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路位于徐汇区东北部，是一条斜向的道路，西北起长乐路，东南至淮海中路。在这两条或有时尚个性、或显摩登繁华的道路中，东湖路就显得低调了些，幽静了些。不过她曾经是法租界著名的高档住宅区，现在也是上海一类风景保护道路，六十四条永不拓宽的街道之一。

东湖路的辟筑过程与变化

　　东湖路现在长474米，宽15至20米，车行道宽8到10米。如果要讲她的前身，那要比现在长很多。1901年1月30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决议：购买开筑刘家宅路的土地，从距4.2公里的法华大街（Avenne Fahwa）开始，经刘家宅，向北朝静安寺方向，长度估计约1公里。到该年年底，道路基本筑成，长为818米，宽40英尺，即大约为13.92米。1902年9月25日，公董局会议上决定以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之名改名为杜美路（Route Doumer）。

　　该路当时完全在法租界之外，也就是“界外筑路”。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外国人完全可以在租界外“租地”建屋。当形成了一些居住规模后，为了管理及提供一些服务，租界当局就会在这些地方租地筑路，在管理和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收取费用作为维持下去的来源与保障。这条界外所筑道路与其他一些“越界筑路”成为法租界扩展租界的基础，1914年该路成为法租界界内道路。对于该路，有一点比较费解，在现在已经公开出版的《上海道契》中，找不到公董局1901年时在杜美路一带买地的记载。法册道契第148号记载公董局所购土地，从内容上看，似乎就是辟筑该路的买地纪录。该道契提到：公董局从“二十七保七图租业户俞、宋、钱等”租地一段，计“拾肆亩弍分七厘壹毫”“东斜南至宝昌马路，西至善钟路”。宝昌马路、善钟路就是今日的淮海中路和常熟路，也是杜美路最初的起讫点。但是这个道契的年份有一点晚，立契的时间在1903年4月21日，实际上公董局很可能早就开始租用该地了。

法册道契第148号部分

　　初期的杜美路是这样的走向：从宝昌路往北一段斜向，到现在长乐路（旧名蒲石路）处又成为东西向。对于这样的道路走向，当蒲石路东段铺筑并与杜美路东西段相连后，人们开始觉得：“直接贯连之路，反与斜来之路同名，殊难理解。”于是公董局董事会在1931年6月决定：从当年九月一日起，善钟路与蒲石路间之杜美路一段，改名为蒲石路。到了1943年，又以福建长乐改为今名；原来的南北向一段路也改以湖北武汉东湖命名。

　　笔者曾经写过有关长乐路的文章，当时依据《字林西报·行名录》中记载，推测东西段的改名可能在1937年，顺便在这里做一更正，以免有人引用时出错。另外上海当时的一些地图，1932年还将杜美路另一端定在今常熟路，这个可能是来不及更改。至于到1935年，有些地图上还是这样，那应该是地图出错了。

1932年地图中的杜美路

一个已经消失的著名场所

　　现在东湖路、长乐路和富民路三角区域已经是一块绿化地带，中间坐落着我国杰出剧作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田汉先生的雕像。而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里曾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场所，也比现在大了许多，其中的变化也不少。

东湖路、长乐路和富民路三角花园内的田汉雕像

　　初期，这里为杜美路50号，至少在1918年这里已经是美国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或称哥伦比亚乡下总会。当时上海的乡村总会，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乡下总会（即斜桥总会，原址在南京西路原上海电视台处）、德国乡村俱乐部（俗称德国花园总会，原址在今淮海中路花园饭店）。美国的这个乡下总会成立于1917年，也是比较有名的。它是具有一定地位的旅沪美侨（不排斥其他国籍人员加入）的休闲和娱乐场所，会所为一座三层、部分五层的古城堡形建筑。据称该楼是租来使用的，但是也借给其他组织举行一些其他活动。比如由美国各大学毕业的中美学生组成的美国大学俱乐部，每年都要借此地进行一次年宴。1922年3月27日下午五时，美国驻华公使许尔曼抵沪，来到该总会。美国商会与美侨公会做东，以开茶话会的形式以示欢迎。那晚“中美士女济济一堂，进茶点时，并有跳舞，至七时乃散”。同年7月24日，已经来沪的美国海军总长邓璧（Edwins denby）上将，在下午五时受邀到该总会，这次是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亲自设茶会欢迎。那天“俱乐部内马路及草地四周满悬万国大小彩色国旗，随风飘拂，欣欣动人。草地正面之西式房屋内奏妙乐，草地广设藤椅，芳草斜阳，宾主杂坐。俱乐部之美国男女会员几全列席。克银汉君复代表该部竭诚招待，克劳君亦相助周旋进茶点，至六时一刻乃散”。1923年，总会在大西路301号（今延安西路1292号）建造了新的自己的会所，这里一度归于沉寂。

