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评弹起源于苏州，约在清末传入上海，后在上海得到发展，并推向鼎盛。后来上海成为评弹活动的一个中心。追寻评弹在上海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可以探索评弹艺术发展的规律，也可以看出上海特定的文化环境对评弹发展的深刻影响。

从传入上海到立足上海

　　一般认为苏州评弹形成于明末清初。到清乾隆年间，评弹已经相当成熟，并广泛流行，出现了曾在乾隆皇帝御前弹唱《游龙传》的弹词名家王周士等，苏州还创立了第一个评弹艺人的行会团体——光裕社。上海地区与苏州毗邻，而且今属上海的有些地域原属苏州管辖，在地域方面呈犬牙交错、相互渗透的状态，在方言方面又同属吴语区，因此苏州评弹很早就在上海的一些郊县集镇流传。清代中叶苏州评弹已经比较兴旺，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评弹前四家；同治年间又出现评弹后四家。而前四家中的毛菖佩即是上海宝山人，他的唱腔吸收东乡调和弹词曲调糅合而成，据说马如飞的马调曾受到他的影响。上海地区还出现了一些弹词作家：乾、嘉年间弹词女作家朱素仙是松江人，作有弹词《玉连环》，有嘉庆十年的刊本；另一位弹词名家兼作家吴毓昌，是上海金山人，编写过吴音弹词《三笑新编》，写唐伯虎和秋香的爱情故事，可说是弹词《三笑》的最早曲本；咸、同年间还有上海籍的女弹词家陈碧仙，曾编说《双珠凤》。

　　1843年上海被辟为商埠，万商云集，人口剧增，文化消费随之增长。1853年又燃起太平天国战火，江南一带的地主官僚纷纷逃匿上海。这些客观情况，促使评弹大量流入上海，而且逐渐在大都市里兴盛起来。

　　首先是茶楼书场迅速发展，评弹演出活动日趋兴盛。

　　19世纪60年代，上海出现了第一家书场，即位于人民路内圈的陆深旧宅。后来这种茶楼书场(或称茶馆书场)逐渐增多，上午卖茶，下午、晚上演唱评弹。如本市城隍庙北首的得意楼，原为豫园景点之一，同治年间辟为茶楼，苏州光裕社四大名家马如飞、姚士章、赵湘舟、王石泉都曾来此献演。当时茶楼书场以福州路、福建路、棋盘街(今河南中路)一带最为集中，尤其是福州路上的天乐宫、小广寒等，人称“十二楼”，最为著名。这类书场设备比较简陋，说书演出时，仍以卖茶为业。后来，其中有一部分演变为专业书场，如创建于光绪十二年(1886)的玉茗楼和创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的汇泉楼等，它们专供评弹演出，设施优于茶楼书场。像汇泉楼演出频繁，有时一天开演四场，年终会书有时二十多档同场演出，通宵达旦。

19世纪末上海的茶楼书场

　　至清末民初，茶楼书场有了更大的发展，著名的有沣水台、畅福园、攀桂轩、皆宜楼、赛月宫等。设备仍比较简陋，设木板、长桌与长条凳，可容百余听客。大多分布在上海老城厢以及福州路一带。20世纪20年代又新建了许多专业书场，设备有所改善，采用长排靠椅，夏天还有电扇，规模扩大至200座左右，著名的有雅庐书场、长乐书场等。20年代后期，上海还开始出现饭店书场和空中书场。1928年前后位于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的东方饭店附设书场，这种书场比较豪华，设沙发靠椅，并有扩音设备、水汀、电扇等，听众席也有五六百个座位，开了饭店书场的先河。空中书场（即广播书场）1924年开始出现，外商开办的开洛电台开始播送弹词名家蒋宾初的《三笑》。

　　茶楼书场、专业书场的兴盛以及饭店书场和空中书场的开始出现，为评弹提供了丰富的演出场地，并且可以适应不同层次听众的需要，这为推动评弹的繁荣、扩大评弹在听众中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演出市场的逐渐拓展，吸引了众多评弹名家来沪演出。

