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图书馆（以下简称“钱馆”）的地理位置虽然处于徐家汇华山路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但实际上大门却设在华山路1800号（靠近淮海西路口，交通大学正门为华山路1954号）。2011年12月11日钱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为什么要选定这一天作为开馆之日？因为当年的12月11日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杰出贡献者、交大学子钱学森的百年诞辰之日，选择这一天开馆，意义非同一般。
钱馆总占地面积9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188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三层，陈展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钱馆所展示的内容几乎概括了钱学森的一生，整个陈列共分四大展区：第一展厅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第二展厅为中国科学技术前沿的开拓者；第三展厅为人民科学家风范；第四展厅为战略科学家的成功之道。
钱学森图书馆第一展厅
中宣部发文，钱馆建设上升为国家工程
拿什么来纪念科学巨匠钱学森，并永久地宏扬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精神？多少年来交大人一直在思考和酝酿。
2002年，时任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代表交大向总装备部钱学森办公室和钱学森亲属提出，在交大建一个永久性的纪念馆，以展示科学伟人钱学森的求学历程和伟大贡献，弘扬这位老校友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这个建议很有创意，可以实施，并立即得到了多方面的积极响应。考虑到钱学森还健在，不适宜叫纪念馆。大家一致认为，不妨参照美国历届总统的做法，即卸任后在其家乡建一座纪念性的图书馆。再加上钱学森一辈子喜欢书籍，让书与钱老相伴，可谓名正言顺。于是，最后商定这一纪念馆的名称为“钱学森图书馆”。
2005年中宣部就钱馆的建设正式发文，表明国家对伟大科学家钱学森及其图书馆建设的高度重视。该馆在建设期间，得到了上至中央，各有关部委、解放军军方，以及上海市地方等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交通大学举全校之力，积极推进这项国家级科学家纪念馆的建设，终于按时于2011年末正式建成并如期开馆。
钱馆由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何镜堂院士领衔设计。整体建筑由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方正厚重的主体建筑造型组成，其建设理念以“大地情怀，石破天惊”为主题，寓意钱学森心系祖国的赤子之心和梦牵大地的深沉情怀，以及导弹火箭一飞冲天的航天事业。其内涵契合著名诗人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钱学森热爱祖国、义无反顾的“大地情怀”和“惊世两弹，冲霄一星”的壮国情怀，以及钱学森率领老一辈航天人当年在戈壁滩初创航天事业的“石破天惊”，这些元素均给人以震撼。
夜幕下的钱学森图书馆
进入大厅，迎面可见屋顶上方悬挂着一方名为“升腾的智慧”的红色倒三角立体艺术造型。造型中那4015页手稿，象征着钱学森当年主持“两弹结合”试验获得最后成功的4015个日日夜夜。该造型高度为9.8米，象征着钱学森98岁的壮丽人生。
大厅右面，竖立着一座炯炯有神、面目慈祥的钱学森头像。塑像由中央美术学院著名女雕塑家张得蒂制作，细细端详，那双深邃的眼睛非常传神，让观众仿佛觉得钱老仍然活在人间，凝视着每一个参观者，似有千言万语要叮嘱：后生要努力，来者不懈怠，为祖国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
钱老雕塑背后的正圆厅内矗立着一枚东风二号甲地地导弹实物，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捐赠。导弹长21米，直径1.65米，重4.2吨，其最大射程达到1500公里。东二甲导弹拔地而起，气宇轩昂，只见上面书写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毛主席语录，见证了该导弹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沧桑。
钱馆内的钱学森头像雕塑，背后是东风二号甲导弹
东二甲导弹是中国航天领域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就是这一型号的导弹，打响了我国“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第一炮，使得中国从此有“弹”又有“枪”。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次在本国国土上进行的一次“两弹结合”核试验。这次核试验，解决了中国核武器试验“枪”和“弹”结合的问题，令当时敌对的西方国家为之胆寒。之前那些带有偏见的西方人曾经嘲笑我们有弹无枪，认为你光有原子弹、氢弹有什么用？用飞机投放那些核弹对他们根本形不成威胁。而用飞机投放核弹本身就操作难度大，危险系数高。因此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不屑地说中国人虽然拥有原子弹，但在五年之内不可能造出运载工具，并推断中国至少需要十年，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如何打破这一局面，粉碎西方人的魔咒？钱学森深知，最佳的方式就是利用地地导弹作为运载工具，将核弹头装载于导弹前端，实施远程发射，形成巨大的核威慑力。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好在东风二号甲地地导弹已经于1965年11月13日首次发射成功，这就为“两弹结合”试验打下了良好基础。于是，钱学森率领航天人对东风二号甲导弹进行了技术改进，使导弹能够携带1枚具有2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而在“两弹”对接那天，主管中国国防军工的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冒着极大的核泄漏和核辐射危险，亲自到操作现场督战，给现场指挥员和操作者以极大的鼓舞。1966年10月27日，喷着烈焰升空的东风二号甲托举着核弹头从我国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发射到新疆罗布泊戈壁滩，飞行距离894公里，并一举获得圆满成功。“两弹结合”之壮举，被誉为中国的核弹插上了翅膀，让西方世界感到非常震惊。而中国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再到“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如此神速之研制进度，也是西方国家所料想不到的。