　　不久，有俄国人克伦高夫、鲍石六和国人夏大方等在这里设置万花宫跳舞场，建造房屋，置办椅子、凳子等。1926年有本埠商人李毓华等，自认为上海无高尚雅洁之娱乐场所，特集资在这里合办一个较大规模的公共花园，定名为散花别墅，占地数亩。那时的景色是花木阴翳，绿草如茵，空气清鲜，风景绝佳；还有中西高尚游艺，如音乐丝竹、跳舞厅、酒排间等设备，于当年五月初旬正式开幕。但是这些活动都没有很成功，万花宫跳舞场更是负债累累，万花宫主克伦高夫、鲍石六、夏大方等均曾因为欠人费用而被告到法庭，结果都离开了杜美路五十号。

　　1927年时，拍摄电影的上海明星公司发展很快，那一年打算出品二十四部影片。导演已经分为四组，原来的白尔部路霞飞路（今重庆中路淮海中路）摄影场不够用，特别是两组以上导演同时摄制内景时，就会觉得场地很困难，于是3月初就觅定该处作为新址。全部占地三十余亩，“较原址广逾数倍，巍巍大厦，浓荫蔽日，幽静清逸，绝无尘俗之气，亭台楼阁均极精雅，园草芊緜，树木深翳”。除了利用旧有的大楼外，还拟辟出空地十二亩，建造玻璃棚摄影场四座，其中最大的一座，长一百数十尺，宽一百尺。建成后，称“高耸云霄，窗棂一律用毛玻璃，光线之充足，无以复加。外附化装、电池等室，宜觉其雄伟富丽”。除所有第二、三组正在摄制的时装影片仍在原址进行，准备新拍的四部古装影片（《凤仪亭》《狸猫换太子》《费宫人刺虎》《王昭君》，其中有些是明星出品，有些是代大成公司摄制）全部到新址进行拍摄。6月时，明星公司摄制的新片有五部，其中三部也放在杜美路新摄影场进行。这三部影片分别是：《湖边春梦》（理想剧），由第三组卜万苍导演，杨耐梅、毛剑佩、龚稼农主演；《卫女士的职业》（讽刺剧），洪深导演，丁子明、洪深及客串之陈君与张女士四人主演；《马永贞》，张石川导演，张慧冲、宣景琳、王吉亭、王献齐、萧英主演。

　　7月29日，明星影片公司正式迁移到杜美路50号。“是日上午十时，全公司重要职演员约百数人，齐集旧址，所有各种器具，已先日陆续运往新址，故是日所迁者，仅全公司之职演员耳。迁居时，摩托车数十辆，蜒若委蛇。第一辆为公司新造大卡车，上载‘明星影片公司’招牌一块，及馒首米糕等。另现洋八千元，用红纸裹封，分置砂红盘内，载于车上。第二辆亦为大卡车，制片部及庶务部人员，全坐其上。余则男女明星，及公司职员，三三五五，各乘一辆，徐徐蠕动于霞飞道上。行人见之，莫不驻足而观。汽车之后，为自由车队共约二十余辆。公司中工人信差等，驾驰其止。最末为四位纠纠之压队官，其名曰绿米、罗罗、味米、阿宝。绿米为公司经理张石川之子张敏吾所畜，罗罗为公司职员董湘萍所畜，味米为董事陈伯南所畜，阿宝则安司厨房大司务所畜。此四大压队官，身被铁链式的武装带，由公司茶房四名，导引其前。”

　　新的摄制场所，其条件、设备提升了不少。1930年3月15日，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基本导演华耐斯到该公司摄影场参观。“华耐斯为谈美国电影近况，颇为详细。举凡有声电影之摄制及表演上，颇有新颖之论调。而明星摄演上之种种设备，皆经华氏之参观，称为颇具最新式摄影场之规模。”

