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信的第一次面世是在1996年4月，收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夏衍七十年文选》。他本人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这本书，他已于前一年即1995年2月去世了。

晚年的夏衍在北京小街46号寓所伏案写作（1985年）

　　这本书的编者李子云写了一篇很长的编后记，讲述了编辑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夏衍本人对文章篇目的遴选标准。“他要我将他发表于1945年8月9日《新华日报》的评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社论检出编入。他说，这大概是国内第一篇论及原子弹、论及原子弹可以用于和平事业的文章。……那次谈论之后，他还让孙女沈芸打电话给我，提醒我不要忘记将《花草虫鱼之类》等篇收入。”

　　因而，我一直认为，这本书的编目体例基本上是祖父生前钦定的，体现了他的自我评判，可以作为以后出《夏衍全集》的权威参考。而后来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夏衍全集》恰恰漏收了《从原子炸弹所想起的》等重要文章。

　　对于其书信的收录，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对书信：主张阅后付丙

　　李子云写到：“至于书信，这次是首次收集，过去他老人家不但反对收集书信，而且写信给朋友时还叮嘱收信人‘阅后付丙’。……这次与他讨论这本书的编辑方案时，总算说服了他将书信列为一项内容。”

　　尽管那次发表信件的数量极其有限，只有三十几封，但都是由他本人亲自敲定的，其中有一些在内容上非常有价值。如谈《包身工》的写作；谈《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致姜德明信中夏衍谈自己的诗；致王元化、张彦的信中谈日本学；致陆荣椿信中谈20世纪20年代他的翻译生涯；与鹿地亘的两封通信在时间上最为珍贵，来自遥远的1939年。

　　让我最有感触的书信，一封是1979年8月29日致柯灵的。这是一篇老友间度尽劫波、久别重逢后，充满情怀的高质量文字，在这一时期夏衍给亲朋故旧写的一系列告知自己复出近况的信件中，这封信内容上最有高度，思想上如“雪后青松”，而感情上如“南国红豆”，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收信人是柯灵。

　　另一封是1988年8月10日写给时任浙江省宣传部部长罗东的信。一场台风过后，白堤的柳树被成片刮倒，夏衍坐不住了，提笔写了这封信，分析梧桐和泡桐的优劣，探讨应如何选择树种抵御大自然的危害。写这封信时，我祖父已经88岁了，字里行间充满了天真的童趣，他对植物的熟识和喜爱跃然于纸上，这一侧面的夏衍着实太可爱了。

　　我接触夏衍书信是在1995年，他刚刚去世不久，有杂志约稿希望刊登有关我祖父的佚文遗稿。那时候，《夏衍全集》的编辑工作在他生前就已搁浅，何时出版遥遥无期。我觉得，不如先做一些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于是我就从征集书信开始做起，因为当时与我爷爷同辈的亲朋故旧还有很多人在世，但也已经风烛残年，这项工作相当于是与时间赛跑的抢救工程。

　　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同时也遭到了一些我爷爷身边人的反对，理由说出来完全令人无法理解，仅仅可能是话语权的缘故。因此这项工作没有多久就不得不停下来了，非常可惜，很多老人接连去世，大量的线索都中断了。

　　当然，收获还是有的。譬如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的女儿张敏玉给了我一封1947年我祖父写给她父亲的信的原件。

　　苏州的李灏医生是我爷爷和乔冠华他们在重庆时的老朋友。我小时候生长在苏州，受到过他们家的很多照顾，我爷爷在给李灏医生的信中还特地提及：“那个承你们全家欢喜的长睫毛孙女，金秋已经入学。”这次，李灏医生将我祖父跟他的十几封通信全部给了我，写信的时间集中在1975至1987年。

　　2005年，《夏衍全集》出版。这一次虽然收入书信成为编委会的集体共识，但是，到最后依然有权威人士要求去掉书信日记卷，还好没被采纳，众望所归，16卷《全集》终于顺利问世了。

　　李子云在其中功不可没，她跟我说，以前她也是对书信的公开发表持保留态度的，但现在是大势所趋，如果《全集》没有了这一卷，学术界这一块会过不去。鉴于书信日记的私密性，她提出这一卷由家属整理编辑，外人不要涉及。她的这一态度几乎是一锤定音的，编委会为此决定由沈宁、沈旦华、沈芸编辑这一卷。