由于该导弹属于特殊产品，再加上体积庞大和超长，从遥远的二炮部队运输到上海也是个大问题。最后通过与各个方面的协商，利用铁道系统内部特殊的军运铁路才将其运到上海航天局下属的上海火箭总装厂。2011年3月27日，在众人的瞩目下，经过部队官兵和工程建设者的通力合作，用大型长臂吊车才将这个庞然大物顺利卸载，再从钱馆的屋顶缓缓吊入圆厅，终于使其稳稳地安装就位。参观者还可以看见，圆厅一侧有一幅《最危险的时刻》巨幅油画，只见画面上钱学森作为“两弹结合”工程的技术总指挥，就站在离东二甲导弹正在安装核弹操作现场的不远处，神态自若，处惊不慌，用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给操作的指战员鼓劲。而模拟当时场景建造的地下控制室内，再现当年操作两弹的“七勇士”，在距发射阵地直线距离只有100米、距离地面只有4米的操作室内，进行着一场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弹”发射。如此风险之大的核试验，之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干过。因此说这次核试验是“最危险的时刻”，一点也不为过。
作为由中宣部主抓的国家级重要纪念场馆，钱馆先后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在以名人命名的纪念场馆中，钱馆的名声和地位越来越蜚声于世。原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原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刘云山，以及华建敏、严隽琪等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莅临钱馆视察和指导工作。
德高望重，无愧科学巨匠和爱国典范
钱馆共收藏了与钱学森有关的文献、手稿和书籍8万多件，仅图书就有7千多册。另外还有珍贵图片1500多张、实物700多件，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家级文物。作为一座科学家纪念馆，钱学森图书馆已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参观钱学森图书馆，体味一件件珍贵文献、实物和照片，从头至尾深深感受着钱老“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的崇高品质和人格魅力，从头至尾贯穿着一根航天精神的主线。当年，钱老无畏地冲破美国的囚禁，回到祖国后不到半年，就向国务院递交了第一份绝密报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发展我国航天技术的建议。于是，这份手稿也成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之作。其后，他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带领第一代航天创业者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七年时间，就实现了中国导弹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飞跃。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有了这一飞跃，才开辟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一片新天地。试想，如果没有这个第一，哪有后来的洲际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甚至载人航天工程，乃至嫦娥探月工程。而当我们看到我国航天员杨利伟、翟志刚等与钱老合影的照片，从中得知，凡是飞天的航天员，都要去看望一下德高望重的钱老，以表达对我国这位航天事业奠基人的崇敬之情。
而钱学森对于人们称他为中国“航天之父”或中国“导弹之父”却一直不予认可。他在1993年8月28日写给农业专家李毓堂的信中说：“称我为‘航天之父’或‘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出来的，光算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好几百人，哪有什么‘之父’？如果一定要说‘之父’，那只有党和国家的决策人周恩来和聂荣臻了。所以，那些‘之父’是不科学的，不能用。因此，我在文稿上改写了，供参考。”从中可见钱学森一贯的虚怀若谷、看淡名利的博大情怀。这一封信的影印件也收藏于钱馆。
在钱馆里，我们还通过一把计算尺展品和一个关于计算尺的生动故事，感受到钱老不同一般的博大爱心。1962年，钱老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上《火箭技术概论》课程，出了题目后，有许多同学计算得很慢。这是为什么？钱老经过了解，原来班上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因为家境困难，买不起计算尺，只能用纸笔手写计算，计算速度自然快不起来。于是，钱老慷慨地拿出自己获得一等奖的1万多元奖金，学校教务人员把附近文具店里所有的计算尺都买来，分发给同学。钱馆里的这把计算尺，就是当时班上的一位班长黄吉虎珍藏的，当他听说筹备中的钱馆正在征集展品时，便毫不犹豫地将这把计算尺捐献了出来，以表达对钱老慷慨捐助、提携后学的感激之情。正是由于钱学森精心施教，悉心育人，使得该校人才辈出。据统计，当年中科大力学系数百位毕业生中，出了7位两院院士、7位科技将军和一大批栋梁之才。而黄吉虎后来也成长为中科大的教授，像尊师钱老一样，成为一个教书育人的灵魂工程师。
