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罗孚友朋书札辑》一书出版，特地向编者高林（徐时霖）先生讨了一本。他的祖父是徐铸成先生，与我祖父夏衍是老朋友，而罗孚（罗承勋）先生也是我爷爷的老朋友。
20世纪80年代的夏衍和罗孚(左起：夏梦、夏衍、香港摄影家陈复礼、罗孚)
几层旧谊的关系，使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
但是，书中却没有收录我爷爷的书信。
向徐时霖先生求证，徐先生证实说：“没有，罗孚的收藏中没有夏公写给他的信。可能是没有写信，如写了，罗孚是不会不保留的。当时罗孚多次到大六部口去过，我在（19）86年和（19）87年，曾跟罗孚一起去你们家见过夏公，当时还有范用先生等。罗孚在一些文章中也写过和夏公的交往。”
这正是罗孚“北京十年”的时期，他当时的笔名是柳苏，柳宗元的柳，苏东坡的苏，隐喻他本人所处的境遇。
我要说的是罗孚跟我祖父交往的另外一件更早的事情，犹如严冬过后的一股暖流。
在已经出版的“夏衍书信”中，的确是没有夏衍致罗孚的文字。但是罗孚的名字曾经在夏衍书信中出现过不止一次，最为集中的是在致李子云的一组书信里。那是在1977年的10月过后，百废待兴。
1977年的7月25日，祖父终于恢复了组织关系，这恰恰是他党龄满50年的时刻。去信告知李灏、柯灵等诸老友。在给柯灵的信中，他用了“雪后青松，更显得苍劲有力”这样的字句，以示他心情的快慰。
复出后，他开始考虑去上海治病的事宜，主要是做白内障手术和治疗在监狱里被踢断股骨颈的右腿。
我祖父在那一年的9月16日去了上海，住在他瑞金一路的二姐沈云轩家。李子云告诉我，那是她自1962年，与我祖父整整15年未通音信以后的第一次见面。看着自己原来健步如飞的老领导，如今要拄着双拐拖着残腿走路，她的心中唯有“悲愤”之情。
尽管祖父一再交待“上海熟人太多，……所以想有选择地会见几个老朋友……同时，我留沪时间不长，还想检查一下身体，故请你暂时‘保密’，免得惊动那些可见可不见的‘朋友’也”。但当时上海的老朋友们还是闻讯纷纷去看望他。
体检以后回到北京，祖父在10月20日给李子云的信中写到：“（瞿）白音、（田）念萱同志的信收到，好在要做手术也要在明春，慢一点也不妨事。”
这里指的应该是股骨颈置换人工骨的手术。10月31日他再一次致信李子云：“念萱同志来信收到，可能上次写的规格、数量都不够清楚，所以已把原透视片寄给袁宗灿，请陶大夫再开一张详细的规格、尺寸……届时仍请你转交白音同志转给田鲁代办。（同时，还请你复写一份，因万一香港办不到，郭老的日本夫人说她可以到日本去买。）”
这里提到的袁宗灿是夏衍在上海的外甥。而田鲁，即后文所提到的查良景的笔名，是电影编剧，解放初期由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调至香港长城影片公司。
人工骨的购买似乎一波三折。转年间刚到春节，祖父又写信给李子云：“今天是‘年初三’，趁没有客来的时候，给你写这封信，祝贺新年。……昨日接念萱同志来信，关于托查君买人工骨的事，一下子搞胡涂了。她说《大公报》的某君已‘买好带京’，但前几天《大公报》的罗承勋来看我，说去找过查良景，查说‘没有收到尺寸’所以未买，希望赶快把尺寸、图样寄给他去云云。罗在京十天，回港前又来问我尺寸寄出了没有？我说已由洪遒带去，由洪转给查了。而现在从田大姐的信中看来，查并未收到尺寸图样，这样，事情如堕至黑雾中，弄不清楚了。我再三思维，只能要袁宗灿再弄一份尺寸规格，直接寄给我，由我处直接交给《大公报》在京代理人，由他们去办，不必再经过查君转手了。念萱同志两次来信，均未写地址，所以只能托你转告，并致谢意。”
终于，在月底，此事有了下落。“人工骨已由费彝民带来，昨日散会时碰到他，他说此件是罗承勋买的，是查良景把尺寸型号交给了罗，罗买后交费带回的云云。费并说，罗不肯收钱，为了‘略表敬意’，这当然不好，会后我当再和费讲清楚。东西现在费处，他说会后送到我家。此事请告白音、念萱同志，谢谢他们的帮助。”1978年2月28日，祖父赶紧写信告诉李子云。