　　前文说过，像评弹前四大名家马如飞等都来过上海演出，后来上海书坛云集了一批名家。民国初年有著名的“三卿档”：王绶卿、赵筱卿和钱幼卿。王绶卿是弹词名家王石泉的养子，从父学《倭袍》，又向外祖父马如飞学《珍珠塔》，对《倭袍》与《珍珠塔》都作过增补或加工，他不仅说表细腻生动，而且嗓音极佳。赵筱卿出身弹词世家，祖父是赵湘舟，父亲是赵鹤卿，幼习家传的“龙凤书”——《玉夔龙》与《描金凤》；说书精到，刚柔相济，乡谈风趣，极负盛名。钱幼卿，从乃父学《描金凤》，又拜师谢品泉学《三笑》，说表具书卷气，飘逸大方，人们称之为“大少爷说书”。

　　20世纪20年代又有蒋一飞、蒋宾初、朱耀庭、王亦泉等名家。评话演员蒋一飞，幼年拜朱振扬为师习《英烈》，1912年左右到上海，后定居上海。他善起角色，尤以胡大海传神，说表火爆，气势夺人。他还补全了后段《英烈》，一部书可说一年之久，故有“蒋一年”之称。蒋宾初乃弹词演员，师从王少泉，弹唱《三笑》《双金锭》，20年代初进入上海，以说书工正、唱腔流畅而蜚声书坛。他还是第一个上电台播唱弹词的艺人，1924年率先与张步蟾合作在开洛电台播唱《双珠凤·来富唱山歌》，之后电台播唱蔚成风气。他也是最早灌制唱片的弹词演员之一。朱耀庭，曾唱过苏滩，后改习弹词，从师朱蕴泉学《双珠凤》，向朱幼轩补学《落金扇》，20年代与其弟朱耀笙拼双档，遂成响档。王亦泉，师从谢少泉习《三笑》，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其弟王似泉拼档在上海得意楼书场演出，红极一时。

　　在清末女弹词艺人也曾一度盛行。据记载，较早在上海的女弹词艺人是苏州的陆秀卿，于咸丰年间因避战乱来到上海。女弹词艺人开始是在茶楼、书场演唱，同治初开始盛行书寓，女弹词艺人被称为女校书，她们既在茶楼、书场演唱，同时又在书寓中为客人演唱，如此逐渐娼优难分。

　　三是出现了一批适应上海听众的新书目。

　　上海作为一个人口密集、商业繁荣、五方杂处的大都市，生活节奏比较快，听众的欣赏要求也有其特点，再加上上海是南北戏曲曲艺荟萃的地方，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对发源于古城苏州的评弹有很大的影响。苏州评弹进入上海都市后，不仅名家云集，演出兴盛，而评弹的艺术本体，也有了明显的变异。特别突出的是一批出身上海或主要活动在上海的评弹艺人，适应时代和市民听众的需要，编演了一些新的书目。

　　一种是对某些传统书目的改编。如程鸿飞，上海人，原为业余艺人，他所演说《岳传》与光裕社的传统脚本不同。他依据《金史》《宋史》记载，对书中人物的身世脉胳逐一理清，重新编排情节，所起脚色也与别家不同。他还把自己游历南北的所见所闻和生活经历补充到书情中去，因此他的《岳传》被称为“野《岳传》”。

　　另一种是根据其它剧种、曲种的脚本改编的新书目。如朱兰庵、朱菊庵弹唱的《西厢记》，其脚本原由乃父朱寄庵根据王实甫原作改编，兰庵、菊庵兄弟对其进一步加工，并拼档演出。朱兰庵，又名姚民哀，还是上海著名的作家、戏曲评论家，创办过《戏杂志》等。再如范玉山编演的评话《济公》，由于早年在上海新舞台拉幕，熟悉京剧剧目，1920年起他根据京剧连台本戏编成长篇评话《济公》，其情节、结构与别人所说的评话《济公》不同，情节尤为曲折，戏剧性强，还把不少戏曲动作引用到书中，所起济公角色别具一格，曾有“活济公”之誉。

