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的一生，就像一颗划过夜空的彗星，虽然短暂，却光芒四射；他用最绚烂的光辉，将“革命”的讯息播向大江南北；他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向腐朽的封建专制政府发出了最有力的战斗檄文。
一篇《革命军》，一个忠诚的生命，历史会记住这位年轻而伟大的、重庆出生的革命宣传家和实践家。上海这个都市留下邹容醒目的足迹，也是邹容长眠的地方，我们应大力弘扬邹容的光辉业绩。
邹容长眠于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
一、炽热的爱国情怀
邹容的父亲邹子璠经过多年的打拼，积聚了万贯家财成为一方富商，购地建造了邹家祠堂，他的子女生活优裕。但青少年时代的邹容，胸怀天下，以民族解放、改造国家为己任，物质享受于他如浮云，他并不贪恋这些，一点也没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作风。
少年时代的邹容接触到一些新学书籍和报纸，资产阶级改良维新的新思潮深深地影响了他。邹容曾抄录改良派主编的《清议报》上的一首诗：“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邹容吸收改良派的爱国救亡思想，并在爱国思想的基础上，接触和了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宣传思想。
邹容遗诗
邹容对封建制度彻底批判的激进态度，与他对维新志士谭嗣同的钦佩与效法是分不开的。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激进派的代表，思想锐利，奋不顾身。戊戌政变后，他被捕入狱；面对屠刀，他慷慨就义。噩耗传来，邹容悲愤不已。当时，一切变法言行均在禁绝之列，清政府四处搜捕维新志士，而邹容却毫无顾忌。他称赞谭嗣同“若谭者，可谓杀身成仁也”。他公然置谭嗣同遗像于座旁，并题写了“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诗句表示悼念，并决心做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未竞事业的“后来者”，冲决一切罗网，为救国救民而继续奋斗。正是维新思潮和运动的熏陶与锻炼，邹容单纯的民族自尊感上升为爱国责任感。
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敏锐地感觉到，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国，连谭嗣同这样的英雄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而地处东瀛的日本，在数十年间，却由一个弱小岛国，发展得国富民强，打败了堂堂的一统天朝。不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前往日本，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邹容亦在其列。
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清末的乱世，正值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加紧进行中国革命活动、革命思想迅速传播之际，中国留日学生迅速增加。这批青年学生在国内受到封建制度的长期束缚，一到日本，汲取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更加急迫地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纷纷汇集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革命斗争浪潮汹涌澎湃。
在国内，邹容就十分仰慕孙中山先生。1902年，邹容一到日本，便一面勤奋地学习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历史，一面积极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和革命活动。凡有留学生集会，邹容都要登台演说，言词“犀利悲壮，鲜与伦比”。
特别是他在1903年春节留日学生新年团拜大会上的演说，更是在东京留学生中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在部分留日学生中存在“讳言排满”的倾向，不利于革命运动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确定这次会以“革命排满”为主导思想，开成一次宣传革命的大会。在会上，邹容再次登台演讲，他历数清朝统治的罪恶历史，“大倡排满主义”，措词尖锐，分析深刻，议论新颖，慷概激昂。这次大会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正是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启迪和引导下，邹容开始成为一个民主革命战士，这次演讲就是转变的标志。邹容是民族革命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的革命家。
三、嫉恶如仇的伟大品格
邹容在日本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先生，他们共同写下了一段革命佳话。
陈独秀当时正在日本东京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学习。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专门派遣学监到日本督学，其中南洋学生监督姚煜（字文甫）常箝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众学生的公愤。1903年3月某日晚，邹容和陈独秀、张继、翁浩、王孝缜五人闯入姚煜的卧室，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愤而将其辫子剪掉，悬于留学生会馆梁上，旁边写上“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为此，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捉拿邹容等人，不得已邹容随年长6岁的陈独秀，以及张继等回到上海。
近代上海是维新运动的策源地，也是反清革命的大本营。回国之后，邹容和陈独秀立刻投入反对沙俄强占我东北地区的拒俄运动，继续倡言革命。1903年4月，陈独秀在家乡安徽安庆提出了推翻清政府的主张，希望“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立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邹容在上海又结识了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钊，虽与章太炎年龄相差16岁，但二人意气相投，遂结为忘年交；提出了“创立一中国学生同盟会”的主张，“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的法团，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中者也”。
虽然陈独秀和邹容的这些主张并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充分反映了这两位青年伟大的政治气魄。不久，拒俄运动高涨，邹容两次在张园拒俄集会上演讲，签名加入拒俄义勇队。他还发起了中国学生同盟，联络青年投身革命。在这不断高涨的氛围中，邹容的《革命军》终于在上海及时出版发行。
四、独立之思想
中国教育会在张园举行1903年4月月会，邹容作《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意切情深。同时，他还提出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的倡议，号召全国学生结成大团体。邹容迫切地期望新兴的、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太炎看过后，击节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章士钊为之题签，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1903年5月初出版发行。
《革命军》指出“革命”乃对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的过程，故赞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还从清王朝官制的腐败、刑审、官吏的贪酷，对知识分子、农民、海外华工、商人、士兵的政策及对外的一系列政策，深刻揭露清政府对国人的压迫，分析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明确宣布革命独立之大义在于“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独立之大权”，即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明确鼓吹革命、宣扬共和的著作，全篇二万余字，字字澎湃，句句雄壮；如雷贯耳，振聋发聩。它的发表，在专制黑暗的中国，仿佛狂风骤起，大海怒腾，惊涛拍岸，声冲云霄，乌云弥漫，春雷乍响。从此，反清革命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各地英雄拍案而起，竞挽国家沉沦。
《苏报》大力宣传《革命军》，同时还刊登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等大量反清爱国文章，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仇视。1903年6月30日，租界巡捕在清政府强烈要求下逮捕章太炎。邹容闻讯敢作敢为，不愿置身事外，毅然于7月1日去公共租界巡捕房投案自首，以与章太炎共患难。不久，《苏报》亦被查封。
苏报案清方档案（故宫档案馆藏）
邹容自入狱起，即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同章太炎在狱中赋诗明志，互相砥砺。章太炎曾吟《狱中赠邹容》一首：“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即赋《狱中答西狩》相唱和：“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这些充分表现了革命者临危不惧、勇于献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
青春年少、热血沸腾的邹容具有诸多的可贵品格，他的勇于担当、勇往直前、以天下为己任、善于独立思考的精神，是当下正在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青年人的楷模。值邹容逝世113年之际，我们缅怀邹容，理当弘扬其精神，将邹容未竟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