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有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作为一个早慧的青年，邹容确实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兄长。邹容与章太炎的友谊，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之上。1903年4月，邹容和章太炎相识。尽管二人相差十六岁，而且家庭出身、人生阅历和社会地位都很悬殊，但“革命”这条纽带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邹容为章太炎的《訄书》题署书名，章太炎为邹容的《革命军》主动作序。也曾有人把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合编印刷，秘密发往各地，书名《章邹合刊》。《苏报》案中，邹容追随义兄的脚步主动投狱，他们在狱中同斗争，共鼓励，赋诗言志，相互唱和，患难与共，生死不渝。他们是忘年之交、患难之交、诗文之交，时人称之为“珠联璧合”“革命佳话”。
章太炎（1869—1936）
相识上海 倡言革命
1903年3月，邹容从日本回到上海，在爱国学社认识了章太炎。
此时，清政府内外交困，各地革命思潮泛起。上海的爱国学社就是较为突出的学校之一。爱国学社本为安顿南洋公学的退学生而设，以蔡元培为学校总理。蔡提倡民权、女权，“公言革命无所忌”；学社师生也公开进行政治宣传，主张革命，使爱国学社成了革命活动机关。
当时，章太炎就受聘于爱国学社讲学。章是著名经学大师和革命的鼓吹者，他藐视皇权，倡言革命，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声动一时。而邹容在日本，深受孙中山的影响，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登台演讲，“大倡排满主义”，痛打留日监督姚文甫等，也是一名激进的革命者。所以，邹容回到上海，因为爱国学社的影响力，自然就选择其为落脚处。后经张继引见，认识了章太炎。章太炎一见邹容，甚为惊奇，认为少年英发，非常喜欢，称其为小友。
在爱国学社，邹容雄辩滔滔，气势夺人，风头正茂；章太炎学识渊博，诙谐风趣，坦率大胆，不拘小节。邹容与之一见如故，一见心钦；同时，章太炎也很赏识邹容的锐气与才华。在爱国学社，因为相同的革命志向，章太炎、章士钊、张继、邹容结为兄弟。邹容最年青，被称为小弟；章太炎年龄最长。每次这位小弟来找大哥请教，章太炎都循循善导，还把自己写的《訄书》书稿给邹容阅览，书稿的封面也是邹容题写的。
邹容署章太炎著作《訄书》
在写就《革命军》之后，邹容有感于自己毕竟太年轻，缺乏文采，便向章太炎请教，请他给自己润色一下。《革命军》是邹容思想的结晶，气势宏大，立意非凡，章太炎读完后大为振奋，为邹容的革命精神所感动，热情赞扬道：“感恒民，当如是。”于是，章太炎主动为其作序。他在序言中说自己持排满主义已有几年时间，就是不见真正的响应者，而邹容的这篇《革命军》振聋发聩，为“义师先声”。就这样，二人旗帜鲜明地以革命为己任，互相勉励，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革命兄弟、忘年之交。
章太炎作《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
1903年5月，由《苏报》主笔章士钊题写书名，柳亚子、蔡寅等人筹集印刷费，《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了。《革命军》是上海最早出版的宣传革命的单行本书籍，它如同一道霹雳，炸醒了20世纪初的中国。一时间，《革命军》在全中国广泛流传，甚至被翻译到了国外，总销量超过百万册，在清末革命书刊的销量中排行第一。
1903年印本《革命军》内封
终于，清政府再也按耐不住，迅速与租界方交涉，要求抓捕蔡元培、章士钊、邹容、章太炎等“乱党分子”。大家得知消息后，纷纷出去躲避风头，而章太炎虽然知道巡捕房要来捉人，却以为“革命没有不流血的”，便静候于爱国学社。看到巡捕时，他大义凛然地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我便是。”
当时，邹容已藏身于英国教士所，巡捕房也不敢多问。本来，他可以逃过牢狱之灾；可当他得知章太炎义无反顾地为革命坐牢，又收到章太炎从巡捕房转来的信，对自己以大义相招时，也毅然主动投狱，与章太炎共患难。7月1日，邹容毅然来到巡捕房，“自投罗网”，声援章太炎。
英雄入狱 患难与共
邹容和章太炎的被捕让清政府十分欣喜。本来，清廷要引渡两人，处以极刑。但是，租界当局为维护他们所谓的“治外法权”，拒绝按清律判决。清廷无计可施，只得以原告的方式与两人在租界对簿公堂，直到第二年五月宣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作苦工，刑满释放，驱逐出境。刑期自他们被巡捕房抓捕之日算起，所以，章太炎还需要在监狱度过两年多时间，邹容还有一年多。