　　1931年8月28日《申报》报道《明星公司赈灾游艺会》，其中提到：明星影片公司、明星歌剧社及中央大戏院，联合发起赈灾游艺大会，定于本月三十日（星期日）在云南路中央大戏院举行。闻券日场一元、一元半；夜场一元、一元半、二元，包厢每间最低价定为五十元。欲预购戏券及定包厢者可向蒲石路四百七十七号（即前之杜美路五十号)明星总公司，或仁记路三十五号明星分公司，或云南路中中大戏院接洽。每间包厢，均将由著名电影明星胡蝶、夏佩珍、宣景琳、梁赛珍等诸女士招待。

　　其文中提到杜美路五十号已经成为“蒲石路四百七十七号”，虽然规定从该年9月1日起改名，看来这段道路改名已经稍微有些提前了。

　　1947年的地图上，虽然有长乐路477号的房屋存在，但肯定不是原来的蒲石路四百七十七号；明星影片公司在拟购买该处地方时曾提到“三面贴临马路，即杜美路、古拔路、巨籁达路是也”，这三条马路就是今天的东湖路、富民路和巨鹿路。原来的蒲石路四百七十七号，即早期的杜美路五十号，在该地图上已经是一块绿地了，北边面临的是长乐路。这地方部分土地，后来（约在1929年至1931年初之间）被辟为长乐路、富民路等。

1947年东湖路、富民路、长乐路三路口处的草地

杜月笙的新公馆

　　杜月笙新公馆坐落在东湖路70号，那里现在是东湖宾馆。其中1号楼原建于1934年，现与2号楼相连，是假4层楼花园住宅。至少在1947年前，这两幢楼并不相连，以东侧凸出的小洋楼为界。现在连在一起的大楼，其西侧的1号楼是杜月笙的新公馆。

1947年时东湖路70号轮廓图

　　公馆是一幢混合式建筑风格花园住宅，原建筑高4层(建国后加了一层)，由建安测绘行的陆志刚建筑师设计，新明记营造厂承建。坐北朝南，砖混结构。总占地约1600平方米，建筑占地730平方米，建筑面积1540平方米。平面为五开间，中间三开间为“凹”进形状，两端是对称的两座小洋楼（也称厢房式）。在小洋楼上设计成突出的半六边形样式，这样加上西侧的辅楼，无论在平面上，还是在人们的视觉上，都让人有打破了整幢建筑些许呆板的感觉。立面基本采用对称和分段等古典构图手法，细部装饰比较细腻，略有装饰艺术派特征。二至四层中间有外廊，五层为露台。阳台栏杆属古典样式，为直棂式栏杆。建筑屋面平缓，屋顶檐口券状，装饰考究。南立面用多棵大青石作立柱支撑，墙基用斩假石砌筑，十分坚固。台阶两侧按照中国传统，放置一对石狮子，起守护住宅“安危”的作用。不知道这两只石狮子是否“原配”，他们的样子完全为西式的狮子造型。屋内平面功能布置，全用套间中式布置，室内陈设为法式家具，生活设施非常齐全，房内细部装饰华丽高贵。进门所见的花园，由湖石假山、古亭、小桥流水、参天古木等构成，让人心旷神怡。2005年10月31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现东湖路70号1号楼外景

东湖路70号1号楼台阶处的石狮子

　　说到这新公馆，查阅互联网或者其它一些讲到这建筑的文章，基本上都说这是金廷荪因航空奖券事给杜月笙造的。但是好多事情带有很多的“传说”成分，比方说，这是宋子文送给杜月笙的“礼物”；比方说金廷荪发航空劵获得了暴利，而且是通过作弊的手法得到的等等。对这些“故事”，在下面一节会作一个介绍与质疑。

　　新公馆落成后，杜月笙并没有搬过去居住。1936年4月23日，中国文艺社组织旅行团二十余人到上海，在参观完商务印书馆后，受到上海的李大超、黄警顽、朱少屏等联合上海报馆、书局等文化、教育界人士三百余代表设宴欢迎，地点就在“杜美路杜月笙花园”。

