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武康路，真是热闹，像是春天里，一夜之间怒放的花。
不过，在武康路与湖南路口有一座门牌号为“湖南路262号”的大宅子，却总是不为所动安静地立在那里。两扇大铁门从未轻易地打开过，门内浓密的林木甚至遮住宅院的面目，越发给人神秘感。
湖南别墅大门
一
我最早是在郑振铎先生叙述他抗战后期蛰居生活的《蛰居散记》中“读”到这座大宅子的。
1943年至1945年间，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振铎隐居在这座大宅子后面的房子里，曾记下这座大宅子当年的面目：
那时，那所巨厦还空无人居，不知是谁的。四面的墙，特别高，墙上装着铁丝网，且还通了电。究竟是谁住在那里呢？我常常在纳罕着。但也懒得去问人。
有一天早上，房东同我说，“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好么？”
我和他们，还有几个孩子，一同进了那家的后门。管门人和我的房东有点认识，所以听任我们进去。一所英国的乡村别墅式的房子，外墙都用粗石砌成，但现在已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花园很大，也是英式的，但也已部分的被改成日本式的。花草不少；还有一个小池塘，无水，颇显得小巧玲珑，但在小假山上却安置了好些廉价的磁鹅之类的东西，一望即知其为“暴发户”之作风。
盆栽的紫藤，生气旺盛，最为我所喜，但可知也是日本式的东西。
正宅里布置得很富丽堂皇，但总觉得“新”，有一股无形的“触目”与触鼻的油漆气味。
谁的宅子有如此“暴发户”作风？房东告诉郑振铎，这是周佛海的新居，去年向英国人买下的，装修的费用比买房花的钱还多。
难怪有这么多日本元素，主人正向日本人摇尾摆首呢。周佛海是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在当时，真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资料记载，这栋房子，由G·O·WOOTTEN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者是英商锦隆洋行的一位大股东。1943年春，易手周佛海。那一年，汪伪政府“接收”上海法租界，改称上海特别市第八区，为表示华人政府治理的社会氛围，将原法租界内两百多条以西人命名的道路全部改以中国地名命名，福开森路，改为武康路，此宅门前的居尔典路（Route Culty）改为湖南路，而此宅也被命名为湖南别墅。据说，汪精卫来沪常常下榻湖南别墅，与周佛海商量大事，改名武康路是汪精卫在这里做出的决定。又有传说，因为周佛海是湖南沅陵人，胡兰成等人为了讨好他，才有了湖南路和湖南别墅这样的名字。历史总是以各种形态铺展开来，包括那些无法查考的传说，不知不觉中，它们都会化作扑朔迷离的烟云。
武康路原本很安静，郑振铎文字里有关于这里的难得的记录：“这个地方是上海最清静的住宅区。四周围都是蔬圃，时时可见农人们翻土、下肥、播种；种的是麦子、珍珠米、麻、棉、菠菜、卷心菜以至花生等等。有许多树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时候，柳絮在满天飞舞，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一下雨，处处都是蛙鸣。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鸟声仿佛在喧闹。推开了窗，满眼的绿色……”好一派田园风光。然而，随着周佛海这样的大人物的入住，达官贵人们的夜夜笙歌，一切都变了样：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能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九十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
更可恨的是，他们搬进了，便要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我们也被调查了一顿。
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的在做菜烧汤，烟突里的煤烟，常常飞扑到我书桌上来。拂了又拂，终是烟灰不绝，弄得我不敢开窗。
或许，周佛海们早已意识到，他们不可长久的命运，才疯狂地及时行乐？没过两年，他们都沦为阶下囚。1948年，几次背叛自己选择的周佛海在监狱里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而这里，也被作为伪产为军统局接收，次年作为他们统辖的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总会会址。
二
1949年，改天换地的岁月，这一年的下半年，湖南别墅又迎来新的主人，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新的领导者，是他们率领军队打进来让这座城市变了颜色。那是邓小平、陈毅两家，邓家住在二楼，陈家住在一楼。据说有关部门把已经改名为市委小招待所的湖南别墅分给陈毅和邓小平两家暂住时，起初，这位有着诗人性格的市长坚决不同意，认为住大汉奸的房子不但心里别扭，还会被老百姓骂娘。务实的邓小平则劝陈毅：现在已经是政府的招待所了，性质不一样了，等有了合适的房子再搬吧。经他这么一说，陈毅才答应。
有一张照片，是陈毅和邓小平两家人在这个院子里拍的，各自的夫人、孩子都在，其乐融融。这可能是因为邓小平一家要离开这里，奔赴大西南而拍的吧？邓小平在这个院子里住的时间很短，《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入住和离开时间的记录，然而追踪那些与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和邓小平忙碌的身影，不难推断出他在这里“歇脚”时间之短：