　　另外，李子云自己经过筛选、注释，拿出了夏衍致她的信件82封，这些毫无疑问是占书信份量最重的一大部分。不仅如此，就我具体负责的书信、年表及笔名这一部分，李子云跟我做过多次详细的讨论。在书信的体例上，我们商定的结果是按人物分类，因为当时很多信件在时间上难以做十分精准的确定。而注释，则越简单越好，不做推测，更不做过度阐释，力求原样呈现。为了将书信的背景介绍清楚，也做了一些附录。

　　我记得，这次书信的征集是大丰收，最后收到近400封，经过编委会讨论决定，公开发表300多封，有一些跟其他卷内容相关的信件，则做了个别的分卷处理。

致潘汉年：新加坡被禁足在海上

　　夏衍致潘汉年的六封信，弥足珍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的作者尹骐提供的。里面有三封信跟1954年夏衍“南印度之行”有关。

　　“夏衍此次访印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沈芸《夏衍年表》判断夏衍赴印度的时间是1954年1月，林缦判断的时间是1954年4月等，恐均不确。夏衍在一封写给潘汉年的信提到了他近日就将出国的事情。该信日期标为‘11月24日’。在1949至1955年之前，夏衍这一时间段出访的年份只能是1953年。这一判定和他在《赞颂我的‘老大姐’》一文的说法也是吻合的。因此，夏衍访印的时间可推定为1953年12月至1954年2月初。”（陈奇佳：《<夏衍全集>编纂商兑》）

　　以上这个结论自有它的道理。但是，对不起，我不能认同。

　　“夏衍年表”每一稿的修订都经过反复考证，做到了有据可查。据我所知，林缦在1992年编撰《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时所做的《夏衍大事年表》，是经过夏衍本人审阅的。

　　关于《夏衍年表》，我一共做过三稿，《全集》这一稿在前两稿的基础上，我的印象是修订增加了3000多字。做年表是个熬功夫的苦差事，不是只凭几份文字的推测那么简单。

　　我记得，此年表除了将前几个年表做了比照外，凡是涉及时间的，都尽量拿到夏衍本人所填写的简历。为此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写了一封正式信函给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请文化部党史办的石雅娟同志给予协助。孙家正部长批复后，石雅娟同志与另外一位处级干部去中组部调档查阅，然后把抄录回来的材料交给我。此外，有关夏衍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任副会长、在中日友好协会任会长期间的出访情况，我也是请示了陈昊苏同志后，由对外友协给调的档案。

　　1975年夏衍撰写了一部留给家人的《我的家史》，其后半部分“历程”（未发表），其中写到“一九五四年，四月与丁西林、谢冰心等访问印度。参加了尼赫鲁的家宴，认识英迪拉·甘地”。

　　我手头还有一份夏衍自己撰写的简历，关于这一出访时间，他明确写到“一九五四，印度、缅甸（一—四）”。这份简历截止到1964年的“第一次批示”。

　　另据《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冰心》中《冰心大事年表》（卓如汇辑）中记载：1954年，1月12日，离开印度，经缅甸回国。2月4日，到达广州。

　　在此次出访的途中，夏衍写下了一篇散文《南印度之行》，发表在1954年3月12日的《文汇报》上：“这一天晚间，我们又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离开了这个热情澎湃的城市。下一个目的地，是南印度的最大城市、文化和经济中心马德拉斯。”

　　其实，这趟欢快之旅从一开始就掺杂着不和谐音。夏衍在1953年11月26日致信潘汉年：“开兄：……紧张了几天，明晨一早就启行了，英帝不忘旧事，居然拒绝了我的签证（其他人都签了），交涉后，签了香港过境的‘普通护照’，不签‘外交护照’，换言之，就是要检查我也，回来不能经星（新）加坡，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因此，这次不是轻松的旅行，也许是一场剧烈的斗争。当然，今非昔比，很可以斗一下了。”

　　这里所说的“旧事”和“今非昔比”，是指1947年去新加坡做统战一事。据《懒寻旧梦录》记载，“同年（1946）7月，恩来同志同意我在谈判破裂后一起去延安。可是9月间，恩来同志知道了陈嘉庚先生已安全回到新加坡之后，决定派我去新加坡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并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并向他们通报国共谈判破裂后我党的方针政策。”“这样，我就在10月10日从南京回到上海。……然后，于10月30日和潘汉年一起，飞抵香港，当时，正是英国重新接管新加坡时期，所以要拿到入境证非常困难，经过了几个月的奔走，才于1947年3月18日，和陆浮乘船经西贡抵新加坡。”