　　还有一种是以近代史实为题材编写成评弹书目。如弹词艺人李文彬（1874—1929）编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李文彬原来弹唱《双珠凤》，1908年根据唱本《奇冤录》，把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案实事编写成长篇弹词。他自己演唱，并传授给其子李伯康，十分走红。书情曲折，刻画人物心理细腻，特别是“淑英探监”“三大宪审案”“密室相会”等关子非常精彩，后来成为弹词常演的书目。又如评话艺人朱少卿（1882—1930）编演的《张汶祥刺马》。朱少卿，上海人，始习弹词《大红袍》，后退出光裕社，拜程鸿飞为师说评话，他在郭少梅、程鸿飞的帮助下，把发生在清同治九年的张汶祥刺杀马新贻的实事编成评话《张文祥刺马》，书情跌宕曲折，人物鲜明，还创造了一套表现清代官员动作的程式，深受听众欢迎。程鸿飞还根据新舞台演出的京剧连台本戏《鄂州血》改编成同名评话，描写了武昌起义中革命党人、起义官兵奋起攻击总督府的壮丽一幕。

　　这些新书目的出现，贴近了都市听众的生活，适应了都市听众的审美需要，无论对评弹书目的扩大，还是评弹本体艺术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是成立了上海评弹艺人的行会组织。

　　随着评弹在上海的发展，人员逐渐扩大，原先评弹只有一个行会组织光裕社。1912年原光裕社弹词艺人谢少泉、沈莲舫、凌云祥、凌幼祥以及郭少梅、李文彬、程鸿飞、朱少卿等共组上海第一个评弹艺人行会组织“润余社”，凌云祥为会长。

　　以上几点，都标志着评弹传入上海后，已经立足上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迈入鼎盛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商业、金融、贸易中心，万商云集，人口骤增，文化消费的需求急剧上升。抗战爆发后，上海成为孤岛，经济相对比较稳定，并出现畸形繁荣局面，这些都为评弹的兴盛提供了物质的条件。另外，上海濒临东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西洋话剧、电影的发展对曲艺也有影响。加之科学技术和新兴文化的发展，演出场地的改善与扩大，电台的兴起，报刊等传媒的发展，这些都催进了评弹走向兴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苏州传入上海的评弹进入鼎盛时期，上海成为评弹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江苏、浙江的评弹艺人纷纷来上海献艺，有的长期落脚上海。那时，一个艺人能不能进上海并且在上海立足，被当作衡量其艺术水准的标准。

　　一、演出兴盛，书目丰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评弹演出场所迅速扩大，听众人数剧增，评弹的演出呈现空前的兴旺势头，听评弹已成为当时上海市民的一种娱乐时尚。

　　这一时期演出书目极为丰富。一些传统的评话、弹词书目经过几代艺人的演出实践和加工琢磨，艺术质量逐渐提升，越来越受到听众的欢迎。常演的传统书目、长篇弹词有《珍珠塔》《三笑》《描金凤》《玉蜻蜓》等；长篇评话有《隋唐》《英烈》《三国》《包公》等。

长篇弹词《玉蜻蜓》书影

　　与此同时，涌现出了一批新的评弹书目。一种是根据其它戏剧、曲艺作品改编的，如20世纪30年代张鉴庭根据同名宣卷改编的长篇弹词《十美图》，写明代嘉靖年间曾家与权奸严嵩之间的忠奸斗争以及曾荣兄弟的婚姻纠葛；张鉴庭还根据唱本《一餐饭》改编成长篇弹词《顾鼎臣》，写林子文的冤狱以及顾鼎臣相助的故事；还有杨振雄根据传奇剧本及其它史料改编的长篇弹词《长生殿》，写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和唐朝的兴衰故事。另一种是根据社会实事或小说等编写的近现代题材的书目，如朱耀祥、赵稼秋弹唱的《啼笑因缘》，范雪君弹唱的《秋海棠》，分别根据张恨水和秦瘦鸥所写的小说改编；而像评话《山东马永贞》、弹词《枪毙阎瑞生》《黄慧如与陆根荣》等，则都是根据发生在上海的社会新闻编写的。这类近现代题材的书目比较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所以当时也比较受欢迎。新书目的涌现扩大了评弹的题材，丰富了演出书目，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听众审美趣味的变化。

