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延年的鲁迅系列木刻版画
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杰出的版画家赵延年先生（1924—2014），与笔者结识于1950年代。当时，他是华东美术家协会（后改组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专职创作员，只有30多岁，却多才多艺，除主要创作版画外，兼长油画、水粉画、漫画等。其绘画造型功底好，现场速写形象捕捉能力很强，时有见到他发表于报刊的描绘现实生活的速写画，生动而富有灵气，以及应电影制片厂之约以油画和水粉画创作的电影海报。
1950年代的赵延年
1956年，上海美协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专门成立鲁迅生平事迹专题版画创作组，由第一代新兴木刻版画家陈烟桥（时任华东美协秘书长和后来的上海美协副秘书长）担任组长，杨可扬、邵克萍、戎戈、赵延年、顾炳鑫等第一代和第二代上海的新兴版画家都是小组成员。他们阅读鲁迅著作，调查、考察鲁迅生平史迹，并邀请鲁迅夫人许广平来上海淮海中路1162号四楼上海美协会议室参加创作准备会议，请她介绍关于鲁迅的形象、性格特征，以及爱好、生活习惯等第一手素材，然后进入构思创作。其中赵延年精心制作了《1933年鲁迅到德国领事馆提抗议书》和《离家》两幅黑白木刻版画。前者是表现1933年5月31日鲁迅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执行委员，同赴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的历史画。后者《离家》则表现少年鲁迅心怀理想离家远行求学的情景，亦属历史画。这两幅版画，当时广受好评，后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
木刻版画《1933年鲁迅到德国领事馆提抗议书》（49×38cm，1956年赵延年作）
要在新中国传承和发扬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事业，必须在高等美术院校建立版画专业系科，来系统培育新中国版画人才。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新中国建立初期改名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改名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首先在1954年筹建版画系，老版画家张漾兮（1912—1964）首任系主任，负责筹建工作。设立版画系，首要的关键是调集师资力量。先是调集了老版画家张怀江、夏子颐、宋秉恒、丁正献、邓野等担任教师，然而师资力量依然不足。于是张漾兮亲自出马，于1957年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介绍信，来上海美协商调赵延年。上海美协支持了他们的商调，笔者当时在上海美协兼任人事工作，参与并支持了赵延年的商调。于是，赵延年顺利地到杭州担任美院版画系副教授（后任教授），致力于版画艺术教学数十年，同时其个人版画创作亦进入成熟和高峰期。在此期间，笔者与他亦一直保持联系，曾专赴杭州探望他，并且专门著文评论其版画创作。1982年撰文《用版画艺术体现鲁迅的文学精神——略论赵延年为鲁迅作品创作的插图》，刊于上海《书林》杂志1982年第4期。后来撰美术史专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200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其中论述了赵延年于1949年之前在上海遵循鲁迅精神创作版画的活动。尤其是在上海解放前夕，赵延年为迎接解放秘密创作套色木刻版画《解放军到，老百姓笑》；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该作品即被大量彩印成宣传画在街头张贴，讴歌上海人民热诚欢迎解放军的历史情景。笔者又将这册美术史专著题赠邮寄给赵延年留念。就在如此与赵延年保持交往的岁月中，他几乎每年都按民族风俗，创作木刻水彩印的生肖贺年卡寄给笔者，以示真挚的贺年。如今，笔者手头还保存着他寄来的《兔子灯》和《猪姑娘》等洋溢人情趣味的木板水彩印贺年卡。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书影
套色木刻版画《解放军到，老百姓笑》（1949年赵延年作）