手术决定在上海做，所以一个月的功夫，“人工骨已带给袁（托柯灵带沪的），如尺寸型号符合再考虑去沪时间，还有，请田（念萱）再写信问查良景，请查了解一下人工骨的价钱，因罗承勋不肯说，我无法还债也。”（夏衍致李子云，1978年3月23日）
碰巧同年，罗瑞卿将军赴德国做人工骨置换手术，术后因心肌梗塞于8月3日去世。此事使我祖父彻底放弃了做人工骨置换手术的念头。
他这是第二次放弃腿的治疗了。第一次是在监狱里，因为给他吃橡子面，导致胃出血，问他是治胃还是治腿？他选择了保胃弃腿。
买回来的人工骨在家里放了有一阵子，“债”后来肯定是还了，这是我祖父的风格，至于是如何处理的，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最初购买的出资人是罗承勋，2005年《夏衍全集》整理出版时，李子云才把这批书信公开。
那时，罗孚先生仍然健在。他对我祖父的“略表敬意”，让人想到了吴祖光当年送给我祖父的诗：“损目折肢事可伤，曾经百斗战魔王。龄同世纪功同寿，谤溢江河罪满墙。”
损目折肢，从此伴随着祖父的晚年；但祖父枯木逢春，老而弥坚。
我小时候对罗孚的印象，是在我们搬到大六部口以后，只知道他是个香港人，在《读书》上经常读到他的文章，更多的时候，我祖父习惯称他的本名罗承勋。
那时候，我们家里每天都有一卷一卷的香港报纸寄来，祖父跟香港的左派媒体有着紧密的联系，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罗孚，香港《文汇报》社长吴荻舟，总编辑金尧如，都是他的老朋友。
我祖父有过“白头记者话当年”的办报生涯，并且在1948年接替章汉夫任香港工委书记，负责与各个民主党派联络。
1986年，范用给我祖父送来了三联书店给罗孚出版的书《香港·香港……》。
“范用同志：
手札及赠书，均收到，谢谢。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对他们给以友情的慰藉，发挥他们的余热，应该说是‘古道可风’，甚佩。罗孚回京后，可请他来舍一谈，当然我并不想了解这件事的底细。严寒已至，望多多珍摄。问好！ 夏衍 八六，十二，十六”
据说范用接到信后复印给了罗孚，然后，罗孚就去了大六部口14号。这封信的原件，现在应该是跟范用的藏书一起保存在上海出版博物馆。
“以后，罗孚多次到大六部口去看望夏公，夏公当然也没有问什么‘底细’，只是和罗孚谈论文艺、品评作家、懒寻旧梦，还有他们共同喜爱的猫……”（高林：罗孚和他的《北京十年》）
很多时候，语言是多余的。
有人曾经问（黄）苗子伯，这一辈子的坎坷，收获了什么？他讲，爱情就不用说了，一生收获最多的是友情……一旁的郁风阿姨听着频频地点头。
我想，这恐怕是我祖父及周围老朋友们的共识，以“二流堂”尤甚，那一伙子老伙伴们，在风雨兼程的几十年间，如果没有友情的支撑，是很难熬的。
当他们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等待着的依然是老友们的来信。
“罗兄：……你一走，我们真的感到很寂寞了，尤其是宪益的小客厅，先是少了二黄（苗子、永玉）和郁风，现在又少了一位，侃大山也侃不起劲了。”
“萧铜已见到，约丁聪一起到西四小吃街喝二锅头，花生，毛豆，爆肚，外加一碗刀削面，这次三个人喝了八两酒，在我算是破格。”
“罗兄：舒湮兄来电话告诉我，才知道兄中风住院，我一直为此担忧，总觉得兄过于劳累，果然不出所料，舒兄说你一出院，又应酬起来，让家人扶着去，又叫我不知如何劝你才好！酒是无论如何不可再喝，实在不行，用嘴唇沾一沾就是，文章你不能不写，但拼命万万不可。朋友的事，也不可像过去那样过份热心了。总之，我们在北京的，对你一万个不放心，我只好求你看在朋友的份上，保重又保重！
我的腿已好得多，但还是不灵，走路十分吃力，因此，我只好收心养性，坐在家中。苗子夫妇回来时，朋友们倒来我家聚过几回，苗子说，他们如回北京定居，一定要搬到方庄和我为邻。这里环境甚佳，我的房子也算宽敞，阳光暖气充足，可以不再受冻，就是僻居一隅，朋友们来一趟打的要花不少钱（丁聪一来一往要五十几块钱）。
我过着刻板的生活，晨起收拾房间，然后听新闻，等中午来报。幸好收到朋友的赠书不少，还可以消磨时日。宪益的诗集印得很漂亮，是兄出了大力，还花了不少钱。他把我正式归入二流堂了，唐瑜来，说要把堂主交椅移交给我，我怎么担当得起。……”