　　另据《我的家史》记述，夏衍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马共总书记陈平取得联系。

　　夏衍一生唯一的一次新加坡之行，做了很具体的两件事，应邀出任《南侨日报》主笔和为“香港文化基金筹款”。关于侨领的统战工作，他一方面为广大华侨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另一方面也在《新加坡日记》中写了一句很微妙的话：“华侨领袖的短视与势利性”。

　　与此同时，他的行动引起了英当局的密切注意，“同年十月，新加坡英国当局要刘牡丹转言要我‘自由离境’，十月底飞回香港。”（《我的家史》）

　　虽然是“今非昔比”，但这一“礼送出境”的记录是永久保留的，使他在有生之年不能再踏上新加坡国土。

　　“慧姊转开兄：我从加尔各答坐船走了二十一天，除夕到香港，年初二到广州，在新加坡，被英帝特务包围了三天（等于软禁），现在总算是平安回来了。”这里所说的新加坡，实际上是被困于海上，没有让他下船。这封信中夏衍致潘汉年的时间，跟“冰心年表”中记述的时间是一致的，再一次佐证了《夏衍年表》确定南印度之行的访问时间：1954年1月。

关于评价郭老的一封信

XX同志：

　　4月20日的长信，和7月4日的催问信，都收到了，迟复了，非常抱歉。

　　我也不喜欢郭老的《李白与杜甫》，对《蔡文姬》的某些场景和对话，我也有些不同意见，但是，我不同意你对郭老的历史研究和他所有的历史剧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这是形而上学，绝对化，是直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不论对讨论文艺作品或学术研究，都是很有害的。你第一封信中，不是也说郭老受歌德的影响很重么？那么，我就抄一段恩格斯对歌德的评论，来作为回答吧。

　　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恶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

　　当然，这只是郭老一个时期的一个方面，而绝不是他的全体。对任何一个人、一件事，我们都要一分为二。我的看法，在郭老的一生中，恩格斯所说的“天才诗人”这一面是占着压倒多数，而后者则只是一时一事的斑痕罢了。在你的长信中所举事实，有相当部分是与事实不符的、“四人帮”的诬陷之词。从抗战开始，一直到他去世，我直接间接地在他领导下工作（当然要除去十年文革这一段时期），因此，我认为在学术研究上，一定要认真老实，实事求是，对于现在流行的所谓“文艺小道消息”，是千万不该轻信的。

　　匆此问好！

1981年9月2日

　　这封信没有收入《夏衍全集》书信日记卷，而是按分类收入了《夏衍全集》第9卷“文学（下）”，由此可见，依据这封信的价值，所给的定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信。

　　我问郭老的女儿郭平英见过这封信没有，她回答说这封信头次看到。在这之前，她曾跟我说，他们当初在编辑出版郭老戏剧集的时候，曾经到我们家请我祖父写序言，夏公很直接地就拒绝了，他说：“我不写……”

　　这让我很诧异。在我的印象里，郭老家来人，祖父是很重视的，像郭老生前的秘书王庭芳会因为郭沫若故居的事情常来，女儿郭庶英、郭平英也是一样。有一次郭老的儿子郭志鸿带着女儿来，还上了我祖父那天上午的日程。对于郭老的安娜夫人，他更是关心备至。为了安娜夫人晚年从大连回上海住院治疗的事情，我祖父专门写信给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请他们帮助解决。

　　所以，我在看完这封信后的直觉是，他不写戏剧集的序言，仅是针对郭老的戏剧本身的。郭平英也说，不喜欢某些作品，这是很正常的。

　　我祖父在悼文《知公此去无遗恨》中写道：“和一位缔交半个多世纪的良师益友诀别，悲痛之情是难以尽述的。1923年，我作为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到博多去访问他，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豪放的浪漫主义诗人。1926年他通过许甦魂同志寄给我一张戎装的照片，我知道他投笔从戎，成了北伐战争前线的英勇战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克服了种种困难，毅然孑身回到上海。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住所，当我们问他还有什么行李时，他笑着做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枝笔。’”