　　二、响档和名家涌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涌现出一批有创造意识的评弹艺术家。如夏荷生（1899—1946），浙江嘉善人。其父在嘉善城厢镇开设夏厅书场，他自幼深受弦索的薰陶。曾从伯父夏吟道习唱《倭袍》。16岁至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因病返乡。不久他从师钱幼卿习《描金凤》并拼档数年。后自己放单档辗转于江浙各码头。他精心揣摩，锐意创造，弹唱的《描金凤》书情扣人心弦，人物栩栩如生。他说书精气神充沛，起生旦净丑脚色皆能抓住特征，将脚色的音容笑貌模拟得惟妙惟肖，一顶瓜皮小帽，巧妙运用，推前挪后，可显现众多不同的角色。他嗓音高亢浏亮，创造了响弹响唱、真假嗓并用的“夏调”，名噪一时。1933年10月上海出版的《说书名家弹词开篇选粹》中曾有这样的评论：夏荷生“前年离沪到苏，在九如、茂苑做档，一时轰动苏城，为近年所未有。去年又来沪渎，时适无线电盛行，各电台争相聘任，夏君志高尚雅，不欲滥竽充斥，故属二三电台播音外，只在东方书场做档。按夏君能书为《描金凤》《三笑》两书，现复有《侠凤奇缘》一书，三书中以《描》说得最为出神入化，起角色活龙活现，且好在处处卖力，现同道中《描》一书除赵筱卿已经去世外，推夏君为独步，可称光裕社一等人才也”。当时还有周玉泉、徐云志，他们与夏荷生并称为“三大单档”。周玉泉始尔师从张福田习《文武香球》，后又从王子和习《玉蜻蜓》，说书平稳恬静，以“阴噱”著称，所创周调官正飘逸，韵味醇厚。徐云志从师夏莲生，说书轻松风趣，擅唱《三笑》，所创“徐调”甜亮软糯，俗称“糯米腔”，很受欢迎。

弹词名家夏荷生

　　当时还涌现了“三大双档”，他们是蒋如庭、朱介生；朱耀祥、赵稼秋；沈俭安、薛筱卿。蒋朱档擅长演唱弹词《落金扇》，蒋如庭善起各路脚色，尤擅副末，如孙赞卿等，起旦角有“隔墙西施”之称；朱介生脚色以正旦见长，说表细腻，两人都善唱，尤精俞调并有发展，故称“蒋朱调”。朱赵档于20世纪30年代弹唱由朱兰庵、陆澹庵改编的弹词《啼笑因缘》，吸收文明戏、民间小曲，以新颖的艺术手法，使听众耳目一新，因而声名鹊起。沈薛档是继马如飞、魏钰卿之后，弹唱《珍珠塔》的又一高峰。沈俭安师从朱兼庄，后又拜魏钰卿，薛筱卿亦为魏钰卿弟子，他们说表大方，配合默契，在马调基础上各自发展成独特的流派唱腔沈调与薛调，沈调苍劲而飘逸，薛调明丽而流畅，琵琶衬托更是丝丝入扣，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塔王”。

弹词演员沈俭安

　　此外还有许多响档，如严雪亭，他是徐云志的弟子，原说《三笑》，在当时已有李文彬、李伯康父子的《杨乃武》的情况下，毅然选定《杨乃武》，请人润色脚本，自己研究清代官场礼仪、民间习俗，加工情节，增强冲突，别创一格。还有蒋月泉，初拜钟笑侬、张云亭为师，后又拜师兄周玉泉，他在周调基础上创造了旋律优美、韵味醇厚的蒋调。张鉴庭与弟张鉴国拼档弹唱《十美图》，并创造了苍凉遒劲的张调。刘天韵、谢毓菁弹唱《三笑》《落金扇》闻名书坛。评话艺术家则有擅说《三国》的黄兆麟，以《英烈》著称的许继祥，说《包公》闻名的杨莲青等。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有名的“七煞档”即蒋月泉、王柏荫的《玉蜻蜓》，张鉴庭、张鉴国的《十美图》《顾鼎臣》，周云瑞、陈希安的《珍珠塔》，韩士良的评话《七侠五义》，张鸿声的评话《英烈》，唐耿良的评话《三国》，潘伯英的评话《张汶祥刺马》。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评弹响档严雪亭（左）、蒋月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书坛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演员，男女双档、女单档、女双档、女评话开始活跃在上海的书坛，她们中的佼佼者有徐雪月、醉疑仙、范雪君、黄静芬、朱慧珍等。范雪君演唱《杨乃武》《啼笑因缘》《董小宛》《秋海棠》《雷雨》等，蜚声书坛，40年代后期曾被听客选为“弹词皇后”。