“承勋兄：……我认为您还是迁回香港的好，来往的朋友多，不致于寂寞。我现在还是跟从前一样过日子，老朋友有机会就聚会。只是乃迭、凤霞、舒湮这几位不在了。苗子、郁风又从澳洲回来了，搬到很漂亮的公寓，十分高兴。上星期请丁聪、宗江夫妇和我吃了一顿，很开心。”
“罗兄：老友聚会越来越困难了，走不动。亦代完全不能出门。祖光自凤霞走后，不大说话了。每次见到他们，心里很难过。……我今年七十七，望八了。大毛病没有，只是精神不如以前，除了午睡不可少，吃过早饭也有点昏昏欲睡，要坐着打一回盹。
夏衍与吴祖光、新凤霞（1953年摄于上海夏衍寓所门前）
丁聪动手术后，还是依然如故，宪益情绪尚好，想得开。只是难得去看他，从我家到他住处，打的一来一往需百元，自从搬来方庄，朋友也来得少了，……”
“承勋兄：老伴于去年九月突然脑溢血，昏迷未再醒来，就此分别。遭此变故，难以接受，心绪很坏。……我现在很少出门，老哥儿们走的走，老的老，难得见面。……平日在家看书看报刊消磨时间，晚上女儿女婿下班回来（他们已搬来住），白天无人说话，颇感孤寂。我身体还可以。”
以上，是晚年的范用致罗孚的一组书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友的惦念，对老去的哀伤，满纸的“孤寂”。这种情绪也出现在了一向坚强乐观的沈峻阿姨写给罗孚的信里：“最近华君武，心肌梗死住医院，不太严重，已恢复。潘静安也心脏病突发，差点完蛋，现也缓过来了，看来，上帝已开始向我们这批人招手了。”（1993年8月7日）
这是“二流堂”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呈现的另一面基调，这种灰暗的色彩不同于以往活跃的“二流堂”及受难的“二流堂”。曾经活色生香的老人们正在走向垂暮，“故旧凋零，老境逼人”，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罗孚兄：新春恭禧！……今晨得夏公谢世噩耗，一代左翼文坛巨匠，从此永诀。我少年有幸追随，恩重如山，悲痛之深，兄当可想象得之。……今日居家不出，心绪暗澹，幸恕草草。此颂春安 柯上国容附候 1995.1.6”
一贯严谨的柯灵先生在写这封信时，大概是心情已经悲痛到极点，情绪很坏，以至于把落款的时间写错了，整整早了一个月，我祖父是在1995年2月6日凌晨去世的，当时正值春节假期。
对于他们这样一生都保持高傲尊严的老文化人来说，亲朋的离去、身体的病痛、人情的冷暖和境遇的窘迫，不会轻易示人。而在《罗孚友朋书札辑》中，这种倾诉是常态，并且，还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
“罗孚兄：年前收到你的结业报告，欣慰之情，悦如身受。……估计你已平安到达老家，过了特别愉快的春节，真值得好好的祝贺。愿新岁给你带来更多的幸福！……”柯灵在1993年的1月的这封信里，畅想着次年的5月，能够偕夫人陈国容校长同行，受邀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此次香港之行，对他们夫妇是阔别后重游，感慨良多。
“孚兄：……这次去港，名为开会，实有私衷。一是国容四九年后未到香港，让她开开眼界；一是香港有些朋友使人怀念，我很想看看。……我已到八五之年，以后大概绝少机会再作港游，九七之后，变化更未许逆料。想到陈寅恪赠吴宓诗，有句云：‘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思之怃然。”（1993.6.23）
与范用的孤独不同，柯灵晚年的难言，应了那句电影台词：“没想到人生最难翻越的，是生活。”
20世纪90年代，柯灵要卖“齐画两帧”解困，整个过程颇费周折。依照他的性格，这件事，一定是要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的。他向罗孚求助，信中道尽原委。
“……接到我八十岁的老学生来信，知已将鬻画之事奉托。此事只好麻烦你了。笔墨生涯，当了此一生，绝不做他想。但商潮澎湃，生计越来越困顿，我不得不把改善暮年生活，稍苏积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上面。……”（1993.6.23）