　　抗战期间，杜月笙先到香港，后去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该公馆被军统接收，成立了驻沪办事处，专事拘捕奸逆工作。1946年4月底，因军统局人员复员回京，奸逆案件也全部移交给法院办理，驻沪办事处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奉令撤销。东湖路70号的房屋，由杜月笙收回。不到一年，以40万（有60万、48万、30万等说法）美元卖给了美国领事馆。初为美国驻沪领事馆，后成为美国驻沪领事馆宿舍。杜月笙在建国前夕带全家去了香港，主要就靠这笔钱来过日子。

　　1950年，最初的杜月笙新公馆改为华东局东湖路招待所；1954年改为上海市委东湖路招待所；1982年改名为东湖宾馆。

故事与真实间的疑问

　　航空奖券，在中国首先产生在广东。1932年4月1日，广东省财政特派员公署、空军司令部及广州市商会联合发起航空奖券五百万元，分为50万张，每张10元。在当地销售掉三百多万元，余下近二百万奖券，由广东航空司令张惠长携带来沪，经过孙科等各要人的赞助并帮同推销，不到该月二十日，基本售完，于是又发一批。结果这次销路不是很好，到9月还剩余不少，以至于只能采用向广东省内各市县强制性摊派的方式，近百个单位（市、县、总商会）共摊派了300多万元。由此可见航空奖券不是什么“大礼”，是需要花功夫用心操作，甚至有时需要一定的人脉才能完成的事。

　　那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猖狂，1932年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事，这样势必会遭到中国军队的抵抗。在对日抗战的过程中，经济上的支出必然会有增加，但这些钱从哪里来是摆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眼前的一个问题。在“一·二八”战火刚起的时候，宋曾要求上海银行界借款，但是银行界回答“国内迭次内战，公债罗掘俱穷，目下实无款可借”。国民政府要求全部公务员停薪，只发部分生活费；政府的每月办公费420万元也消减二成，以这些来应付军费支出。即便在上海战事停息后，要应对日本军队的侵略，加强军队特别是增加飞机，还是需要大笔的钱。鉴于日本曾经靠发行航空奖券壮大了空军，又看到广东航空奖券的发行，宋子文觉得以政府名义发行“航空奖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据传，1933年，宋子文赴美，接洽美棉贷款；某天打了一个电报给其好友、上海吴淞商船学校校长杨志雄，告诉他“要发行全国性的‘航空奖券’，要找代理发行人”。或说，当时宋子文电文交代杨氏，“该项奖券决交邮政储金汇业局经销发行，嘱杨转与该局局长沈叔玉接洽”。杨氏把宋子文的电报往口袋里一放，晚上，他赴申报主人史量才先生的晚宴，把这件事说了出来。他们两人觉得这是一个肥差，交给他们的老友、经济上不是很宽裕的杜月笙去办，算是送一个顺水礼物吧。于是史先生起稿，杨氏回电宋子文，问该项奖券发行“能否挑挑杜先生”？不到五天，宋子文复电接受提议。

　　故事听起来有点有趣，可事实经不起推敲。宋子文于1933年4月18日中午，乘“杰弗逊总统”号轮离开上海赴美国。5月1日，抵达美国西部城市西雅图，随后访芝加哥，6日到华盛顿，21日抵达纽约，5月30日离开纽约，乘德国邮轮“欧罗巴”号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国际联盟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而航空奖券在这年1月16日已经见诸《申报》：“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下筹建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办事处，掌管奖券的印制、发行、核销、出纳、总务、文书等事宜。”2月28日出版的《航空杂志》上登载了“宋子文提议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的文章。临近4月底，政府已经决定由财政部发行航空公路奖券二千万元，公债司司长郑莱兼任奖券办事处处长，5月1日正式发行。该项奖券，开始划全国为八个区，分别是江浙区（上海南京两市在内）、山东区（青岛市在内）、河北区（天津北平两市在内）、安徽区、鄂湘豫区（汉口市在内)、江西区、四川区、闽粤桂区(广州市、香港、澳门在内)代理销售。其他如西南的滇黔各省、西部的甘陕新藏等省因交通不便，而且还没有负责代理的人选，因此不发行奖券。发行的各区设立总经理和经理处地点，江浙区由金廷荪任总经理，总经理处设在上海。其他六区也办妥，只有山东区总经理，到5月中旬人选还没有选定。因此即使有史量才等向宋子文推荐之事，也应在宋未出国之时。从其他六个区也有负责代理销售的人及山东区一时无人担任总经理看，只能说明是一种双向的选择。对杜月笙来说，这是一个生财的机会，但不是“礼物”、不是“恩赐”。对宋子文来说，也希望能有杜月笙这样一类的人，能够帮助他筹集部分资金，缓解财务上的困难。