赵延年，曾用名赵聪，浙江湖州人。1938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9年开始自学木刻版画，毕业于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后在上海大东书局任美术编辑，1941年参加“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投身抗日斗争，创作反映人民心声的木刻版画《抢米》《想起了……》《弃婴》《负木者》《江南三月》（套色版画）等作品。其中《负木者》入选1946年由“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举办的《抗战八年木刻展览》，赵延年也加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当选为监事；《江南三月》被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编入《中国版画集》，1948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赵延年从青年时代直至晚年，毕生致力于鲁迅所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事业，无论是在培育学生的教学重任上，或在个人版画创作上，都坚持版画与人民心连心的创作之路。
赵延年在美院版画系执教，负责指导学生的创作课。他把版画与人民心连心的个人创作经验悉数传授给学生。他经常带领学生深入乡村或城区工厂，接触工农群众，与工农交朋友，感受工农生活，现场写生，积累生活素材，激发创作灵感。他强调必须构思多幅不同的创作草图，反复作比较，选择最佳草图加工定稿，然后正式创作。如此学生的版画创作，大都有着优良的成绩，让他们毕业后受益终生。正如他的学生张嵩祖回忆毕业时离开老师赵延年的情景：张嵩祖当时觉得，毕业离开学校，没有老师在身边指导，创作时心中没有底。赵延年就安慰张嵩祖：“没有离开我呀！我对你反复说过的方法步骤就像一个看不见的老师会陪着你。再说一遍：第一，要深入、仔细观察生活，作必要的现场速写，保证自己有充分的创作素材。第二，构大量的草图，别怕麻烦。第三，在草图上比较鉴别，优先重组。第四，在重组的草图上又一次比较提高，最后定稿创作。这四步是绝对少不了的过程。”张嵩祖毕业离校后，遵循老师的教导而努力创作，成绩不凡，后来成为著名版画家，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教授。
赵延年从美院教职退休后，70至80余岁，版画创作依然不停。回顾赵延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量版画创作，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倾情讴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新生活，例如《和时间赛跑》《移山》《征途》等木刻版画，同时亦创作深情怀念老革命家《林伯渠》等的木刻版画，如此将现实生活与历史人物相对照，来烘托新中国的到来就是老革命家们领导革命队伍奋斗的结果。第二类是深入研究文化巨人鲁迅的品格、精神气质及其历史道路，而塑造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鲁迅斗争活动的历史画和鲁迅肖像画；同时研阅鲁迅的文学作品，为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精心创作插图（有些插图之间的情节连续性很强，实际成为连环画）。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赵延年是创作表现鲁迅斗争活动历史画和鲁迅肖像画，及为鲁迅文学作品创作插图数量最多的画家，且精品多。赵延年于1961年创作的黑白木刻版画《鲁迅》，是鲁迅肖像画中的杰作。画面用简练、粗放、遒劲的刀法，黑白对比鲜明的构图，将鲁迅胸像塑造成在寒风中围着围巾、目光冷对前方、迎风前进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帘，有着令人震撼的强烈冲击力。此画可谓典型地塑造了鲁迅敢于担当历史重任、迎着风险、善于搏击的伟大形象。所以，这幅《鲁迅》版画，自1961年诞生之后，50多年来，被大量报刊杂志和书籍转载；甚至在鲁迅故乡绍兴街头，被放大成大型宣传画，使人远远地就能醒目地见到鲁迅先生这一光辉形象。1963年，笔者赴杭州探望赵延年时，他将这幅42×32cm的黑白木刻版画《鲁迅》肖像原拓件之一，赠予笔者，成为友情永远的留念。
木刻版画《鲁迅》（42×32cm，1961年赵延年作）
赵延年为鲁迅文学作品创作的木刻版画插图有《阿Q正传》《狂人日记》《祝福》《孔乙己》《伤逝》《药》《野草》等。他力求用朴实的“力之美”（鲁迅语）木刻版画语言，来表现鲁迅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使人从视觉上来感受鲁迅文学作品形象的美，并且各部文学作品的木刻版画插图，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姿。《阿Q正传》的侧重点放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狂人日记》把主人公放在寂寞的庭院和荒山的阴影中，以增强疯狂性的视觉艺术效果；《孔乙己》着重在讽刺的格调；《伤逝》运用“晕刻”刀法，以渲染其凄凉的故事气息；《野草》则采取抒情诗意的表现，等等。其中，《阿Q正传》因插图之间前后情节的连环性强，实际上构成一套完整的连环画，所以获得第二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二等奖。赵延年前后创作的鲁迅文学作品木刻版画插图共130幅（其中《阿Q正传》插图60幅，《狂人日记》插图38幅），连同上述创作的鲁迅生平活动历史画和鲁迅肖像画24幅，合辑成《画说鲁迅——赵延年鲁迅作品木刻集》出版。