“孚兄如握：奉书欣慰。鬻画济困。重劳心力，于心不安，感谢之类的话就不说了。
商潮勃兴，文士途穷，殊非所料。一向以淡泊自甘，但修养不到孔门颜回的程度，颇以竭蹶为苦。‘文革’之后，烧水器一去不返，每有机会住宾馆，第一事即效太真故事，兰场沐浴，清除污染，事毕看看浴缸之脏，不免英雄气短，羞见仆欧，一如楚霸王愧对江东父老。老舍《老张的哲学》中，说老张一生只沐浴三次：一次出生，一次结婚，一次去世。我比老张路犹宽，思之不觉莞尔。
涸辙之鲋，不求湖海之大，得西江一勺水，优游卒年，不至有朋自远方来，连招待到市楼一饭也自渐无力。于愿足矣。
此举志在救穷，不在救急，不妨稍待时日，待价而沽。一切由兄主张，仰仗鼎力。倘能于腊尽春回之际解决问题，得以欢庆春节，自是一大佳事。……”（1993.7.28）
“孚兄：……鬻画之事，给你添了许多麻烦，此事稍得善价，就可以了。文士贬价，我现在的月入已低于电影局的门卫。日前与桑弧通电话，他也感慨万千，深苦寒酸。清寒本是常态，但不期艰窘如是而耳。”（1993.10.22）
“孚兄：……鬻画事多承费心，仍乞鼎力。能卖到八万乃至七万一张，也就算了。只是希望力争速决。国容思女情切，而老境日深，很盼早日游美，了此一生心愿。
近出《六十年文选》，已嘱出版社寄呈，想已达览。此书得到稿酬一万七千，已以万二装空调，当可解冬寒夏热之苦，余款正好付积欠房租。经济转轨，文人生涯愈益清苦，真是无可奈何。……”（1994.4.18）
“罗孚兄：……卖画之举，原是书生末路，不料竟如此之难……”（1995.5.27）
“……画款已全部收到，劳神心感，恕不作泛谢。赴美探亲，曲折甚多，难于罄述。将来有缘，夜雨西窗，当为剪烛之谈。”（1995.2.6）
柯灵先生写的书信，依然散文大家，高手落笔，其窘迫的心态，在他自己的描述下，信手拈来，谴文造字，精雕细琢。是美文，又是真实的记录。
罗孚也是一位收藏家，同样是卖画买画，到了沈峻阿姨的笔下，就变成了一件快乐开心的事情：
“老罗、罗太：来信及钱都已收到，胡公目前正犯痔疮，卧床休息，没有作画。家中存画无红萝卜，只有两根胡萝卜状的红萝卜，不知你们要不要？或者其他题材也可考虑？什么样的题材？题上款无问题。关于上款问题我们有这样一番对话：
‘画上请你题上款。’
‘题上款要加钱呦。’
‘你真是财迷心窍，写几个字还要钱！’
‘齐白石就是这样的。’
‘你是齐白石吗？’
‘我胜过齐白石。’
‘请你不要捣乱，否则我不买了。’
‘好吧，这次看在你面上，不要钱了。’
这就是胡公。”（1993.8.7）
胡公是胡考，他的水墨画，取法八大。
性格即命运，活泼的沈峻与调皮的胡考，跃然纸上。穷，也可以穷欢乐。这是我认识的“二流堂”性格。
来到北京后，罗孚化名“史林安”（出自杨宪益诗文“风尘谁识史林安”），被黄苗子、郁风调侃成“史临安”，借指南宋偏安之地杭州。
羁旅京城的十年，成就了文人罗孚，他开始了专栏写作，做起了廖承志口中的专职“罗秀才”。而他的最大收获和慰藉是交游，与“二流堂”等一票文化人成为挚友。
1990年，罗孚为我祖父写了一首祝寿诗：
“寿夏公九十
狂飙过后又重阳，战地黄花自傲霜。
旧梦懒寻嗟白干，新姿倦看斗红装。
一身影剧文坛史，几许春秋笔伐章。
世纪同龄跨世纪，祝公健步寿而康。”
直到十年后某一天，沈峻写信告诉他，去年秋天他们夫妇去杭州参加了夏衍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及故居开幕仪式。
转眼间到了2001年，离曲终人散的日子不远了。
罗孚在最后的几年，虽然多次北上，可是京沪两地的老朋友越来越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罗孚友朋书札辑》中的人物，如今均已谢幕，我祖父、“二流堂”和罗孚……他们的故事，有的留了下来，有的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历史就是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它的全部。
（作者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夏衍孙女）
