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的三幅戏曲人物画
1976年，中国转入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自由港的香港，及其临近的广州市，很想知道大陆内地的文化动向及其代表人物的情况。1979年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来函向笔者约稿，撰写关于原籍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定居上海，已八十高龄的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关良（1990—1986）的文章，笔者就写出《关良的戏曲人物画艺术》一文，刊于1979年11月28日香港《大公报》。随后，又应广州市的《广东画报》约稿，撰《关良的戏曲画艺术》一文，刊于《广东画报》。
笔者撰写的评论《关良的戏曲人物画艺术》
笔者为撰写上述两篇文章，曾先后两次赴上海建国西路高安路西侧，波兰驻沪领事馆对面弄堂里的关先生府上拜访，请他详述其艺术历程中的相关情况和问题。关先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和中国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笔者作为美协工作人员，早就与他多有工作联系，而建立了忘年交的友情，所以见笔者来访，他热情交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艺术经历和所遇到的问题和盘托出。并且边谈边展示其手头保留的多年创作的表现戏曲题材的油画和中国画，特别是介绍他热衷于创作戏曲人物画的缘由及其艺术风格形成的过程。笔者根据上述访谈而撰写的两篇文章发表后，随即携发表文章的香港《大公报》和广州《广东画报》，再赴关先生府上奉赠给他。后来，关先生为了表示感谢，创作了《凤阳花鼓图》《乌龙院》和《官禁民灯》三幅彩墨戏曲人物画，赠予笔者留念。
关良作《凤阳花鼓图》《乌龙院》《官禁民灯》
关良早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较早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1917年东渡留学日本，他先后在东京的川端绘画研究所和太平洋美术学校专攻西洋画，学习古典素描和糅合了法国印象派的写实而又偏向写意抒情的油画。偏爱高更绘画的构图、笔触、装饰性和朴素宁静的意境；亦偏爱凡·高对形体、色彩的夸张，以及如烈焰般的热情和表现力度；同时偏爱马蒂斯单线平涂一类作品的宁静调子、装饰情味。他曾说：“上述三位大师对我的影响都是‘终身制’的。”当然，关良后来的绘画作品（包括油画和中国画），则又从中国文人画和民间年画中吸取艺术养料，而糅合成洋溢东方情味的艺术气质。1923年归国后相继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同时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办的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创造月刊》，茅盾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小说月报》等新文学刊物设计封面和绘制插图，并与郭沫若结下深厚友情。1927年又投笔从戎，参加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反军阀的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艺术股股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投入一系列宣传正义斗争的活动。一生追求真理，待人真诚，品德高尚。
关良作为美术教育家，长时期在多所美术院校出任教授，在如何教学和个人绘画创作的关系上，能合理科学对待，为其学生和美术界朋友们尊敬。据1950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的美术理论研究生、后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的钱景长回忆说，他在杭州国立艺专求学期间，除主攻美术史论外，亦在关良门下学习绘画素描等基础课，予人留下难忘印象的是，关良先生对绘画基础课的教学十分认真严谨，同时又以灵活辩证的科学方法对待。例如，关良先生在给学生上素描课时，总是不断提醒学生必须注意“收”和“放”的问题。他建议，当你画得过于拘谨时，你应该“放”开来，应该在画面上更多地注意“整体”和“感觉”的表现。相反地，当你虽然画得比较奔放，“感觉”还新鲜，可是画中的物体和背景却因结构过于含糊而显得松松垮垮时，你就应该回过头来注意“收”了。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均有其两面性，画画同样不例外。这就是辩证法。应该始终辩证地看问题。这样，才能画出好画，画出生动、结实，而不是僵化、死板的素描。关先生多次用下面这句话来鼓励学生们：“我不相信天才，但我相信天才加勤奋。”他正确地指出，不管你将来画的是什么流派的图画，首先必须打好扎实的素描基础。因此他认真严谨地教学生们素描，打下扎实的绘画造型基础，使他们在各自的艺术实践中获益终生。