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木刻版画插图（赵延年作）
鲁迅小说《阿Q正传》木刻版画插图（赵延年作）
晚年的赵延年，将其毕生创作的木刻版画作品，几乎都捐赠给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为此，中国美术馆编辑出版了《中国美术馆藏赵延年捐赠作品集》。
赵延年的木刻版画以黑白表现为主，形成了“以刀写意”、善于高度概括、寓意深邃的独特艺术风格，充分体现着运刀刻作木刻版画的“刀味”和“木味”的艺术魅力。1991年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联合颁发的“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联合颁发的“中国首届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为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版协常务理事、中国美协浙江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版画家协会名誉理事、浙江省文史馆名誉馆员、浙江省漫画研究会顾问。
藏书票艺术
由欧洲传入中国的藏书票艺术，在中国的推广发展，首先得益于鲁迅先生在上海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推动。
藏书票，通常是贴在书籍扉页之前里封上的一种微型装饰画。其幅面，比邮票大一些，通常如火柴盒贴大小，有方形、长方形、直方形、三角形、圆形不等。藏书票的画面，通常是除了标明国际通用的拉丁文“EX-LIBRIS”（意为藏书者签条）外，有藏书者姓名、藏书室（即书房）名称、藏书者所喜爱的花鸟鱼虫等形象或故乡风景，或特意构思具有特殊含义的图像。艺术处理手法，有写实的、写意的、抒情的、象征的、纯黑白的、多彩的不等。既作为藏书者的标记，又作为书籍的装饰品。总之，藏书票图文结合，组成具有艺术趣味的画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藏书者的思想、感情、修养、兴趣，而有独特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文化含量。
关于藏书票的创作，有的藏书者本身是美术家者，则通常由本人设计创作；有的美术家，又常为挚友创作藏书票；有的藏书者，则专门邀请美术名家设计创作藏书票，却需支付不菲的稿酬。
创作藏书票，通常是运用版画形式（包括木刻版画、铜版画、石版画、纸版画、塑料版画等）来创作，故有“版画珍珠”之誉。其中艺术表现力较强、操作较方便的是木刻版画，所以采用木刻版画形式创作藏书票者最多。之所以通常运用版画形式创作藏书票，是因为版画形式便于数十幅乃至上百幅左右的反复拓印，而这些都属原托的原作，显得十分珍贵。原拓的藏书票贴在藏书上，自然更显珍贵。
藏书票，最早发源于500年之前的德国。迄今，发现德国最早的一枚藏书票，是1450年，一枚木刻版画藏书票，德人Johannes Knabensberg所有，画面是一只在花草地上爬行的刺猬，标题为《慎防刺猬随时一吻》。其含义实际上是警告偷书者不要偷书，构思立意颇为别致。
《慎防刺猬随时一吻》藏书票
1574年左右，藏书票艺术开始传入法国，随后在英国、波兰、美国、日本等国流传，1930年代初传到中国。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我国最早创作和使用藏书票者之一，是1931年中国戏剧文献收藏研究家宋春舫先生自己设计创作，以其书斋名作标题的“褐木庐”自用藏书票。随后，在中国文人中慢慢流行藏书票，并在报刊发表文章宣传介绍藏书票。例如，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的装饰画家、藏书家、作家叶灵凤先生，不仅自己设计创作精美的“灵凤藏书”自用藏书票，而且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综合性文化杂志上发表《藏书票之话》的文章，宣传推广藏书票艺术。