，山墙有外露木架，比较接近德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式特征。从东面入口门廊拾级而上，进入住宅，依次是门厅、会客厅和餐厅。门庭有楼梯直达二楼，二楼有五间卧室。底层南向小厅有门廊可通向曾经的大片花园，现在花园基本上没有了。

宝庆路10号建筑外立面

　　据称建于20世纪20年代，从《行名录》看，至少在1914年就有西人居住，一直没有住户空缺的时候，1939年起成为洛雷托学校（Loretto School）。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学校占领，屋内建筑有所破坏。新中国成立前夕，曾为上海市常熟区区公所律师、常熟区副区长钱如南所住。那时大花园为蒋政府上海市常熟区区民代表大会场，进行所谓区长选举等活动。

　　1950年后，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使用，后曾为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从最近所拍的照片（见图：宝庆路10号建筑外立面）看，恐怕又有它用。

　　4.宝庆路20号

　　20号内有四幢大楼，为了区分，分别称其为1号楼、2号楼、3号楼、4号楼。这四幢大楼风格各异，建造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被批准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2005年10月31日，3号楼、4号楼率先被批准为“优秀历史建筑”。3号楼建于1925年，风格为简化的新古典主义。斜坡屋顶，硬山墙面，外立面以清水红砖墙为主。建筑为两层，局部三层，南立面左右对称。立面装饰元素丰富，装饰图案带有装饰艺术派特征。二层中间三跨走廊，有几何形铸铁栏杆。室内楼梯栏杆和柱身有铸铁几何图案，图案化的彩色玻璃和满天星马赛克地坪也是其建筑特色之一。该楼曾经是原国民政府造币厂老板的住宅，地下一层宽敞考究，用作家庭的保险库。

　　4号楼也建于1925年，为折衷主义风格，使用简化的古典柱式。建筑外墙面上部饰有圈形和蝴蝶花饰，门窗洞口上都有几何化的装饰。三层露台两侧装有宝瓶状栏杆，透风而不呆板，与整幢建筑也很协调。内部格局宽敞，装饰也很出彩。进门即见一个宽敞的门庭，现在作为会议室，因宽大而显示出气魄。在北面一排木格玻璃门上，镶嵌的玻璃五彩缤纷，玻璃门上方二个半圆、一个椭圆形的玻璃窗上，镶嵌着三幅抽象派风格、描述欧洲乡村风光的玻璃画。

　　在第五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单公布时，20号全部包括在内，也就是1号楼、2号楼也成为了优秀历史建筑。

　　1号楼略有英国乡村建筑风格，多段式组合，假三层的小楼，比较规整，对称式结构。有龙头状的假山绿地小喷泉，右手侧有门直通底层大厅。此楼曾经是原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的旧居。陈行，字健庵，1928年1月历任财政部金融监理局局长、钱币司司长，同年10月任中央银行行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副总裁。1938年8月后，连任中央银行理事兼常任理事。在《行名录》中，1930年后就没有出现宝建路20号。但在1936年《征信工商行名录·上海之部》中，有“宝健路20 Chen Kian An…70276”的记载（宝建路旧时常常会写成“宝健路”）。

　　2号楼位于现衡山路桃江路路口，是幢假三层的法式小别墅。红瓦灰墙，整体风格也很简洁。临桃江路一面，中间的门廊，上部呈倒“U”形的露台，周边实体加上半截宝瓶形状水泥栏杆，看起来还可以；门廊的立柱，就不敢恭维了，很像是离现在不远的时候处理过的。

宝庆路20号2号楼临桃江路立面

其他建筑与杂事谈

　　在宝庆路还有一些建筑想谈一谈，不是这些建筑重要，而是这些地方当时比较有影响或者现在大多不为人们所知晓。19号的大华医院是前者，21号波兰驻华公馆是后者。

　　1926年9月15日，上海大华产科医学院在卡德路（今石门二路）63号创办并开学；作为附属的大华医院不久也在该地方设立。1929年3月，医院因为发展的较好，病房、产房不够使用，该院院长、德医金燮章悉心规划，“购地于法租界宝建路辣斐德路口，自建四层洋房，一切设备力求完美”。不久就动工，同年11月1日举行开幕典礼。报称：“该院内部布置适宜，设备完善，举凡医学上一切所需器械，无不咸备。病房支配，尤为考究，光线充足，气候冬夏保存温和。其他如看护之周到，取价之低廉，尤其余事云。”作为一家以产科出名的医院，设备、病房条件、看护水平应该是不错的，但取费低廉只是说说而已，当时人称该院为“贵族医院”，或许这两者都有些偏颇。从一些实例来看，一些著名的人士在此医治是不争的事实。