关良先生为什么潜心于创作戏曲人物画？因为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热爱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尤其深爱京剧。他在日常工作之余，便情不自禁地投入到京昆等戏曲艺术中，结交盖叫天、周信芳、俞振飞等京昆戏曲名家为挚友。他在杭州国立艺专执教期间，常到盖叫天杭州的府上串门。在上海时，又常到周信芳、俞振飞上海的家里友聚，谈戏，学戏，演戏，还能操奏快板、慢板等京剧各种唱腔的京胡音乐，甚至在整出京剧《捉放曹》中粉墨登场，饰演主角陈宫。在其他一些京剧舞台演出中，亦能串演不同角色。他如此将情感与戏曲艺术融为一体，亦就自然而然将绘画创作的描绘对象集中到戏曲人物上。
关良毕生创作戏曲人物画千百幅（既有油画，更多是彩墨中国画）。其彩墨戏曲人物画，重神似，笔墨稚拙，富童趣，耐人寻味。但是，其画中的“童心”趣味，与儿童自己创作绘画中的童趣是有本质区别的。儿童自己创作绘画中的“童心”趣味是表现儿童本我，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发展到成年人，那种原来本我的童趣就会消失。而关良戏曲人物画中的童趣，是超越儿童本我，是自觉地有意吸取童心的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趣味融入到自己的戏曲人物画中，而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程十发师生赠画
2017年9月起，随着海派中国画大师程十发（1921—2007）的“程十发美术馆”在上海古北地区开建、将于2019年底落成开馆的信息传出，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市美协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立即表示，计划把程十发美术馆作为展览和研究海派中国画艺术的基地，开展对丰子恺、贺天健、吴湖帆、林风眠、关良、程十发等海派绘画大师的系列研究，来促进海派绘画艺术的发展。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文化建设佳音。由此形成程十发的热门话题，笔者亦忆起与程十发先生的相识和友情。
程十发先生
那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程十发一家居在徐汇区延庆路141号，笔者供职的美术家协会则在延庆路南侧的淮海中路1162号，穿过一条小弄堂便可彼此抵达。程十发作为美协会员和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自然笔者多有到他延庆路居宅访谈。
当时，程十发引起人们关注的有三个方面：一是1957年，程十发以工笔画形式和明丽的色彩，创作了独幅中国画《歌唱祖国的春天》，在全国第一届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会荣获一等奖。作品以饱满的构图，描绘明媚春光的江南乡村，在村前田头的场地上，聚集有男女老幼20余人的村民，正在随一位老妈妈歌手，用乡曲一起歌唱祖国美好的春天和未来。画面予人精神振奋、充满希望的气息。这幅作品当时在报刊发表和宣传，而甚有影响。二是程十发以富有历史沧桑感、带有装饰性的古拙线条，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交错运用的独特构图，根据曹禺新编历史剧《胆剑篇》创作的同名连环画《胆剑篇》在《新民晚报》连载。三是他对清末海派中国画主将任伯年深有研究。1961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邀他担任艺术顾问，指导拍摄艺术教育专题影片《任伯年的画》。此时正好集中了任伯年的一批优秀作品，借此机会，上海美协和上海中国画院联合举办了“任伯年读画会”的学术研究。在读画会上，程十发作主题发言，他认为任伯年及其作品有三大特点：（一）任伯年的画，融合了民间绘画的“俗”和文人画的“雅”，而雅俗共赏。（二）任伯年画中的苏武、钟馗、牧童等人物，都画得很有人情味，令人喜爱。