而鲁迅先生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对于藏书票艺术的创作推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6月，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师李桦，及其学生赖少其、唐英伟、陈仲纲等27人响应鲁迅倡导新兴版画的号召，成立了“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并且创刊《现代版画》丛刊，他们借鉴西洋藏书票艺术，创作了一批运用木刻版画形式，探索中国民族化风格气派的藏书票，原拓刊于《现代版画》第九集“藏书票特辑”和《现代版画》第十八集，由此开始了有一定规模地在中国推行藏书票艺术。鲁迅先生当时以喜悦之情收藏了刊载藏书票的上述两集《现代版画》丛刊，如今，这两集《现代版画》依然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成员创作的木刻版画藏书票（1934年）
但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由于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军阀混战，以及革命战争，战乱不断，民生不安，亦就无法顺利推行藏书票艺术。只有到了1949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走上保卫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富强之路，才使藏书票艺术得到充分推广发展。笔者有缘参与了藏书票艺术的推广工作。
首先，笔者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梁栋、国家水利电力部版画家莫测先生等，著文在报刊发表，制造倡导和推广藏书票艺术的舆论。例如，笔者撰《中国早期的木刻藏书票》一文，刊于1980年北京《读书》杂志第二期，评论介绍1930年代中国早期的一批藏书票作品，并且由此引申开去，呼吁在当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大力发展藏书票艺术。随后，笔者又著文《外国藏书票》一文，刊于1981年《人民日报》社出版的《大地》文化杂志第四期，通过介绍一批外国藏书票，提倡借鉴外国藏书票，来多样化地创作中国藏书票。梁栋著文《袖珍版画藏书票与贺年片》，刊于1982年北京《外国文学》杂志第十期。莫测著文《藏书票艺术杂谈》，刊于198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版画艺术》丛刊第六期。这些文章，都归结到，提倡推广发展藏书票艺术来促进中国民众的爱书、读书、藏书风尚，以提高中华全民族的文化素养。
在上述舆论宣传的基础上，于1983年底，由梁栋会同郭振华（《读书》杂志编辑）、郁鹏（美术史论家）、四川版画家王叠泉等倡议发起，并得到版画界前辈、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李桦、北京《版画世界》主编李平凡的主持，就在1984年3月16日，于中央美术学院宣告成立“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后改为“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并组成首届理事会，笔者为理事之一。同时推举梁栋任会长，郭振华任副会长，邀请李桦先生担任名誉会长，资深老版画家杨可扬、李平凡先生担任艺术顾问。接着创刊了会刊《书票研究》（后改名《中国藏书票》），物色吸收发展会员，开展全国范围的藏书票创作、展览、研究、出版，以及国际藏书票艺术交流活动。
版画家杨可扬为黄可创作的藏书票
开展全国范围的藏书票推广工作，必须借助在各省市建立相应的藏书票组织机构，才能有力推进。于是，在上海版画会中设立了藏书票艺术委员会，在重庆市成立了四川省藏书票研究会，以及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佳木斯市，河北省廊坊市、江苏省无锡市、安徽省马鞍山市，还有天津市、杭州市、武汉市、贵阳市、哈尔滨市、上饶市、本溪市、塘沽市、芜湖市等都相继成立了藏书票研究会，发动和组织会员活跃开展藏书票推广工作。
举办藏书票展览会，是让广大群众直接全面欣赏到藏书票是怎样一种艺术的最好途径。于是，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和各省市地区藏书票研究会，相继举办了全国性藏书票展览会和地区性藏书票展览会。1986年8月24日至9月2日，在上海市新落成的徐汇区文化馆展厅（今“美罗商厦”所在地）举办《首届全国藏书票展览》。之所以选择在上海举办《首届全国藏书票展览》，是因为展出的一千枚藏书票多数是新兴木刻版画形式，而上海是鲁迅先生倡导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策源地，具有深厚历史意义。《首届全国藏书票展览》在上海首展后，又在北京、广州、昆明、重庆、无锡、合肥、西安、郑州、大连、通辽、伊春、乌鲁木齐等地巡展，产生很大影响，促使许多爱书、读书、藏书者产生了需要藏书票艺术的欲望，进而促使藏书票创作的活跃和推广运用。