宣判后，二人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租界监狱。邹容入狱时只有十九岁，但他已抱定为革命慷慨赴死的决心。好在，邹容有同样热血的义兄章太炎相伴，他们在狱中继续斗争。租界监狱堪称死地，狱中五百人，一年要死一百六十多人。根据章太炎的记载，他们经常遭受狱卒的欺压，多次受刑，痛苦不堪。章太炎对邹容说：“你我身体都不好，又不能受辱，与其死在洋人手里，倒不如早作决定。我三年，你两年，我当死，你当生！”邹容却坚决表示，兄长死了，自己也不能独活。章太炎开导他道：“你难道没听过伍子胥兄弟的事么？你来日方长，我死了，他们出于舆论的口诛笔伐，必会宽待你，你要好好活下去！”章太炎打算自杀，可是狱中没有自杀的工具，于是他只能选择绝食。绝食七日而不死，在狱友的劝说下，他才又恢复进食。
曾关押邹容、章太炎的上海提篮桥监狱
虽然刑期不长，但在那种环境下，两人对于出狱都不抱任何期望。为了激励自己的决心和毅力，他们多次赋诗言志、吟唱诗词，互相砥砺，表现了无与伦比的革命乐观情怀和大无畏精神。
早在判决之前，章太炎曾作诗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即赋诗相唱和：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后来，二人在绝食抗议之前，还共同写下一首《绝命诗》，以诗明志：
第一首
击石何须博浪椎，（邹）群儿甘自作湘累。（章）
要离祠墓今何在?（章）愿借先生土一坯。（邹）
第二首
平生御寇御风志，（邹）近死之心不复阳。（章）
愿力能生千猛士，（邹）补牢未必恨亡羊。（章）
第三首（章）
句东前辈张玄著，天盖遗民吕晦公。
兵解神仙儒发冢，我来地水火风空。
此外，为了缓解狱中的痛苦，章太炎开始研究佛经典籍，邹容也跟着学习佛学理论。然而，即使佛法无边也解决不了邹容的无穷怒火，他依然激愤不平，奋战不休。他给柳亚子、蔡寅写信，阐述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眷恋，始终坚持和反动势力作斗争，意志坚定，毫不动摇。
1905年2月，邹容病倒了。长年累月的折磨加上三餐不继的生活给他的健康带来了很大影响，他多次昏迷，病情危急。章太炎托人购买了一些阿胶、鸡子、黄连等药品给邹容吃，全无效果。章太炎请求监狱长允许自己为邹容把脉开药，未获同意；又请召日本医生来看病，也没有得到同意。最终，邹容在得病40多天后，于4月3日半夜卒于狱中。此时，离他刑满出狱仅剩70多天的时间了。
章太炎抚着邹容冰冷的身体，悲痛欲绝。想起当初二人一同入狱，总以为自己会先死，便可以换得邹容的生，而今却是年轻人比自己先走了，就这样带着遗憾，带着不舍，带着愤怒离去……
邹容死后，出于舆论压力，章太炎的处境大为改善。然而，章太炎仍时刻不忘邹容，他说：“余之生，威丹（邹容字威丹）之死为之也。”邹容的死，成了他永远的痛。
修墓立碑 友谊长存
邹容去世第二年，章太炎获释出狱，随即赴日本加入同盟会，担任《民报》主笔。此后，他辗转各地奔走革命，时常在发表演讲时深情地回忆邹容的往事。1906年，章太炎含泪写成了《邹容传》，并于1907年发表于日本《革命评论》杂志。1918年1月，章太炎来到重庆讲学，专程来到邹容家乡四川巴县，到邹容祠凭吊老友。望着栩栩如生的邹容画像，回首小弟死后自己十多年来所经历的风雨，不禁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章太炎手书《邹容传》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章太炎痛心不已的是，他并不知道邹容去世后究竟魂归何处。直到1922年冬天，时隔17年后，章太炎才偶然得知，邹容生前有位叫刘季平的好友，早在1906年就将邹容灵柩从监狱附近的荒坟地里挖出，秘密运往上海华泾黄叶楼安葬了。当即，章太炎便同蔡元培一起赶到华泾，在刘季平的指引下来到荒芜已久的墓地祭奠邹容。触景生情，众人无不热泪盈眶。
1924年清明节，章太炎再次来到华泾扫墓。这次，他还带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司法总长章士钊、曾任国务总理的李根源等20余位友人前来缅怀故人。章太炎当场挥墨题写了“落魄江湖久不归，故人生死总相违。只今重过威丹墓，尚伴刘三（即刘季平）醉一围”的诗句。他还倡议，众人应集资修葺邹容墓园，供后人瞻仰。在座的友人纷纷解囊，当场捐出1800元用于修墓建碑之费用。后来，众人又在革命友人中陆续筹款2000余元。见资金充裕，章太炎便提出，还可以在墓园四周修建4根水泥立柱，使墓园更加雄伟壮观。
章太炎、李根源、于右任等祭扫邹容墓（1924年）
第二年，章太炎重访华泾，看到邹容墓已经修葺一新，十分欣慰。修整后的邹容墓占地一亩多，坐北朝南，高出周围农田，园内种满花草树木。圆形的石砌墓前树立一块尖顶的青石碑，上书“邹容之墓”四个大字。背后有高大石屏，两边各立一座石亭，高约5米。左亭内碑座上刻有墓志，由章太炎撰写；右亭内则是墓表，乃章太炎对旧作《邹容传》修改而成，由于右任书写。墓园前墓道的石阶上也立有一座石碑，刻有章太炎篆书的“赠大将军巴县邹容墓”9个大字，永传后世。
邹容墓旧影 
邹容墓区纪念亭内的墓志
邹容墓区内章太炎篆书的“赠大将军巴县邹容墓”石碑
斯人已逝，友谊长存。除了为邹容修墓立碑之外，章太炎对邹容的深厚感情还体现在，他在自己住所的墙上，挂了一幅邹容遗像，每月初一、十五沐手敬香。而据章太炎的弟子回忆，章太炎晚年迁居苏州时，也在家中悬挂着邹容遗像，依然为邹容上香，直到逝世。
（作者系重庆历史名人馆文博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