而另一些作品，绘有肥头大耳的玩鸟人、耍猴人，实际是讽刺那些游手好闲的剥削阶级。任伯年曾参加“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又在上海豫园，为反帝运动的“小刀会”指挥所“点春堂补壁”而创作《观剑图》，寄托了对“小刀会”的同情。如此表明任伯年的情操人品是高尚的。（三）任伯年父亲是民间人像画手，他既从父亲那里学得民间绘画传统，又从二任（任渭长、任阜长）那里学得陈老莲的振笔白描笔法，再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画馆学习西洋画素描、水彩画，能融会贯通，是创新型画家，其作品用色丰富，构图布局别致多样，描绘人物生动，尤其是重彩金笺画有着独特成就。笔者参与了“任伯年读画会”，并担任记录，后读画会记录稿被收载在龚产兴编著《任伯年研究》一书，1982年由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由于这层关系，1960年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邀请程十发和笔者合作编著《任伯年研究》一书。可是，因当时笔者奉命下乡劳动锻炼和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后三年，而使《任伯年研究》一书流产。不过，当时曾与程十发多次研究撰写《任伯年研究》一书的提纲和结构框架，由此又加深了彼此友情。
后来，程十发出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于1989年7月，应日本“昭和美术会”之邀，又担任上海美协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笔者有幸参加，为期九天，每天与程十发相处，更加深友情。7月22日，程十发在京都昭和美术会创立十五周年画展授奖会上的致辞《祝贺和瞻望》，以及昭和美术会会长西尾草峰所作的欢迎词《加深理解，发展日中美术家的交流往来》，都刊载于由笔者主编的《上海美术通讯》第35期。随后于1991年9月，笔者应邀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组团的“中国美术评论家代表团”，由《美术》杂志主编华夏先生任团长，率团出访日本近二十天，考察日本古今美术。之后，笔者将上述两次出访日本的感受写成随笔集《走进樱花美术园》，2002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美术史保存下来。
程十发与西尾草峰在昭和美术会创立十五周年画展授奖会上的发言稿
《走进樱花美术园》书影
程十发，上海松江人，出身于中医世家。他是天才型不断探索创新的艺术家。1941年毕业于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初学山水，继学人物和花鸟，后发展为通绘山水画、人物画和花鸟画的通才型画家。在上海美专求学时，主课老师为吴昌硕的高足王个簃（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程十发夫人张金绮，原来是上海美专中国画系程十发的同班同学。张金绮一直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专学王个簃的绘画技法，而程十发一开始就不安于专学王个簃，亦学其他国画老师的绘画技法，以及课外研究各类中国画技法，同时研究西洋画系师生的作品，从中吸取艺术养料。所以说，程十发一开始，走的就是艺术创新、绘画语言表现多元化之路。如此在绘画艺术上的不断探索和创新贯穿了他一生。
程十发绘画艺术的发展，首先得益于投身连环画创作。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上海成立（后改组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吕蒙（版画家、新四军老干部），赏识程十发的才华，邀程十发入社担任连环画专职创作员。而连环画创作，犹如拍摄故事电影，画家既是导演，又是演员，安排分镜头（每幅画面）之间故事情节发展的连续关系，每个画面的构图布局，故事中不同人物的造型、服饰、性格特征的设计描绘等等，都得由画家一人来完成，这倒是充分磨炼了程十发绘画创作全方位智慧和才能。程十发先后创作的连环画有《老孙归社》《幸福的钥匙》《葡萄熟了的时候》《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列宁的故事》《孔乙己》《阿Q正传一〇八图》《伤逝》《画皮》《胆剑篇》《召树屯和喃诺娜》《亚碧与山罗》《姑娘和八哥鸟》等，故事题材包括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少数民族生活、故典文学故事、鲁迅小说故事、俄国十月革命故事等。