　　这一时期上海的评弹界人才辈出，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创造精神的人才群体。

　　三、评弹艺术手段变革，流派唱腔发展。

　　过去评弹一般是一人坐唱的单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双档演出形式崛起，如前文说到的三大双档，后来又出现了男女双档。双档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便于分别起角色，弹唱方面也使音色、伴奏更为丰富多彩；在演出形式方面，突破了一档独做的方式，更多采用评话、弹词相间的三四档同场演出的花式场子，以适应都市听众的多种口味。这一时期，评弹还大胆吸收了昆曲、京剧、电影、话剧、歌曲等姐妹艺术的营养，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和音乐语汇。艺术手法除说、噱、弹、唱之外，还适当增强了“演”的成分。艺术形式更加成熟和完善。朱耀祥、赵稼秋弹唱《啼笑因缘》时，借鉴文明戏的表演方法，以说、表、演为主，取得了成功。不少艺人向昆曲、京剧艺术等吸取营养，如蒋月泉、张鉴庭、杨振雄、顾宏伯等还专门请戏曲艺人教戏，训练手、眼、身、法、步等表演技巧，从中借鉴并融化到评弹之中，从而增强“演”的成份，补说、唱之不足，给人以更多的实感。范雪君在弹唱《秋海棠》时借鉴电影，引进了“国语”和流行歌曲，别开生面。评话演员张鸿声针对当时都市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加快书路行进的速度，并起足脚色，注重放噱，人称“飞机《英烈》”，颇受欢迎。

　　弹词流派唱腔的蓬勃发展也是这一时期评弹繁荣的标志之一。以前弹词的唱腔主要是书调、陈调、俞调、马调以及一些江南民间小调。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书情内容的变化，听众审美的需要，以及在上海各种艺术之间的交流吸收，一些有创新意识的艺人结合所演书目的内容、人物以及艺人自身的条件，又创造出许多风格各异的流派唱腔。如夏调，由夏荷生所创，其特色是响弹响唱，以俞调为起句，落腔却采用马调，因此俗称“俞头马尾”；演唱时真假嗓并用，唱腔挺拔遒劲，扣人心弦。小阳调为杨小亭所创，由早期的书调演变而来，但加强了音乐性，短腔较多，唱腔爽利清劲，柔中有刚，演唱时真假嗓夹用，俗称“雨夹雪”。杨小亭传子杨仁麟，杨仁麟以单档说唱《白蛇传》《双珠球》，其小阳调特色更为鲜明。徐调，徐云志所创，它的直接渊源是小阳调，徐吸收了江南民歌、小调、小贩叫卖声的旋律，还借鉴了京剧女老生露兰春的唱腔，徐调清越、甜润、软糯，人称“糯米腔”，曾风靡一时，其代表作《寇宫人》流传甚广。周调，周玉泉所创，用真嗓演唱，唱腔质朴淳厚，含蓄隽永，刚柔相济，富于抒情性，所唱《文宣哭观音》《智贞描容》等非常风行。蒋调，蒋月泉所创，在周调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蒋吸收了京剧老生余派、杨派唱腔的因素，行腔上加了若干装饰音，其旋律浑厚婉转，韵味浓郁醇厚，演唱时用本嗓，呈现出一种雍容华美、潋艳浓彩的风格。蒋调于30年代后期形成，当即受到听众的欢迎，开篇《刀会》《杜十娘》《宝玉夜探》等十分风行，蒋调遂成为最常用、流行最广的弹词曲调。沈调乃沈俭安所创，他的唱腔在马调和魏（钰卿）调基础上加以发展，结合哑糯的嗓音，唱来流畅洒脱，清雅飘逸，苍劲而柔美，婉转而韵味浓郁，《方卿见娘》《打三不孝》都是他的代表作。沈调流传极广，亦为评弹主要的流派唱腔。薛调，由薛筱卿所创，它也是在魏调基础上变化而成，薛调旋律起伏有致，节奏明快爽利，咬字铿锵，擅唱叠句。沈薛长期拼档，配合默契，薛筱卿琵琶伴奏极见功力，为沈俭安伴托唱腔，珠联璧合。张调由张鉴庭所创，它在蒋调的基础上，又吸收京剧老旦唱腔的成份，在拖腔转腔方面加以发展，形成苍劲厚重、力度强烈的风格特征。张鉴庭长期与胞弟张鉴国拼档，张鉴国的琵琶伴奏发挥了重要的衬托作用。此外还有严雪亭所创的严调、杨振雄所创杨调、祁莲芳所创的祁调等。三四十年代众多流派唱腔的出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弹词音乐，大大加强了其音乐性和戏剧性。双档的出现和流派的发展还促进了弹词伴奏音乐的发展，前面提到薛筱卿、张鉴国的琵琶伴奏，开始运用支声复调，使伴奏音乐更加丰富动听。