　　由金廷荪担任总经理的大运公司设在四川路七十四号，以开始发售奖券的5月1日为开幕日，负责上海区域（即江浙区）航空奖券的代理销售，额度是一期二百五十万。大运公司以9折的价格，向财政部付款购买航券奖券，据称还可得“回佣一成”。大运公司再以9.2折的价格卖给各经销商，有些经销商如果转手，一般打9.5折。航空奖券总共发行了40期，第41期已经销售出去，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而被全部收回。1933年时，初期发行是三月一次，后改为两月一次，共发行了三期；1934年两月发行一次，总共发行了六期；1935年上半年发行三次，以后因改为一月发行一次而发行了六期；1936年、1937年总共发行二十二期。

　　初期全部的发行量为五十万张（五百万元），奖金设置为：一等奖一张50万元；二等奖两张，各10万元；三等奖四张，各得5万元；四等奖十张，各得1万元；五等奖五十张，各得2000元；六等奖一百张，各得500元；七等奖五百张，各得200元；八等奖100元，九等奖20元等。以后改为每月发行一次后，发行300万元，其中一半作为开奖。一等奖变为25万元，其余均奖项名额增多，奖金减少。

国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办事处公布航空奖券中奖号码

　　杜月笙的新公馆建造于1934年，航空奖券的发行刚开始不久。杜美路新住宅造价据称为30万美金，大约为法币100万，也有说用了法币50万。如果用1933年和1934年全部航空奖券回佣的一半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用这个钱合适吗？杜月笙是大运公司的董事长，不过还有蒉延芳、杨志雄、张啸林等副董事长等，都不要分钱了吗？如果这样，大运公司还能运转吗？都说金廷荪经营航空奖券发了一笔财后才给杜月笙造了这幢建筑，可是时间上有些不合拍。而且“回佣”10%的说法也很值得怀疑。有人统计航空公路奖券总共发行了73期，这个应该是把外区销售的也计算在内，为重复统计，即一期发售，两个地方销售作为两期计算。如果没有遗落的话，从中可以看出，上海的销售占了一半以上。据《申报》所载：上海初期发行二十五万张。全国的销售额第二、三期实际上均在三百五十万多些，其中上海销量特别多。财政部除“全部开支外，可余一百二十万左右”。按照当时规定，奖券销售的一半用于奖金，另外一半用于“除发行及办公费用，暨代销手续费外，概充发展航空及筑造公路经费”。奖金加上“余额”已近达300万，上海即使销售了二十万张，有回佣的话，那就是将有近40万收入（不是大运公司的收入，是上海地区包括向外地销售的全部收入），发行及办公费用似乎也太少了。

　　至于说金廷荪靠开奖作弊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利益，这个也是猜测而已，因为负责开奖的是官方的航空奖券办事处。7月31日在逸园（今文化广场）开奖时，金廷荪坐在看台上，作为有资格的开奖监视员监视着开奖经过。

　　金廷荪其人，在“黑道”上出道是比较早的，初期与杜月笙都在黄金荣门下。1918年时与黄金荣、杜月笙发起贩运鸦片为主的三鑫公司，垄断了法租界内的烟赌生意，以后又涉足英租界，发了一笔很大的财。1927年时，明面上还是法租界特别调查长，杜月笙这时已经成为上海三大亨之一了。因此杜月笙接到“航空奖券推销发行”的好事，肯定不会自己操劳，让“与银行钱业界极有交情”的金廷荪或其他人承办是最好的办法。但新公馆的建造资金不会全部来自奖券销售盈余，那样的话，大运公司的运转将会困难，而且这也和杜月笙的性格不相符合。

　　东湖路上还有不少值得追忆、值得一看的地方，感兴趣的人们有闲时不妨去看看、吃吃、玩玩，对绿树遮阴的道路和文中提到的地方，也会有更深的印象。

（作者系原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