　　1933年11月，著名画家高奇峰曾在此就医。高奇峰，名嵡，生于1889年，广东番禺人。曾留学日本，为同盟会会员。他与兄高剑父、陈树人画脉相连，画技相高，有“岭南三杰”盛誉，为“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人品高洁，徐悲鸿赞其“发扬真艺，领袖艺坛”。徐悲鸿在法国巴黎开画展时，不少作品被法国国家收购，其中高奇峰也有一幅作品被收购。1933年被当时中央政府任命为赴德国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专使，于是来沪做准备。不料途中感受风寒，使得昔时所患的肺病复发，住进大华医院治疗。但是没有度过这一关，于11月2日下午3时病逝。

　　黄庐隐，1896年5月在福建闽侯县出生。文学史家们把她与谢冰心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差别在一个是乐观主义者，一个是悲观主义者，黄庐隐即为后者。1921年初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海洋里底一出惨剧》。1923年夏，因与已有夫人的郭梦良结婚而到上海。刘大杰在1934年5月14日的《申报》中说她是“在十一年前，就以白话文写小说，并且在当时的文坛，获得了相当地位的作家”。刘之所以要写她，因为在5月13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她在大华医院的十四号病室里去世了。年仅37岁，而且是在生孩子时发生了意外（说事故可能更正确）。刘大杰很是愤感：“这一次死得冤枉。在一个科学文明物质极高的上海，她被一个没有科学知识的医生杀死了。一个女人生产一个孩子，无论怎样难产，在医学发达的今日，要死一个人是很难的，何况她并不是难产。只是他们乱用手术，伤了子宫，流血过多，等送到大华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气息奄奄，经过了多数医生的救护，到底没有办法，在几个朋友的看护之下，她忍痛地闭着她长眠的眼睛了。”

　　1947年7月20日，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从北平飞沪，在机场稍微停留，接受了“欢迎”的礼节后，即被抬上小轿车，驶往大华医院休息。这次杜到上海，是肺疾复发和腿部受寒致疾，准备到美国治疗。因为要办理一些手续，大约在沪要呆一周左右。在此期间，就在大华医院休息、疗养。由此也可见大华医院的医疗水平，应该还是不错的。

　　大华医院创办时仅有8张病床，1956年公私合营时，床位已增加到34张。2000年响应区政府“北医南调”区域发展规划，从宝庆路搬迁至上中西路凌云路口。2006年3月为配合市政中环线工程，又搬迁至老沪闵路罗秀路口。宝庆路19号现在是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五官科医院宝庆路分部，建筑完全变了样。

现宝庆路19号建筑

　　魏登涛（Weydenthal,Georges Barthel de），或作“渭登涛”“魏登陶”，波兰外交官，1929年来华。在初期，上海有的报刊称他为“波兰公使”“代理公使”。据1933年8月20日《申报》记载：19日，本埠波兰公使馆随员华塞尔对来采访的新声社记者发表谈话：“欧电所传驻华代办魏登陶氏，被委为第一次驻华波兰公使说，现已有官电证实。”并说：魏氏现在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到南京，因为波兰国书，现在还没有到上海。魏氏必须要等国书收到后，才能决定去南京的日期。至于国书，是否将由于本月二十七、八日抵沪的波兰公使馆参赞郭莱新斯基博士带来，目前也不清楚，这个可能性较大。因为采用邮寄的话，从华沙到上海需要四五周。由此可知，1933年时，魏氏才成为驻华公使，以前为公使代办。在该年《行名录》中，21号成为波兰公使馆、魏登涛夫妻的住宿地。

　　1934年1月15日，魏登涛偕夫人及参事、汉文秘书等到南京；16日上午递交国书，晚上出席招待宴席；18日返沪。公使馆仍旧设在上海，打算在南京寻觅到合适的地方后，再建造新使馆。后来因为多种原因，最主要是日本发动战争的缘故，没有在南京设立新使馆。

　　在上海公使馆中，曾在1934年11月9日，举行波兰复国纪念，那天下午二时，开“官民联合庆祝会”。1935年1月22日，魏氏夫妇宴请中西报界等等。

　　在21号里还有波兰驻华商会，该商会搞得很热闹的一场活动是在1935年4月24-26号。这次活动在波兰商品展览船大达纳司号上举行，该船从香港抵沪，停泊在浦东新太古蓝烟囱码头。波兰商会租借第六号市轮渡、蓝烟囱渡轮各一艘，免费接送宾客。大达纳司号一层舱设立展览会场，红色门上钉着白铁西文，意思是“波兰货样模型展览会”；里面陈列着农具、木材、白铅、珐琅、毛织物、化工产品、玻璃器皿等，全部是波兰产品。24日首日展示的下午四时，商会还邀请各界及中西报界，在船上茶会招待，并引领参观。部分精美货样，永久陈列在21号的波兰驻华商会内。

　　这个地方的建筑比较小，1936年，波兰驻华公使馆就换了地方。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行号图录中，这里是一片大花园，只有一间比花棚还要小很多很多的所谓住宅。现在那里可以看到不少建筑，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陆续建造的。

新中国成立前宝庆路21号平面图

　　宝庆路不长，有些地方还不能进去，有些地方还会有变化，有些往事可能还会被挖掘，有些事情或许会与常说的不同，这些就让我们慢慢地等待着吧。

（作者系原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