徐调、周调创作者徐云志（左）、周玉泉在会书中拼双档

　　四、文人参与，社团票房出现。

　　这一时期，一些文化人也参与进来创作或帮助润色评弹书目和开篇等，其中有名的有陆澹安、平襟亚、陈灵犀、陈范吾等，倪高风、姜映清等编写并出版了开篇集。评弹的行会组织，除了光裕社、润余社外，还有以男女双档为主的普余社。1936年上海光裕社改组为上海评话弹词研究会，由评话名家黄兆麟任会长，会员百余人；20世纪40年代该会改组，润余社、同义社、宽余社并入，会员达200人，杨斌奎继任会长。该会曾为赈灾、办学、支援抗日等多次举办义演和宣传演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书迷众多，业余评弹票房也纷纷出现，如集明社、银联社、联社、友联社等。这些票房举行义演、编印开篇集等，活跃了评弹活动。

　　五、演出场地拓展，传媒多元化。

　　一种艺术的发展与演出场地及受众的多寡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商业繁荣，评弹的观众、听众日益增加，演出场地有了显著的拓展。30年代专业书场已有数十家，仅老城隍庙内就有得意楼、怡情处、四美轩、逍遥楼、蠡园、明园、柴行厅等七八家之多。三四十年代又出现了一大批新式书场——饭店书场和舞厅书场。饭店书场除东方书场外，还有沧州、南京、中央、大中华等。舞厅书场有米高美、仙乐斯、新仙林、维纳斯等。这些新式书场效仿现代剧场，采用现代化设备，场地宽敞，环境幽雅，座位舒适，可适应较高层次听众的需要和较大规模演出的需要。大世界、新世界、先施公司等大中型游乐场也辟有专门评弹场子，由于观众数量多，流动性大，对扩大评弹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舞厅书场广告

　　另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民间电台如雨后春笋，达五十多家之多，评弹等曲艺成为电台播送的主要文艺节目。许多电台开设空中书场，上海街头巷尾收音机里评弹弦索叮咚，昼夜不辍。徐云志、邢瑞庭、蒋如庭、朱介生、朱耀祥、赵稼秋、蒋月泉等都在电台演播。1935年11月全市有上海、友联、安定别墅、李树德、利利公司等21家电台播放评弹节目，有的电台一天播放10多小时。据1938年11月29日《申报》的文章统计，每天评弹节目各电台加起来有103档，每档40分钟，总计4120分钟。40年代，电台为了给大百万金香烟做广告，以“空中书场”名义集中播送评弹节目，声势更大。广播影响大、覆盖面广，对扩大评弹影响、培养名家、吸引听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杨振雄（右）在电台播唱

　　这一时期上海的报刊也很繁荣。像《申报》《新闻报》等大报经常发表有关曲艺的报道和文章，有的还辟有评弹或曲艺的副刊、专栏。另外，还涌现出许多专门的评弹刊物，如《说书杂志》《上海书坛》《弹词画报》《艺言月刊》《凤鸣月刊》《大方》《南北书坛》等。还出版了许多评弹作品集，如《倪高风开篇集》《大百万金开篇集》等等。

评弹刊物《弹词画报》

评弹作品集《大百万金开篇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苏州评弹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通过众多名家、艺人在苏州、上海等地卓越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活动，评弹艺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曲种，并成为江南最主要的曲种。这一时期的成就为以后评弹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上海市“非遗”专家委员会专家，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