　　在《懒寻旧梦录》里，“郭沫若回国”是独立的一节。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上海通过潘汉年约见夏衍，这是周夏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给夏衍布置了新的任务，即开始正式从事隐蔽战线的统战工作，并协助郭沫若办一张公开的党报《救亡日报》。8月2日清晨，潘汉年约夏衍去见一位从日本回来的“老朋友”。在接触中，夏衍发现郭沫若，“为什么会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惆怅的神色呢？我想，他一定是牵挂着现在滞留在日本的安娜和几个孩子吧！”果然，过了几天，郭沫若给夏衍看了他写的诗，其中一首是步了鲁迅那首名诗的韵：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州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不久，这种“别妇抛雏”心情，夏衍自己也体会到了。“八一三”以后，组织决定夏衍离开上海去广州，复刊《救亡日报》。那时他的女儿刚刚六岁，儿子在“八一三”的第二天才出生。

　　“我不能忘记长沙大火前夕的一段往事：广州失守后，我和《救亡日报》同人撤退到桂林，立刻到长沙去向郭老汇报，可是赶到长沙，正碰到长沙大火前夕，我到水风井，他正忙着第三厅的撤退工作，连坐下来谈话的时间也没有。第二天我去见周恩来同志，一见面他就说：你来得不巧，没有细谈的时间，可是，也来得正好，沫若同志离不开三厅，就请你护送于立群同志去桂林吧。当晚，当我和于立群同志等离开长沙的时候，我满以为可以和郭老一见的，可是，真的是公而忘私，他连送别的时间也没有。”“我们一行五人（还包括孙师毅、马彦祥及一辆周恩来指派的‘老爷汽车’），于立群和池田幸子都是孕妇，池田还带了一只她最欢喜的花猫。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挤满了达官贵人和军官的家属、‘逃难’的大小车辆。真可以说‘步履艰难’。”

　　“几十年的往事是说不尽的……”夏衍感慨道，“1977年，在阔别了十多年之后去探望他，那时他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可是他还是那样亲切、高兴。……”

　　在写回忆录之前，曾经有老朋友劝我祖父说，“你们这些过来人如果不把过去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立此存照。那么再过一些年，……（那些）不实之词，就会成为‘史实’，这是对不起后人和历史的。”

　　这样的事情，后来果然是发生了。好在我祖父写下来了，包括这一封对郭老评价的信。

关于杨度：始终称其为“同志”

　　杨度的女儿杨云慧一直叫我祖父“沈伯”。她大概是杨度的后人里面最了解夏衍和杨度之间关系的人了。

　　她跟郁风、凤子是好友，她们两位在北京，很方便，经常来我们家聊天。所以，杨云慧晚年在上海的一些生活情况，我祖父总是第一时间就能知道。

　　1988年底，为了杨云慧的住房问题，我祖父给当时任职统战部的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写了一封信。

德平同志：

　　久未晤，甚念，百忙中有件事奉托。杨度同志的女儿杨云慧（原上海科教片厂编导、文艺七级，已离休），为她的住房问题，来信希望能得到统战部的协助。……杨云慧现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的丈夫郭有守是起义的外交官，再加上杨度是早期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单线领导），因此，请您便时向（阎）明复同志反映一下，是否可由统战部向上海市委联系，予以协助？

　　匆匆致

　　敬礼，祝龙年大吉。

夏衍

十二、二十九

　　关于杨度，祖父先后写过两篇文章《杨度同志二三事》（1978年）及《续<杨度同志二三事>》（1986年）。在他的笔下，始终称杨度为“同志”，而这一“同志”的称谓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

　　“关于杨度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事，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小报上就透露过，我猜想，认识他的人也可能已经察觉到了，杨度同志逝世，马叙伦先生送了一副挽联，后来搜集在马叙伦的《石屋余渖》中，联云：‘功罪且无论，自有文章惊海内；霸王成往迹，我倾河海哭先生’，在当时，应该说是很难得的。1947年在香港，宋云彬同志和我谈起这副对联，问我杨皙子晚年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我们就作了肯定的回答。”

　　“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而是一九二九年秋。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经潘汉年同志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周恩来在离开上海时，考虑到潘汉年也即将离开，于是组织决定由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1930年9月，经潘汉年介绍，夏衍认识了居住在上海旧租界薛华立路附近一座小洋房里的杨度。“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