1949年5月26日，率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到达上海。
7月12日，从南京乘火车北上，14日到达北平，向中央汇报工作、研究进军西南的战略部署。8月初，返回南京。
9月底，去北京，随后出席开国大典，研究进军西南事宜。
10月21日，从北京南下，在徐州与二野机关汇合，率军挺近西南……
这一期间，邓小平有一个讲话，倒可以说明，他们是怎么赢得那场战争、来到这座城市的。他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
民心向背，甚于船坚炮利，到了这个地步，成败早已决定。
位居高位的领导者的“两袖清风”无疑牵动着民心，夏衍回忆：
解放初期，干部待遇还是供给制，这是从解放区沿袭下来的……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就是市长、部长、司令员的收入要比工程师、名演员的低得多。……举个例，有一次陈老总请刘伯承同志在他家里吃饭，潘汉年和我都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大将军都在愁穷，陈毅同志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帅则说他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同志风趣地对我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的父亲是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的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这个请客，陈毅的家应当是在湖南别墅吧？
陈毅住在这里的时候，正是这座城市经历过战火百废待兴之时，也是他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为城市和百姓奔走之时。“陈毅市长”至今仍然是上海人最亲切的称呼，那是因为，这个市长心里装着老百姓，老百姓的口碑上面镂刻着他。陈毅当时的秘书陈鼎隆曾记下陈毅当年的工作：
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陈毅同志总是设法挤出时间到人民群众中去，蒋介石制造“二·六”轰炸的当天，他亲临杨树浦发电厂检查被破坏的情况，与工人商讨抢修设备，恢复生产的方案；他了解到上海有几十万纺织工人，便到上棉一厂视察工人劳动状况，指示工厂领导要关心女工，搞好安全生产；“六一”国际儿童节，他亲自到人民广播电台给全市儿童讲话，抒发老一辈革命家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他还经常同知识界人士谈话，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勉励他们为社会主义贡献才华……他常说，离开群众心里就不踏实。有一天，他要我找一个里弄干部来市委同他谈谈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市委秘书处请来了一个劳动人民聚居区的里弄干部，陈毅同志同他谈了整整两个半天。这个里弄干部一口上海话，陈毅同志听不大懂，而陈毅同志的四川话，他也听不懂，我就当了“翻译”。陈毅同志从劳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态度，对党的城市政策的认识，群众的思想情况、生活情况，问到邻居相处得怎么样，有没有邻居纠纷，里弄怎么处理的，学龄儿童有没有进学校，里弄有没有幼儿园、托儿所。又问到这个里弄干部一家有几口人，几个人工作，一家工资收入有多少，怎么安排生活的，有没有节余，等等，问得十分详细。
这些山沟沟里闹革命出来的人，何以成为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的领导者，从这些描述中不难找到答案。白云苍狗，人事代谢，虽然，这些人和他们的时代都已经远去，然而，清风吹过，历史的诉说会打破这座房子的沉默回荡在人们的心头。
三
很多人都不曾有机会目睹湖南别墅的风采。它总体为假三层，坐北朝南，呈L形布局。主要居室在南侧，北侧为厨房、卫生间、储藏室等辅助用房。主楼的一楼是客厅、餐厅等，二楼是卧室，三楼是客房和储藏室。卧室外面有大阳台和外露台，高墙环绕中，草木葱茏，这真是一个适于休养的安静所在。或许正因为如此，1962年，贺子珍搬了进来。她是井冈山时的老革命，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湖南别墅外立面
湖南别墅俯视图
湖南别墅，是贺子珍最后一个“家”。这段岁月，国家经历了疾风暴雨，而她则是长长的寂寞。孤独的生活容易诱发内心的不稳定和精神上的刺激，身体也越来越差，她经常处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
1976年，毛泽东去世：
刚得到消息的两天，姑姑没有睡过觉，到了深夜两点，还跑来找我和海峰说话。我们困极了，让她回去睡觉，她不睡觉我们也要睡觉呀。她回去一阵子，又回来，翻来覆去地问：“没有听说主席有病呀，怎么突然就走掉了？是什么原因？”她思维就卡在这个坎儿上过不去。（贺小平口述《姑姑贺子珍的沉寂岁月》）
第二年，贺子珍就中风偏瘫了。以后的时光是在华东医院度过的。1984年，在没有一个亲人陪伴下，她孤独地离开了人世。遗物只有两个皮箱。
或许，有些历史早就翻过了，或许有的永远都翻不过。在岁月的嘈杂中，这座阅尽风雨的深宅大院却总是默默无语。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