1986年在上海举办的《首届全国藏书票展览》目录封面和入场券
在举办《首届全国藏书票展览》前后，全国性的藏书票展览（包括国际交流藏书票展览）尚有：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展出的《首届中日藏书票展览》，在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上海分公司展出的《版画藏书票原作展览》，在香港先后展出《中国版画藏书票展览》和《小小版画藏书票展览》，在日本青森市举行《现代中国书票作品展》，另有200枚藏书票参展在日本举行的《书票世界展》，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中国藏书票展览》，以及中国藏书票参加在荷兰举办的《第21届国际版画藏书票双年展》等。国内地区性藏书票展览有：上海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上海总店举办《1988年上海藏书票艺术展览》，在重庆举办《四川省首届藏书票展览》，在江苏无锡市举办《太湖藏书票展览》，在内蒙古通辽市举办《藏书票展览》等等。与此同时，相继出版了多种藏书票集：王叠泉编《中日藏书票作品选》，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梁栋编《中国藏书票选》，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宋珍妮编《一百零一人藏书票》，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张松正编《书票艺术集萃》，由河南海燕出版社出版；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藏书票作品选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等等。还有多位版画家因勤奋创作藏书票，积累丰富的藏书票作品，亦相继出版个人藏书票作品集。例如版画家杨可扬自编《可扬藏书票》，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后，接着又由他人为其编辑两本杨可扬藏书票作品集分别出版。如此不断举办藏书票展览和出版藏书票作品集，标志着我国藏书票艺术繁华春天的到来，呈现社会主义艺林中藏书票艺术一派可喜景象。
我国的藏书票，艺术风格鲜明区别于外国藏书票，而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气派。例如，既有精细的白描线刻，又有如拙朴的似秦汉砖刻；既有如民间年画的浓艳喜气，又有如水墨画的淡雅诗意；既有如敦煌壁画的历史淳厚，又有如唐三彩的玩味不尽，等等。
就在上述推广藏书票艺术的工作中，笔者在与创作藏书票的版画家们多有联系接触中结下了友情。其中就有为版画界前辈杨可扬先生撰写《杨可扬的藏书票艺术》，刊于1993年1月14日《解放日报》副刊《朝花》。另为创作藏书票的版画家莫测、马林海、陶宝庆、张嵩祖、郑通校、林世荣等著文，分别刊于上海的《书林》杂志（后改名《书城》）、《美化生活》杂志、《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以及收入笔者文集《美在乡土——艺术随笔》（1993年，台北正中书局出版）中。这些版画家与笔者友情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表示，则分别为笔者构思创作了具有不同艺术情趣的版画藏书票，贴在笔者所藏书籍的里封上，时有翻阅欣赏，成为友情永远的纪念。
版画家马林海为笔者创作的藏书票
版画家张嵩祖为笔者创作的肖像藏书票
版画家郑通校、林世荣为笔者创作的藏书票
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文化名城，对于藏书票艺术的推广工作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从2004年起，由版画家、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新任副会长邵黎阳先生主持，每两年一届的《陆家嘴“梅园杯”上海国际藏书票邀请展》，已连续举办了七届，既发动我国全国范围的版画家创作藏书票参展，又邀世界各国的版画家创作藏书票参展，并组织相应的学术交流活动，此乃已成为世界藏书票艺术活动的“名片”。另外，由藏书票收藏家、藏书票艺术活动家、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亦收藏许多中国文化名人藏书票，并先后编辑《一纸繁华》和《纸上落英》两册中国文化名人藏书票集，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以全彩版精装出版，借助文化名人藏书票来传播推广藏书票艺术，起着独特的作用。
（作者系美术学科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