　　这个惊天的秘密一直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前几个月，才告诉王冶秋，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王冶秋将周恩来临终的话写在《难忘的记忆》一文里，夏衍看后，便知道这个秘密到了可以公开的时候。于是把自己与杨度交往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周恩来同志对我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他，解放后当我告诉他杨度同志的女儿杨云慧同志回国后，已在电影厂工作，周总理很高兴，说：她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关于长寿：“卸下思想包袱，不生气，不悲观”

　　我祖父特别偏爱他在92岁那年写的《无题》一文，发表在《收获》杂志上。耄耋之年，他在这篇短文中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和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到九十二岁，实在有点奇怪。”

　　这项纪录对于他自己是不断在刷新的，尤其是在他损目折肢之后。

　　1977年复出后，祖父开始考虑去上海治病的事宜，主要是做白内障手术和治疗在监狱里被踢断股骨颈的右腿。

　　我祖父在那一年9月16日去上海，住在他瑞金一路的二姐沈云轩家。李子云告诉我，那是她自1962年，与我祖父整整15年未通音信以后的第一次见面。看着自己原来健步如飞的老领导，如今要拄着双拐拖着残腿走路，她的心中唯有“悲愤”之情。

　　尽管夏衍一再交待“上海熟人太多，又是是非之地，所以想有选择地会见几个老朋友……同时，我留沪时间不长，还想检查一下身体，故请你暂时‘保密’，免得惊动那些可见可不见的‘朋友’也”。但当时上海的老朋友们还是闻讯纷纷去看望他。

　　他和他的老姐姐一起检查身体，医生讲，两位老人的身体底子都非常好，心脏也很健康。李子云说到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检查眼睛的时候，她特地跑过去跟老人家耳语，问他要不要换个名字？老人家说：“不用，就用夏衍。”当大夫、护士们看到病历上的名字时，李子云形容他们的表情用了四个字：肃然起敬。

　　回到北京后，祖父在10月20日给李子云的信中写到：“（瞿）白音、（田）念萱同志的信收到，好在要做手术也要在明春，慢一点也不妨事。”

　　然而，几番波折之后，祖父第二次放弃了腿的治疗（详细过程参阅沈芸：《老友记——〈罗孚友朋书札辑〉中的一些记忆》，《徐汇文脉》2018年第2期）。第一次是在监狱里，因为给他吃橡子面，导致胃出血，问他，是治胃还是治腿？他选择了保胃弃腿。

　　大病了一场后，写在1978年12月16日信里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他决定以残腿为伴，拄杖而行，并下定了以老而弥坚的信念度过余生的决心。“据说，七十八是一个关，总理是七十八岁去世的，今年，又死了阿英和周贻白，也都是七十八岁，所以许多人都为我担心，来客不断，今天上午就来了七八个人（包括周扬夫妇），其实，我相信八十这一关我是有信心可以突破的。”（夏衍致李子云）

　　折肢，暂且搁下。损目，还是要解决的。

　　“我的眼镜，原答允两星期可取，但一再拖拉，仍未用上，我的眼睛如旧，未恶化，也未好转。”（夏衍致李子云，1977年10月31日）

　　“文革”中落下的眼疾，是困扰他晚年生活的一大难题。1980年6月，在上海由陆道炎医生主刀做了切除白内障手术。但这一现在看起来并不复杂的手术却不很成功，他的视力始终没能恢复。一年以后，他写信给李子云说：“你的那篇文章，《读书》已于上周转来，希望早日看后退回，我看了几页，因为墨水太淡，加上我视力衰退，看起来实在吃力……所以只能退给范用，不必再看了，实在对不起，看来，我的眼睛不久就会失明了。友协正在设法让我去日本再做一次手术，但尚未最后决定，问过陆道炎，他回信说‘没有把握还是保守一些为好’，而实际上已‘保守’不下去也。”

　　最后，在日本的检查治疗依然是“保守”的，配了一副特制的放大眼镜。

　　病腿、眼疾、年老、体弱，都没有挡住他向前走的步伐。晚年，他进入了写作的又一次高峰期，除了撰写大量的文章外，还在1984年完成了自传《懒寻旧梦录》。

《懒寻旧梦录》第七章手稿末页

　　他在1987年6月11日写给老友李灏医生的信，显然要比十年前信心满满：“灏兄：……去冬以来，好几位比我年轻的同志相继去世，领导和亲友一再要我做一次体检（我因自我感觉良好，去冬一次感冒也没有犯，所以已经两年未去检查了），事后北京医院发来了‘总结’，居然各种老年人有的病无一不有，‘北医’是一家老牌保守医院，我对它们的‘保守系数’一直持保留态度，加上‘结论’中的许多行话、术语又看不懂，所以只能向您这位专家和顾问请教了，请您看看是否各种毛病都有？以及今后应注意事项，据我自己评估，按我的年龄（今年满八十七），应该说是不错的了，发没有白，牙没有坏，除眼睛做了白内障切割手术外，耳也没有聋……”