多样化的题材故事，促使程十发开动脑筋，采用多样化的绘画语言，既有模仿欧洲细密严谨的铜版画样式，又采用我国传统细柔的游丝白描，以及独自创新的夸张奔放的线描，还有工笔，或以工带写，纯写意笔法的水墨、彩墨等。其中有突破意义的是，1957年程十发应云南省之邀，赴孔雀之乡傣族地区写生。从德宏到西双版纳，从怒江到澜沧江，那遍地森林花草、清水流淌、宁静诗意的大自然景象惊呆了程十发，他激动不已，情不自禁地画了大量现场写生。就此，在程十发的绘画语言中，出现了彩墨交融、鲜丽明畅、激情写意、抒情性强、洋溢诗意、带有夸张性笔法，来创作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连环画，以及许多独幅中国画作品。其中有一幅根据傣族民歌《小河淌水》创作的独幅画《小河淌水》，以彩墨充满诗意的笔法，描绘一位美丽的傣族少女，肩挑一副竹篓担子，装着从山间采摘的山药和山果，手提裙摆，轻盈地淌水过小河，嘴里则唱着《小河淌水》的歌曲，予人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上海美协为程十发举办云南写生作品观摩会，笔者在那幅《小河淌水》前久留欣赏不宁离去，程十发见笔者如此喜爱这幅《小河淌水》，就悄悄地复制一幅赠予笔者。后来，笔者的一位朋友，在笔者家里见到此画，亦甚喜爱，朋友再三要求笔者割爱，亦就将此画赠给了朋友。
然而谁能想到，突然来了一场错误的运动，程十发的许多画作都作为“黑画”被批判。1974年，在南京西路456号上海美术展览馆举办“黑画展览”，陈列有刘海粟、林风眠、关良、吴大羽等绘画大家的所谓“黑画”，而程十发的工笔兼写意的《芭蕉锦鸡图》等作品竟然有30多幅。其实，当时许多人去参观所谓“黑画展览”，实际上是悄悄地欣赏这些大师的绘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黑画展览”中还发生了失窃“黑画”的状况，实际上是有人把“黑画”偷去作为艺术宝贝来珍藏。
1976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作为中共党员艺术家，程十发奉命出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不仅自己重又燃起艺术创作的激情，而且带领画院全体画师进入绘画创作的热潮中。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以大爱精神关怀画院职工。他了解到画院职工有十多户的住房十分困难，而上海市文化局只能分配一套住房给画院。作为院长的程十发，反复思考必须在院长的任期内解决画院职工住房困难问题。怎么办呢？别无选择，只有靠自己在社会上的名望和影响力，出售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获得款项来购置住房解决问题。于是，从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他经常加班加点，先后精心创作了注重艺术欣赏性，包括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等大尺寸的中国画作品30多幅，被海外一位收藏家购藏，所得巨款，购了十多套住房，终于解决了画院十多户职工的住房困难。此乃成为历史佳话，盛传美术界内外，人人闻之赞不绝口。
程十发从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任上退下来时已是75岁。他面对自己的生命已进入晚年，深思要解决好自己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他将自己毕生创作积累下来的一些重要作品（包括连环画画稿），以及个人用稿费历年购藏作研究之用的宋、元、明、清、近代书画122件（包括宋画1件、元画4件、明代书画62件、清代书画53件，近代书画2件）整理之后，作出决定，致函上海市文化局领导，将上述个人创作的作品和历年收藏的古人作品，捐赠给上海中国画院，由国家来收藏保管并供人们研究，这样最为安全妥当。此又成为盛传美术界内外的历史佳话。
程十发致上海市文化局的捐赠报告
如今，在笔者居室的一隅，挂着1980年秋，程十发与其第一位女弟子汪大文，合作赠给笔者的一幅彩墨画《杏熟双禽》。每日鉴赏此画，亦总是怀念着程十发和汪大文。此画的画面是：先由汪大文在宣纸上开笔，用淋漓的彩笔，画了几串掩映在绿叶中的成熟黄杏，其中一串黄杏还拖到了下方。接着，程十发以略带夸张的彩墨笔法，在下方画了两只慈爱的母鸡，安静地比肩向左而坐，母鸡的左侧和下方，则用青花彩笔画了几片竹叶作点缀，整个画面呈现一派宁静休闲的意境。最后，程十发在画面右上方落款：“黄可同志属，写杏熟双禽，大文十发于上海画院。”并钤上“十发”朱文印。而在画的左下方，则钤上“汪大文”朱文印。
杏熟双禽（程十发、汪大文1980年作）
（作者系美术学科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