另外，馆内收藏的钱老的一件蓝色卡其军便服、一条军绿色裤子、一只使用了40年的破旧的公文包、几把陈旧的竹扇等展品，无不折射出钱老看淡钱财，对物欲几乎毫无所求的高风亮节和大师风范。
钱学森曾在一些场合多次说过：“我姓钱，却不爱钱”。对待金钱，钱老可谓大度而淡漠。1949年，钱学森在美国留学时有着丰厚的年薪，一家人吃穿不愁，过着相当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优渥生活。另外，他当时还兼任美国两家公司的高级顾问，并有着不菲的额外收入。钱学森回国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他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其行政级别相当于正部级。虽为正部级高官，但他的月工资当时却只有330多元，收入与在美国时的落差几乎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而钱学森对此却一点也不后悔，还主动给党组织打报告，说是国家处于困难阶段，再三要求降低自己的行政级别及工资。钱学森“不爱钱”的高尚品行令身边的同事十分敬佩。以后数十年间，钱学森多次将自己的稿费、讲课报酬、父亲去世后的补发工资等，或作为党费缴纳，或上交组织，或行善捐助他人。而其中最大的两笔捐赠是：1994年获得的香港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2001年获得的香港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也是100万港元。对于这两笔巨款，他不仅没有心动，甚至都没有经手，就直接委托涂秘书将两张巨款的支票捐给了内蒙古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确实，对钱学森来说，他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事也不用他操心，他的脑子里整天思考的是国家大事和科技大业。钱虽然很诱人，但这一身外之物与他无缘。相比之下，那些贪官加蛀虫的贪得无厌、欲海无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怎可与钱学森的铁骨铮铮、两袖清风的人生境界相比拟？简直是天壤之别。一身正气的钱学森还给自己制定了“七不”原则：一是不题词；二是不写序；三是不参加任何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四是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五是不兼任荣誉性职务；六是上了年纪后不去外地开会；七是不上任何名人录。钱老的这一“七不”原则与后来党的十八大后宣布的“八项规定”竟不谋而合。
1987年，钱学森访问英国时对中国留学生发表了一段富有感触的讲话。他说：“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为实现强国梦不断抗争。许多革命先烈为了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确实，对于钱学森来说，他早已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于度外。
胸怀祖国担重任，心底无私天地宽。钱学森曾多次表白：“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二十年。二十年中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钱学森沁入骨髓的爱国之心和博大胸怀。
钱老自从1955年归国后，再也没有踏上过美国土地。哪怕国际理工研究所将含金量和荣誉度都很高的1989年度“威拉德·小罗克韦尔奖”授予他，希望他能前往美国领奖。按照国际理工研究所的规定，“小罗克韦尔奖”的获得者必须是理工界极具声望的科学家，每次最多授予三个人。之前全世界共有16位世界级科学家获得此奖，而钱学森是惟一一个中国科学家。但钱学森并不为之所动，拒绝前往美国领奖。同一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技术交流大会上，钱学森被授予“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而在钱学森获“小罗克韦尔奖”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荣誉后，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想为他举办一个隆重的颁奖会，但被他婉言谢绝。在后来的一次座谈会上，大家请钱学森谈一谈获奖后的体会。钱学森说：“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个中国人获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这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成千上万为此作出贡献的人。”钱老的民族气节令人肃然起敬。
而作为一位科学巨匠，钱老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我们在“钱学森涉足主要学科领域及其时序”表上看到，一生中他除了将重点放在航天工程上，曾先后涉足铁道机械、航空工程、思维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沙草产业……钱老不仅对那么多学科有兴趣，而且都有所建树，这正是他被世人尊崇为科学大家的原因。另外，钱老的业余爱好也有很多，他喜欢音乐、绘画、摄影、文学、诗歌、书法、生命科学、技术美学、现代农业、沙漠治理、城市管理等等，而且都有一定的研究，有自己的心得，有独到的创见。一把陈列的铜管乐器展品，见证了他的文艺爱好。而他的夫人蒋英，作为一个杰出的音乐教育家和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与钱学森的结合，也与他们年轻时对音乐有着共同的喜好有着极大的关系。蒋英为了钱学森的科学事业和航天大业，放弃了在专业上进一步提升的机会，全力辅佐钱学森，甘做配角，当好贤内助，其境界同样是高尚的。
钱学森、蒋英夫妇和子女合影（1955年）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高级顾问，原《上海航天报》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