　　关于长寿，他在《无题》一文里，更多的归结为自己的性格：“话说回来，一个人的健康，要从生理、心理、适应能力这三个方面来决定。我能活到现在，大概是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卸下思想包袱，不生气，不悲观。”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祖父来自于一个有长寿基因的家族，他享年95岁，他的姐姐享年102岁。

谈收藏：“集之不易，不能分散”

　　我祖父晚年希望能做完两桩事：撰写回忆录和完成各种捐赠。这两件打扫人生现场的事情，前者只写完了上半部，下半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烂在肚子里带走了”；后者则是在他老姐姐1988年去世后，便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了，最后处理得功德圆满。在书信中，关于这件事，他写信给很多人：方行、罗东、沈祖安、陈诏……但多是谈捐赠，却很少说他的收藏。

　　李子云曾经受他之托，写过一篇《人、风格和兴趣》的文章。这篇“奉命”之作实在是勉为其难，我祖父通篇改得“一片红”，边改边说：“真是难为，她不懂字画，也不懂我的收藏。”即便如此，今天再读这篇文章，对了解夏衍的收藏也是无所获益。

　　时隔很多年之后，我们家的一位世交突然问我：“你对你爷爷的收藏有研究吗？像他这样的大文化人在自己收藏上一定是有他的风格和取向的……”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于是，我向上海博物馆的馆长多次建议，希望能将我祖父的邮票整理出来，向公众展示。经过“上博”专家三年的努力，终于在2015年4月举办了一次“夏衍旧藏珍邮展”，并同时展出了他所捐赠的“纳兰性德手札卷”。邮展取得非常好的社会效果，而我个人的收益更大，在应“上博”之邀为“邮册”写序言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由此也懂得了他“集之不易，不能分散”的收藏思想及家国天下的收藏境界。

　　祖父说过多次：“我说不上是真正的收藏家，只是爱好某些人的作品而已。”

　　他收藏的第一幅画，是在北京买的，因为吴祖光认识齐白石，所以第一幅收藏的画是齐白石的。“我喜欢齐白石是因为他的创新，他的画有活力和生活气，不古板，不匠气，这一点很不容易。拿他的画和别人一比，就看出不一般了。”

　　此后，他听取了行家的建议，选了一个主题：“扬州八家”。他一般不称他们为“八怪”，因为他认为“八怪”并不怪。

　　“齐白石和扬州八家有相通之处，都在于他们创新的格调，我买的第一幅八家的作品是郑板桥的那幅兰竹，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一直挂在我东城家里的那幅，现在也收入在我的藏画集里。我个人偏爱文人画，八大山人与扬州八家也有共同之处，但更珍贵，我没有收藏。”

　　“八家中，高翔传世的作品最少，也最难得。金农的书法，很多人推崇，我也有收藏，但并不喜欢。我还是最喜欢郑板桥，字好，画也好哦，还有诗，值得一读。”（《夏衍谈画记》）

　　他将“扬州八怪”中的主要“八家”：金农、汪士慎、黄慎、李鱓、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都收齐了。在写给罗东的信中他专门提到：“‘扬州八怪’的字画二十几幅——金冬心、郑板桥、李方膺的多些，高翔的只有一幅，国内收齐了‘八怪’作品者不多。”（1988年11月30日）

　　决定将它们全部捐给浙江博物馆，依然体现的是他“集成”的收藏思想。

　　“当时有不少人和我一起跑琉璃厂，邓拓、田家英、阿英、徐平羽等，各人兴趣不同，收藏的目的也各有不同，徐平羽主要是收藏八大山人一派，比我高一档，但他去世后，这批文物不知如何处理，流散了可惜，所以我认为还是生前处理掉为好。”（夏衍致陈诏，1990年）

　　收藏，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是集成。“集之不易，不能分散”。

　　所以，他请齐燕铭给他刻了那枚收藏章：仁和沈氏曾藏。

（作者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夏衍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